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群眾」在尋找領袖
現階段，中國民間的政治訴求特別多樣化，有要求民主革命的，比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有希望推翻中共然後均財均富的，但這類「革命群眾」的訴求多半也會包裹在「民主革命」旗幟之下。要求中共改革（如黨主立憲）以維持社會穩定的也有不少，這些人多半與體制有點瓜葛。
前兩者到底哪一類居多？前幾年有句半玩笑的話流行：上了twitter，以為馬上就要革命了；去了國內微博，才發現風平浪靜。現在這句話只有前一句仍然應景，但微博上要求均財均富的革命情緒較前幾年要濃厚得多。由於沒有全國性的調查，只能以《紐約時報》今年4月16日的報道《藍色沿海與紅色大陸：調查揭示中國政治分野》為例：在意識形態上，「紅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貧窮的農村大陸，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藍色」省份則在沿海地區。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其實就是受「紅色」教育影響最深的人群）支持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同時希望政府在管理經濟上起到強有力的作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想擁有更多的性自由。調查發現，按照這一結果，上海是中國最持自由主義觀念的地區，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廣東和浙江。相對貧窮的內陸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這篇調查沒法區分「紅色保守」的中國人當中毛左與窮馬克思主義者的差別，從設問來看，很容易將他們歸為一類。國內人的現實感知與這篇調查相近，徐純合事件與貴州畢節四孩子自殺事件，網上激烈的批評用語與體現的情緒，主流意見認為政府惡劣、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但人類歷史上，無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是第三波民主化與阿拉伯之春，都是以解決民眾權利為訴求，基本排除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即使按瑞士《獨裁者資產法》（或在美英銀行配合下）收繳的獨裁者如本·阿里、卡扎菲、穆巴拉克的巨額財富，也未分配給個人，而是按照與西方國家銀行的約定，只是用於改善社會福利與公益事業。只有共產革命才提倡「剝奪剝奪者」，中國共產革命將這一原則具體化為「打土豪分田地」、對工商業者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現在的革命潛流有這一主訴，與其說是民主革命，不如說更接近20世紀毛領導的那場共產革命。
從現在的社會形勢來看，中國不缺「革命群眾」，革命理論也很現成，只缺革命組織與革命領袖。中共當局一直以自己的發家歷史為鑑，對此防範甚嚴，對組織性力量幾乎是病態敏感，採取盯、關、抓三步策略，所謂盯，就是派線人滲透各種民間組織，讀書會、NGO全在其滲透之列，比如楊子立等4位北大學生成立新青年學會，結果就有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線人李宇宙加入。據李後來揭露，大學裏這類學生臥底很多。萬延海在VOA上曾發表博文《國際政治看家們的疑慮》（2011年2月7日），其中談到「一個在一線承擔諸多人權和民主使命的領導者，……面臨中國國家安全部門或公安部門的疑問和調查。完全不合作，可能就面臨即刻的禁令，就難以在現實工作中保持個人或組織活力。很多人可能選擇合作或有條件合作，至少不拒絕談話。」所謂「關」，就是關閉民間組織或境外資助的中國本土NGO，比如公盟、立人圖書館等；稍有聲望的行動者更是冒頭就抓，這個名單很長很長，比如比較有人氣的許志永，以及被認為有草莽領袖潛質的超級低俗屠夫吳淦等。許多被抓後獲釋的民主人士，很難再有活動空間。
薄熙來一度打開過「窮馬」的魔瓶蓋子
薄熙來督渝時，因其入常的路途不暢，走上「向下汲取政治力量」的冒險之途。所謂「唱紅打黑」，以借巨額債務分蛋糕為主旨的「重慶模式」很受社會底層的歡迎，曾成為毛左們心中的「小紅太陽」，至今仍然有不少「重慶人民」在懷念「我們的薄書記」。
說起來，薄熙來之所以成為毛左與部分中國底層的精神領袖，完全體現了中國人的精神返祖現象。這「返祖」，一是返封建時代之祖。歷史上，中國農民起義時，不少隊伍尊奉皇室之後或皇室宗族為領袖，比如漢末時的赤眉軍領袖樊崇等擁立漢朝皇族後裔劉盆子為皇帝。滿清建國幾十年內，反清復明的各路勢力一直都打着「朱三太子」的旗號。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是個君權神授的等級社會，利用皇室之後或皇室宗親的身份可以加強號召力。二是返毛澤東時代之祖，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挑起的乃是中國改革30餘年以來不斷積累的深層矛盾，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社會分配不公與貧富差距鴻溝不斷擴大。這種矛盾日益尖銳，導致社會底層將毛時代的「均平（實為均貧）」不斷理想化，鍍上了一層厚厚的「社會平等」色彩。他們當中不少人相信薄熙來是有能力也有意願為他們謀福利的領袖。這些經濟改革的利益受損者，如下崗工人等並無自組織能力，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只是無數個零的匯合，但一旦找到他們的那個「1」，即領袖人物，因其人數眾多，蘊含的政治能量不可小覷。
可以說，中國的「革命群眾」一直在尋找「領袖」，只是由於中共防範太嚴，在這種嚴酷的政治環境中，領袖與組織均被消滅在萌芽狀態。但正在形成的革命潛流卻無法消滅，行動人士與少部分知識人也在迎合「革命群眾」這種需要，民粹色彩越來越濃。如同中國歷史上類似的革命一樣，「革命領袖」形成的過程將是個極為嚴酷的淘洗過程，除了當局殘酷的打壓之外，還包含兩個重要因素：不僅社會底層在選擇合適的領袖，還有領袖之間的互相競爭。
中共清算薄熙來，只能限於薄的「非組織化行為」、腐敗等，但薄熙來打開的魔瓶蓋子，即以毛統治下的前30年否定鄧小平改革開啟的30年卻成為一種政治思潮，我在《薄熙來案留下的政治苦果》一文中，已經詳細分析過薄向下汲取社會支持符合中共意識形態，讓大批窮馬克思主義涌至中國政治舞台的台階之上，正準備登台。習近平儘管用「兩個30年不能互相否定」暫時蓋上了這個魔瓶蓋子，但已經成形的「魔神」時時準備破瓶而出。
2008-2015年的形勢變化，可與清末戊戌維新-預備立憲期間相侔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之後，中共徹底關閉了「朝野互動」的改良窗口。自那以後，北京對任何「革命」都相當過敏。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主動把握歷史的未來》（署名「國紀平」，2011年12月26日，此文被網絡評論冠以《暴力革命無法解決社會發展問題》之名加以引用）。文章提到，西亞北非的現實再次證明，發展問題無法通過暴力革命來解決。最終還是要回到以穩定求發展、以發展促穩定的路徑上來。今年6月14日，《人民日報》連發5篇文章，稱顏色革命危害深重，民主制度不能強制移植。文章認為，必須警惕顏色革命的滲透傳染，西方敵對勢力始終未放棄顛覆中共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政權；必須破除「西方制度迷信」，在觀念上「去西方化」。
如果說自2004年開始，中共大力反對顏色革命，還可以將此舉理解為他們沒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危機。但時至今天，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罔顧社會公正的社會經濟政策終於結出了「碩果」，養成了大批窮馬克思主義者。隨着經濟發展減速，失業再度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時，中共當局「花錢買穩定」的「麵包策略」已難以為繼。「革命」一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中文網絡世界裏。中共當局「花錢買穩定」的「麵包策略」已難以為繼。「革命」的一隻鞋子已經落地，只因中共強大的鎮壓能力，造成統治者與反對者之間實力對比過於懸殊，另一隻「革命的鞋子」才遲遲未能落地。面對此局，當局就應該斟酌，中產及知識界盼望的顏色革命，與底層盼望的新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何者成為選項，對中國未來甚至自身的「平安下車」更有利。
中國還有改良的機會嗎？大概沒有了，形勢變化之快，有如晚清1898年至1911年間的中國那「革命與改良賽跑」，1898年光緒帝主持的戊戌維新，在當時被慈禧及頑固派看作「變祖宗之法」的大逆不道之行，結果1905年被清朝廷全盤當作「預備立憲」的內容，但一切為時已晚，其時，「革命」的一隻鞋子已經落地，一心想保持皇室特權的預備立憲即改良，最終未能跑過革命，終於導致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傾覆。
歷史發展也有「機會成本」，時機窗口一旦消失，不會再現第二次。
潰而不崩，就是等待另一隻鞋子落地的痛苦過程
目前，革命的一隻鞋子已經落地，只因中共強大的鎮壓能力造成統治者與反對者之間實力對比太懸殊，另一隻鞋子遲遲不能落地。我曾說過，正如我以前所言，一個政權的崩潰需要內部統治危機（政變、財政危機）、官民勢同水火、有殺傷力的暴力反抗不斷發生、外敵入侵等四個因素一齊發作。但中國是個超級大國，「小國亡於外，大國亡於內」，在上述諸因素當中，最重要的變數當然是經濟危機（在中國主要體現為政府財政危機）。目前中國實體經濟面臨嚴重困局，中國政府不惜出台各種金融政策拉抬股市，但這只是個開始。等待另一隻鞋子落地的過程，就是中國社會繼續維持潰而不崩的過程，這是一個消耗社會資源、醞釀社會仇恨、劣化社會道德的漫長過程。它將有多長？除了中共汲取國家資源的能力之外，還有國際經濟對中國的影響這一極為難測的大變數。
那麼，要對這種局面負責的究竟是誰？當然是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先是用暴力革命消滅了有產階級，顛覆了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來了一輪化私為公的掠奪搶劫；然後再以「改革」之名，利用本黨掌握國家資源的便利化公為私，讓紅色家族、官員們成為億萬、千萬富豪，並製造了世界上數量最龐大的貧困與半貧困階層。同時，中共為了愚民及維持既得利益的需要，拒不接受普世價值，繼續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意識形態，培養了一批志在「剝奪剝奪者」、以均財為革命理想的窮馬克思主義者。
中共統治史，不僅是一部奴役愚弄人民的歷史，還是鎮壓不同意見、消滅不同聲音的歷史。但歷史的弔詭就在這一點上，中共不希望任何人用暴力革命或任何革命推翻自己，但其意識形態卻是培養暴力革命的溫床。如今，魔神已經在瓶子中成形，一旦瓶蓋打開，革命的另一隻鞋子就要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