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2003年11月11日應邀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發表演講並回答了學者們的提問。
1974年5月29日，周恩來與毛澤東最後一次握手
「謀事在毛，成事在周」
高文謙：文革十年中的毛澤東周恩來關係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所寫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實際上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對此有詳盡的敘述，披露了大量的史料。今天由於時間關係，無法充分展開，只能勾畫出一個大體輪廓，提出其中的一些要點，以期拋磚引玉，引起人們對文革浩劫的反思。
毛周關係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關係之一。他們兩人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合作，影響深遠，在相當程度上左右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走向。可以說是「謀事在毛，成事在周」。毛周之間這種共生和互補的合作關係，無論是在中共馬上打天下，還是馬下治天下，都是這樣。中共的老對手蔣介石對此就深有感受。當年國共兩黨爭奪天下時，蔣介石曾經慨嘆過，國民黨裏面就沒有像周恩來這樣的人才。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毛周合作的分量。可以說，中共當年之所以能夠打下紅色江山，乃至後來文革天下大亂沒有徹底崩潰，在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這一點。
值得一提的是，毛周這種合作模式至今仍為奉行「一個核心」體制的中共官方所推崇，認為這是一種理想的領袖結構模式。因此在考慮領導核心班子的搭配時，自覺不自覺地仿效這種模式。無論是鄧時代，江時代，還是現在的胡溫體制，都可以看到這種模式的影子。這一點，提請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加以注意。
毛周關係說到底是一種現代君臣關係，儘管外面披着一層馬列學說的外衣，但骨子裏卻是共產專制下黨魁獨裁和黨徒臣服的關係。中國是一個有着兩千年皇權專制統治歷史的國家。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皇權專制主義。這種政治文化和民族心理年深日久，根深蒂固。毛的帝王思想和周的忠君心態，都是這種民族文化傳統和心理的反應。
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毛的專制、獨裁和周的忠順、馴服就反映了這種一體兩面的東西。周在權力場中的種種表現和人格的扭曲，雖說有某種不得已之處，卻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在評周時，需要對周的這種臣民心態進行理性的批判，清除這種國民的劣根性，否則今後中國無法建設成一個人格健全的公民社會。
文革十年中，毛周關係是發動者和執行者的關係。毛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周一直是毛的合作者和追隨者，貫穿於文革的整個過程。從文革的發動，到天下大亂，到林彪事件後收拾敗局，都是這樣。在文革期間，毛周關係儘管是跌宕起伏，時緊時緩，但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周一直是處於核心圈中的人物，貫徹執行毛髮動文革的意圖，與中央文革的角色有分有合。具體來說，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周取代劉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後來又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牽頭人，九大後繼續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一直到他病重。
在發動文革的格局中，毛所採取的策略是：聯林，拉周，倒劉，整鄧。周一直是毛拉攏和爭取的對象。毛對周始終是一種矛盾的心態，既需要依靠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但另一方面又不給與充分信任，始終戒備提防，懷疑周在政治上有二心，越到後來，毛對周的猜忌心越重，周的日子也越不好過。
周十分清楚自己的處境和毛的為人。中國老話說，伴君如伴虎。周一直用侍君之道來處理和毛的關係，凡事總是臣罪當誅，天皇聖明。對毛的胡作非為，他也總是恪守君臣之道，君可以不君，臣不能不臣。周有三句話，形容自己在位時的心情：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實際上，周的一生都籠罩在毛的陰影之下。《晚年周恩來》這本書的封面設計就表現了這一點。
在文革中，周對毛採取順守之道，從不硬頂，極力隱忍，小心周旋，一遇批評，立刻檢討，用「太極軟功」來化解毛對他的不滿和猜忌。可以說，周是中共檢討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一生中檢討無數，屢屢化險為夷。而且令人稱奇的是，周的威信不僅不因檢討而降低，反而上升。他是中共領導人中檢討最多，也最善於檢討的一個。這是他成為中共官場上不倒翁的要訣。在兇險的黨內鬥爭中，周是唯一能夠和毛共始終的人物。
在文革中，周把忠於毛，保持自己的晚節作為最重要的政治操守。一事當前，周總是先要跟着毛走，不管自己心裏是怎麼想的，是非對錯如何，在政治上總要順從毛的意志，貫徹執行毛的意圖;然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對毛的思想「隱惡揚善」，有所發揮，有所保留和補救。與此同時，周又小心翼翼地與毛保持一段距離，以毛的容忍為限度。這種距離視具體情勢隨時調整。
周在文革中竭力緊跟毛，但兩人的政治理念並不相同。毛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用政治運動統領全局。周則比較務實，更注重國計民生，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這一點決定了周在文革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努力貫徹毛髮動文革的意圖，另一方面設法維持社會生活的運轉。善於在政治上走鋼絲的周使出了渾身解數，調和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找到其中的某種平衡點，儘可能把兩者統一起來。恪守中庸之道，執兩用中，是周一貫的為政和做人之道。
文革中的毛周關係，大體可以林彪事件劃線，分為前後兩個階段。林彪事件前，包括文革發動初期和天下大亂時，毛對周雖然也常常不滿，時有批評，但總的來說，是以拉攏和依靠為主。林彪事件之後，毛雖然仍然需要依靠周來管理國家，但是更多的是戒備提防，敲打整治。像鄧小平的復出，國內外一般都認為是周在幕後推動的結果，實際上並非如此。鄧的復出是毛在林彪事件之後，看到周在黨內外的聲望越來越高，在政治上難以控制，所以重新起用鄧來箝制周。另外在周治病問題上，毛也做了手腳。還有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隨後的批林批孔運動，都是整治周的。
毛是不讓周做手術是出於好意還是惡意?
提問：能不能把毛在周治病的問題上如何做手腳這件事談的詳細些?
高文謙：周是在1972年5月一次例行的身體檢查中，發現小便中有幾個不規則的細胞。經過北京、上海、天津的專家們的會診，確診是膀胱癌。膀胱癌的特點是治療的時機非常重要。如果早期發現，及時治療，治癒率很高;反之如果錯過時機，只有死路一條。醫療組非常清楚這種後果，馬上向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周的病變尚在早期，建議儘快做手術。
按照中共的保健制度，政治局以上的領導人作手術，要經過毛的批准。毛通過汪東興向醫療組傳達了四條指示：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不要檢查，不做手術，注意加強營養和護理。醫療組的專家們對此很不理解，向上反映。汪東興讓他們「穩住」，說這件事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局的問題，可過一段時候再說。於是這個事情就拖了下來。
就這樣，一直拖了整整九個月，到1973年2月，周有一天早晨上廁所，突然排出大量鮮紅色的血尿，把整個馬桶的水都染紅了。這個事情再也隱瞞不下去了，醫療組和周的警衛向上反映，需要儘快做檢查治療。但是遭到了汪東興的訓斥，他又把毛搬出來，說要聽主席的，七老八十了，做什麼檢查，不要慌麼!最後還是葉劍英利用陪同毛見外賓的機會，拿着帶血尿的瓶子給毛看，毛這才決定讓周去檢查。
但是即便在這時，毛仍下指示說，只准檢查，不許做手術。1973年3月，周才住進玉泉山做第一次膀胱鏡檢查。醫療組的專家們暗中抗命，在給周做膀胱鏡檢查時，悄悄地把癌變部分燒掉了。雖然如此，已經失去了最有利的治療時機。在後來兩年多的治療過程中，周受了很大的罪，但已經無可挽回。我在北京時曾經採訪過吳階平，他是周的醫療組組長。他說膀胱癌這種病非常頑固，反覆發作，我們下面很着急，但是沒有辦法。
提問：據我所知，毛本人是反對手術治療的，他不讓周做手術，是出於好意還是惡意?
高文謙：對毛是否在周治病上做手腳的問題，其他人也提出過這樣的疑問。的確，毛本人不相信西方醫學，他認為大夫是沒有用的，大病治不了，不是大病也不需要去找大夫。不過，毛自己不相信醫生是一回事，不讓周動手術是另一回事。毛對周治病的四條指示，應該放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來看。林彪事件後，毛因為文革破產而灰溜溜的，周在內政外交上的威望上升，特別是提出批極左思潮，落實各項政策，在黨內外大得人心。這讓毛戒心大起。
在周治病的問題上，毛是有他的考慮的，很難說毛的四條指示是出於好意。就說毛自己不懂醫，也不信醫，可是醫療專家給中央的報告已經把周的病情和後果講得很清楚。再說毛不讓做手術也就罷了，為什麼不准告訴周本人，甚至連檢查都不讓，整整拖了九個月，一點醫療措施都沒有，這能說是好意嗎?後來實在瞞不下去了，毛同意給周做膀胱鏡檢查的同時，又下令不准燒掉病變部分，又怎樣解釋呢?實際上，如果不是醫療組暗中抗命，周大概連兩年也活不了。周的家人為此非常感激醫療組。應該說，毛在周治病問題上的真正意圖，可以從前面說過的汪東興和醫療組的談話中，看出其中的奧妙，那就是「主席正在考慮全局問題」。什麼是「全局問題」呢?放在林彪事件的背景中來看，一目了然。
「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來
提問：請你談一談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的問題。
高文謙：關於1973年底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來龍去脈，這是我在書中第一次詳細披露出來的。這次會議的導火索是基辛格第五次訪問中國大陸。周被毛抓住了「辮子」。毛說周沒有請示就擅自向基辛格做了中美進行軍事合作的承諾。毛下令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會議中給周戴了很多帽子，危言聳聽，其中最極端的話是毛說周想當蘇聯人的兒皇帝，說他怕蘇聯人怕得要死，如果蘇聯打到中國來，就跑到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按照毛的定下的調子，政治局擴大會議開了半個多月，批周外交上的投降主義，賣國主義。這是周晚年經受的最大災難。
在基辛格來訪前，周已經出現了尿血，本來應該去做治療，卻因為政治局擴大會議而停止下來。會議期間，周受到極大的精神壓力，最後只好按照毛定下的調子，全部接受會上給他戴的帽子，在檢討中給自己上綱上線。會議後期周的病情明顯加重。我曾經採訪過章含之，她列席了這次會議，親眼看到周不時地上廁所，在裏面很長時間，半個小時出不來。據周身邊醫務人員講，周膀胱裏面出血，形成血塊，把尿道堵住，每次小便非常痛苦。後來，毛下令停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但一個月後又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把批周的問題捅向社會。
這便是所謂「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由來。毛周關係的終結。毛的一生打敗天下無敵手，鬥倒了黨內外所有政敵，最後卻栽在生前一向對他俯首帖耳的周身上。周恩來之死引起中國社會危機的爆發，引發四五運動，矛頭直指黨內文革派和後台老板毛澤東，敲響了文革的喪鐘。毛死後，江青一班人旋即被抓起來，毛的文革理論也被中共官方放棄，周的「四個現代化」成為中共官方治國的指導思想。
周恩來到底有沒有遺囑?
提問：請介紹一下你書中的史料來源的問題。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這本書主要依據歷史文獻檔案，其中包括中央文件匯集、資料選編、文電、批示、報告、書信、筆記、講話、會談、會議記錄等。此外是對一些重要當事人的訪問紀錄，其中既有和他人一道的集體採訪，也有我個人的單獨採訪和私下交談，如採訪吳法憲、楊成武、紀登奎等人，還有就是選用了一些當事人、親歷者與學界同仁發表在報刊上的回憶和研究文章。
順便談一下中國大陸目前的檔案管理制度。大陸的檔案管理制度一直是非常嚴格的，歷史檔案不是為了研究和利用，而是為了保管和保密，特別是涉及到中共領導人的更是嚴格控制。大陸目前有三大檔案管理系統。一是中央檔案館，負責管理中共領導人和中央黨政各部門的檔案。其中包括中共在建國前的文電檔案。這是最大的一個。另一個是南京第二檔案館，主要管理國民黨政府和日偽時期的檔案。還有就是軍委檔案館，自成系統，主要保管軍隊工作和軍史方面的文電檔案，由軍委辦公廳領導。此外，各省市還有自己的檔案館，實行雙重領導，一方面在業務上歸中央檔案館指導，同時也受地方黨政部門領導。
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日常處理的文電，以及由此形成的檔案，首先是由中辦秘書局存檔保管，中央黨政各部委的則由自己來存檔保管。據我所知，大約十年之後移交給中央檔案館。大陸至今仍然沒有一個檔案公佈制度。主管中共黨史的胡喬木曾經考慮要搞一個規定，建立三十年檔案解密制度，但是在六四之後就不再提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從嚴控制，把很多原來保存在個人手中的檔案收了回來。
我以前工作過的中央文獻研究室，是負責編輯出版中共領袖的着作、傳記、年譜的官方機構。中央檔案館對其還比較開放，一般來說還能夠儘量滿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不過在單位內部，檔案的管理制度還是很嚴格的，有諸多限制，嚴格按照級別、專題研究來閱讀。比如剛畢業的大學生、研究生只能接觸一般的檔案。處一級或者副研究員就可以多看一些，級別越高，能夠閱讀的範圍就越大。
所謂檔案的保密等級，實際上是以涉及中共領袖人物的負面形象來劃分的，比如黨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真相，領導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彼此之間的相互批評等，都是屬於高密級的檔案，不能擴散。文革期間的檔案更是如此。當年在文獻室時，我是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後來擔任室務委員，又是文革編輯組的負責人，所以看檔案比別人多一些，但也不是什麼都可以看到。很多檔案需要專門打報告，經過上面批准後才能看到。不過，我還是利用上面交辦任務的機會，接觸了不少核心檔案，其中有不少是專門寫了請示報告，上面特批後才看到的。
提問：周恩來到底有沒有遺囑?有材料說葉劍英問周恩來有什麼話要說，周說權力不能落到四人幫手裏。這是否暗示葉在毛死後要對四人幫有所動作?
高文謙：我清楚周在病重時對葉說這番話的經過，實際上是我當年給官方編寫《周恩來年譜》時加上去的一個條目。出處是葉劍英傳記組的材料，不過是孤證，沒有其他材料可以旁證，也無法判斷具體時間，不知是臨終時說的話，還是在之前四屆人大組閣之鬥時說的。我所知道的是，葉是在周病重的時候去醫院看望周次數最多的一個，遠遠超過鄧小平等其他人。而且葉交待周身邊的警衛秘書要做記錄，說周在最後時候一定有很多話，心裏有很多委屈，他說什麼話你們一定要記下來。但是，最後警衛交給葉劍英的仍是一張白紙。
至於周是否有遺囑，我覺得不大可能。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周對自己多年的老伴鄧穎超都不能說心裏話，很多話只能埋在心裏。鄧在周病重的時候每天陪着他，兩個人經常握着手，相對無言。我在書中寫了周晚年悲苦的心境，是傷而不怨，儘管對毛髮動文革有看法，但要保持「晚節」，恪守忠君(毛)之道，絕不吐露出來，更不用說抓四人幫這種舉動了。
不久前，網上流傳陳永貴的訪談錄，題目是「我夢見了毛主席」。其中所披露的和我所了解的情況有相合之處。陳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參加政治局會議，親耳聽到葉劍英介紹抓四人幫的整個過程。葉說，當時周病重後，黨內有很多人來找他，提出要採取行動抓四人幫。葉認為事關重大，投鼠忌器，毛還在，只有爭取周的支持，才能考慮這個問題。為此，葉試探過周的口氣，周說還是要相信毛主席，要聽主席的話。據葉講，周不願意談論這個話題。
毛澤東為什麼怕周恩來對他有二心?
提問：周去世時，北京有上百萬人送葬，人民對於周恩來的感情是難以置信的。許多人認為周恩來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這是由於他在文革中的政績，還是因為有人把文革當中周不滿毛的所作所為透露給人民大眾?
高文謙：北京百萬市民在街頭送別周的靈車，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絕後的。原因非常複雜。導火索是毛壓制老百姓自發悼念周的活動，不許報道，不讓各單位設置靈堂悼念周。粉碎四人幫後，官方把責任都推到主管新聞宣傳工作的姚文元身上，說這是四人幫搞的。但實際上毛才是幕後主使。毛說不要用死人壓活人，自己也拒絕參加周的追悼會，還鬧出了「鞭炮事件」。一般老百姓也許不了解情況，但是了解內情的黨內軍中的老幹部都憤憤不平，認為周一生對毛忠心耿耿，毛卻這樣對待周，太說不過去了。
這種不滿情緒很快便擴散到整個社會。人們本來就對搞了十年之久的文革運動已經厭倦了，對毛批鄧的決定，更是想不通，對江青為首的文革派恨之入骨。當時人們不完全清楚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但有某種直覺，周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毛的極端思想和四人幫的橫行霸道的牽制，而且覺察到毛對周的不公。在這種情況下，悼周便成為凝聚社會力量，宣洩種種不滿和失望的一面旗幟，引發了聲勢浩大的四/五運動，為中共黨內的溫和派在毛死後抓四人幫，提供了民意基礎。
提問：毛到底為什麼怕周對他有二心?
高文謙：毛為人猜忌，從來沒有真正相信過任何人，林彪事件後，更是變本加厲，疑神疑鬼。毛認為自己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敗了蔣介石，二是發動了文革。林彪事件實際上宣告了文革的破產，弄得毛灰頭土臉。如果說毛髮動文革是擔心黨內有人像赫魯曉夫一樣在他身後做秘密報告的話，那麼在林彪事件後，毛的這種擔心就更加強烈，唯恐有人在他死後翻文革的案。當時，他認定周是黨內為文革翻案的掛帥人物。這是因為周在文革中的態度曖昧，一直小心翼翼地與毛保持一段距離;另一方面則因為周在林彪事件後成為黨內第二號人物，而且掌握實權，打着批林的幌子，提出批極左思潮，落實政策，對文革有所糾偏。周的這些舉動，在黨內外大得人心。這是毛對周不能放心的地方。正因為如此，周在林彪事件後，大禍臨頭，日子很不好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