最近媒體報道，中紀委又把反腐鋒芒指向前央行行長、天津市長戴相龍，戴未出席其妻的葬禮，估計已被中紀委控制審查;而在此之前，戴的女婿車峰已被有關部門拘留審查。一時之間，國內外媒體，紛紛報道戴是溫家寶時期的重要閣僚，但避免提及戴曾是朱鎔基時代的左膀右臂。
朱鎔基自一九九一年四月，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九三年三月起，當時的總理李鵬休息養病，朱受鄧小平委託，出任常務副總理，實際負責國務院日常工作。
當時中國的經濟形勢在鄧小平南巡之後，經濟過熱，通貨膨脹，銀行金融系統信貸過多，亂象叢生。鑑於此，朱鎔基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到一九九五年六月兩年時間裏自己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在任央行行長期間，朱鎔基抑制了當時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以及金融市場的混亂苗頭，在總量上控制住了過高的固定資產投資。通過四年有力得當的宏觀調控，他成功完成了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任務，抑制住了國家經濟增長過熱的現象，實現了「軟着陸」。
戴相龍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從交通銀行副行長，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董事長任上調任央行副行長，作為副手輔佐朱鎔基，於一九九五年六月，接替朱鎔基榮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並且一直擔任此職到朱鎔基任期結束的三個月前，也即二零零二年的十二月，卸任交班給周小川。
在輔佐朱鎔基的九年多時間裏，戴協助朱首先做好金融方面的宏觀調控工作。如命令全國銀行行長在三個月內，儘快把搞「股票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的貸款收回來，否則，將追究各行行長的領導及個人責任。對三年以上的長期存款和國債，實行保值儲蓄，採取零實際利率。此舉對制止通貨膨脹，抑制基建投資過度，防止經濟過熱，取得了關鍵性作用。
在此基礎上，戴相龍協助朱鎔基推出的財稅制度、金融體制、及其他相關改革。逐步使銀行不再是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把銀行專業化，成立政策性銀行承擔政策貸款的任務，建立現代銀行制度。人民幣匯率和國內物價取消雙軌制，和市場接軌，消滅官員利用特權的尋租空間。這些措施的實施，使當時中國經濟很快走出了低谷，開闢了後來中國經濟日新月異，迅速增長的廣闊前景。1995年主掌央行後，戴相龍協助朱鎔基力抗亞洲金融危機，先後主導9次降息，被稱「降息行長」。朱鎔基直接締造了中國經濟的輝煌，被譽為「經濟沙皇」;而戴相龍作為第一助手，自始至終參贊其中。
但是，中共的政治向來是弔詭多變。朱鎔基功高震主，身邊人難免被穿小鞋。朱鎔基另一個鐵杆親信，前央行副行長、外匯管理局局長朱小華，就因所謂受賄罪判刑十五年。而戴相龍在卸任央行行長之後，不僅沒有因多年功勞獲得提升，反而被明調暗降，到天津市當市長，為無名之輩，市委書記張立昌打下手，鬱悶非常。有人在網上散佈，戴下放天津，是因戴到江澤民處密告朱鎔基，惹翻朱，才被貶為天津市長。其實這根本不是事實。有知情人士曝出實際情況是，江急於讓親信周小川接手熟悉情況，這才有戴相龍提前三個月讓出央行行長位子。
戴相龍在天津的政績，也不錯。戴相龍明確天津「不爭金融中心，而是建立與中國北方經濟中心相適應的金融服務體系和金融改革創新基地」的建設目標。後來的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給予戴相龍很高的評價。
當然，戴的功勞與其後來的貪腐活動不能混為一談。媒體報道，戴的女婿車峰在其庇護下，營私舞弊，利用買賣平安股票，一筆就賺了幾十億元。車峰利用其岳父戴相龍的權勢，在金融領域高舉高打，短短十幾年間，積累了上千億元資產，其名下產業甚至包括澳門多個貴賓賭廳，完全可以用「富可敵國」來形容。近年來，車峰以香港四季酒店為基地，身邊圍聚了一批權貴太子黨和大陸問題富豪。這些問題富豪在大陸犯事後逃到香港，在酒店找到車峰，求他出手搭救。車峰則與那些權貴太子黨根據這些問題富豪的事情大小、資產多少，決定是否出手「撈人」，當中經常出現黑吃黑，很多問題富豪往往賠了錢財又失人，被權貴太子黨洗劫一空。成為了海外毒瘤。
分析人士稱，習王出手打擊這些黑白兩道的流氓富豪，深挖其背景靠山，已成了反腐的一個重要動向。而這又一次說明了習大大有腐必打，不論靠山的強力肅貪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