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貴州省畢節市七星關區田坎鄉4名兒童喝農藥集體自殺，他們年齡最小的5歲，最大的13歲。其中13歲的張啟剛留下一份遺書。遺書大概內容是：「……但是我該走了……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遺書催人淚下!
畢節4名兒童集體服毒自殺，留下遺書「該走了」(電視截圖)
據了解，這四名是留守兒童，年紀輕輕的他們想到服毒自殺，是「因為太窮了」。當地人講述，1個月前，4個孩子因沒有生活費輟學在家，家裏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時，孩子們將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篩子篩乾淨，就湊合吃了。
畢節兩起慘案9個孩子一樣的悲劇
2012年11月19日，同樣是在畢節市七星關區，5名流浪兒童被發現死於一處垃圾箱內。據警方調查，5個小孩來自七星關區插槍岩村，系躲進垃圾箱避寒時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這5名少年中，有4人的父母均在深圳打工。他們平日的伙食就是稀飯和鹽巴，家裏除去鍋碗瓢盆和被褥，沒有任何值錢家當。5個孩子中有4人沒上戶口，因為「上戶口要錢」。
2012年，畢節5名流浪兒童被悶死在垃圾箱內。(網絡圖片)
兩起慘案，9個孩子，他們都在窮困中掙扎，都經歷着一種無人過問的生存狀態，就像一顆顆胡亂生長的野草。
很多人難以想像在中國還有如此困苦的群體，如此悲哀的現實。
貴州山村到底有多窮？他的「窮」驚呆其他窮鄉村的人
資料顯示，貴州畢節市位於貴州省西北部，境內多山，距離省會貴陽市約200公里。畢節市轄7縣、1區、1管委會、1新區、98個鎮、146個鄉。
自殺4兒童家裏家裏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網絡圖片)
畢節下屬農村，村民生活大多貧困。大方縣是貴州最為貧困的地區之一。大方縣有個叫狗吊岩的地方，2004年2月19號，《南京日報》刊發了一個整版的報道《狗吊岩，我的青春我的夢》，這裏無水無電無網絡，天黑就必須睡覺，當地沒有米飯，只種玉米和土豆，食物也只有玉米面、土豆和酸湯。在那裏，年過花甲的老人都沒有蓋過棉被。1997年，當地有個退伍老兵吳道江回到家鄉，發現家鄉還沒有學校，於是把當兵五年的積蓄拿了出來，在山洞裏修建了一所有五個年級的小學，每個年級的教室之間用一塊一米高的木板隔開，在一個教室上課，隔壁教室可以聽得很清楚。有的人家只有一套衣服，如果今天家裏有孩子要去上學，那麼全家就得把僅有的一套衣服給這個孩子，家裏其他的人都不出門。這幾乎成為人們用以說明貴州農村窮困至極的一個樣板案例。
畢節很窮，那麼貴州的其他縣鎮呢?
2010年3月，西南大旱，有記者到了貴州貞豐縣沙坪鄉者砍村。者砍村是個布依族的自然村寨，有村民2236人，其中低保的就有602人。多年來，者砍村到3、4月就有人斷糧。村里用水也很困難，全村沒有一處水井，挑水近的走40分鐘，但一天只能滲出7桶水，遠的來回得走三個小時。
自殺4兒童的家家徒四壁(網絡圖片)
在者砍村，記者遇到了三個月前才從浙江打工回來的羅首貴。「羅首貴打開櫥櫃門給我看，裏面還有二三十斤大米和兩棵白菜，這是他家現在所有的糧食儲備。地上架着一口鍋，殘餘着一小碗白菜湯。一個大缸里倒是有大半缸水，那是鄉裏面送來的。他現在已經沒有錢了。」
「羅首貴並不是村里最困難的。另一位村民王豐良的奶奶前天中午逝世了，那時候他家一粒米都沒有，兜里只有五塊錢。村幹部帶着他去鄉上申請救濟，帶回來了兩百斤大米和兩百塊錢，至於給奶奶買棺材的650元還欠着呢。我去他家的時候看見門口躺着一棵剛砍倒的大樹，那是準備過幾天下葬的時候請親戚吃飯做柴火用的。」
記者說，村人的貧窮讓他這個四川農村出來的人都受到了驚嚇。
貴州的窮和貴州的富非常諷刺
在人們眼中，貴州一直是貧窮的「樣板店」。
這個以茅台酒、老乾媽而聞名的地方，因其歷史和地理的特殊性，基本上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景象，而且，當地人常被稱作窮得一無所有的「干人」。「干人」是貴州土話，意思是，乾巴巴一貧如洗的窮人。
2012年死於垃圾桶的5名流浪兒童的家。(網絡圖片)
據查，貴州經濟在全國長期掛末。1978年，貴州人均GDP只有175元人民幣，為全國平均水平的46.2%;2001年，貴州人均GDP在全國墊底，只有2895元人民幣，名列第一的上海人均GDP是貴州人均GDP的12.9倍。2013年，貴州省人均GDP為22981.60元，位列全國所有省市最末位。2014年貴州人均GDP為2.64萬元，排名第30位，僅高於甘肅。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曾在2005年的《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如果貴州是一個國家，那麼它的人類發展指數僅剛超過非洲的納米比亞，但是如果把上海比作一個國家，其人類發展指數則與發達國家葡萄牙相當。」
但並不是所有貴州人都是「干人」。正如畢節下屬山村的貧窮，和畢節市的富裕可以毫不違和地同時存在。2012年，曾有記者探訪畢節市，認為這是一座經濟高速發展的城市，城中隨處可見正在開工的樓盤。街頭之上，甚至可見寶馬、瑪莎拉蒂等名車。當地人稱，因畢節下屬的縣城有煤礦資源，所以城區之內，並不缺少富翁。
2005年，「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在《中國農民怎能不貧困?》中講述：「我到了貴州畢節地區的一個鄉，全鄉有14000人，有錫礦、鉛礦、煤礦，每天從這個鄉運出去的礦值約40萬元。開礦的是浙江、四川、雲南的『大老闆』，他們每年給鄉政府提供的稅收不足50萬元，但來來往往的運礦車輛，每年損壞路面用以維修的資金不少於150萬元。礦開了，資源沒有了，環境破壞了，並且礦是有毒的，礦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每個勞工在礦里只能工作三個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時間長了有生命危險。這樣的勞動，每個礦工的工資不到300元/月。」
長期以來，貴州城市與農村生活水平懸殊過大。根據貴州統計年鑑，2001年，貴州的城鎮居民的恩格爾係數為41.0，而農村居民的恩格爾係數高達60.03。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係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於30%為最富裕。比較貴州和全國的恩格爾係數，可以發現，2001年貴州的農村總體上還處於貧困線以下，連溫飽問題都還沒有解決;而城鎮居民已經進入小康，接近富裕水平。
直到2012年，貴州仍然是全國城鄉消費差距最大的省份之一。這一年，貴州省農村恩格爾係數為44.61%，比城鎮高出4.91個百分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