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6日至9日，江澤民從鄧小平手中接過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
六四期間，由於整頓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壓制新聞自由被媒體批評，江澤民被迫承認「急躁」，首都新聞界第一時間報道此事。據1989年5月24日《中國婦女報》報道，19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一次座談會上承認說他處理《導報》問題急躁，歡迎大家批評。但他聲明他未為此受中央領導的批評——其實他受到了趙紫陽等中央領導的嚴厲批評。
1989年中國發生了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是人類20世紀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最後雖以當局血腥鎮壓而導致最後失敗告終，但嚮往真理的火種一直存在着，總有一天會再度燃起，直至民主自由實現。
這場民主運動有一個明顯的時代背景，即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其發生是必然的，歸納說這場運動有兩點特徵值得思考：一是當時有自上而下的信息開放，有政治寬鬆環境;二是自下而上的民眾廣泛參與，除了高校大學生和廣大知識分子廣泛參與外，還有就是被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千家駒所稱為「第四政府」的新聞界廣泛參與，同樣獲得了民眾的支持和稱讚。
趙紫陽「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是新聞開放的一大信號
就第一點來看，當時的政治環境確實不錯，高層政治非常開放，比如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確定了這樣的政治原則：「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這為新聞界提供了一個空前的開放環境。這又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前提，即政治開放。當時中央的相當多的聲音以及新聞界的聲音更為民眾覺得耳目一新，新聞界在逐步推進新聞自由。
比如十三大召開前的1987年6月，中央電視台連續披露首都機場空運進口貨物積壓嚴重無人認領的事實，其中有瀆職、失職，也有腐敗和官僚主義作風;7月，首都報界駐成都記者衝破阻力，將特權之下的部令專車特大販煙案的消息傳播到全國，全國譁然;當時的新銳報紙《經濟日報》不經送審報道了引人矚目的租賃承包企業的人物關廣梅的經濟現象，引發全國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大討論;10月，發行量400萬份的《參考消息》第一次登載大陸飛行員駕機投奔台灣的消息，以往都是被塵封多年的機密消息;12月，新華社和經濟日報衝破政府部門已有的定論，公開分析劣質產品展覽的流產原因……
還有中國青年報等媒體對大興安嶺大火發生的報道一度打開禁區，要求追查人禍;還有對省部級官僚主義作風的抨擊諸如公開了豬肉憑票供應的現狀和失誤;改革陣痛的警戒聲明顯增大;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與發達國家的橫向比較……處處顯示出新聞開放的新氣象，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新聞報道要更加開放」的思路，還有確立新聞自由原則的新聞法躍躍欲出。還有一個最新流行詞叫「對話」，就是民間與政府平等對話，建立疏通社會協商對話渠道。那時，說是中國的新聞改革的最好時期並不為過。
「新聞自由」的口號響徹長安街
再說第二點，中共高層的開明背景下，首都新聞界的表現，以及上下進行互動，新聞記者勇於擔當。比如學潮和民主運動，新聞記者都是第一時間站出來參與聲援學生運動，1986年至1989年都有程度不同的參與，只是1989年更為廣泛。
1989年4月15日，曾是中共總書記後辭職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職位的胡耀邦突然逝世，上海著名的自由化報紙《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負責人張偉國等人已其特有的政治敏感立即行動起來。該報編委、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即與《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以及中國社科院的學者、趙紫陽的智囊蘇紹智等人聯繫，決定4月19日該報與《新觀察》聯合召開「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談會」。會上，與會者認為耀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辭職是中共「黨的歷史」上一大「悲劇」，要求重新「對耀邦作出公正評價」，進一步提出反對「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會後該報還刊登了座談會的發言全文，言論開放到了最自由的時候。隨後，時任上海書記的江澤民卻在上海壓制世界經濟導報的出版，但消息傳到北京，令江澤民恐慌的是，5月4日首都新聞界就有不少人上街打出了「新聞自由」、「聲援《導報》」的旗幟。
1989年5月，無論是學潮，還是民運，首都新聞界的參與更進入一個高潮，北京聲援學生運動的新聞記者一度高達千餘名，他們代表個人並以新聞工作者名義要求對話，還向全國記協領導遞交聯名信件。1989年5月9日下午2時，200多名首都新聞工作者向全國記協書記處遞交了一份要求中央有關領導同志與新聞界對話的聯名信件。聯名信要求根據趙紫陽同志在1989年5月4日「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的精神，有必要通過正常途徑，就中國新聞界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與中共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人進行對話。
新聞界聯名提出與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對話
記者們提出對話的主要問題有：「關於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整頓，該報總編輯欽本立同志被停職問題」;「關於如何改善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問題」;「關於當前中國新聞體制改革的問題」。簽名者來自人民日報(戒嚴第X日報道組)、世界經濟導報(張偉國)、光明日報(知識界精英戴晴為該報知名記者)、經濟學周報(民間報紙，負責人是陳子明和高瑜等)、經濟日報、亞太經濟時報、科技日報、新觀察雜誌社(戈楊等負責)、中國青年報(賀延光等參與)、中國婦女雜誌社、工人日報、中國青年雜誌社、中國婦女報、文藝報、農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國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出版報、法制日報、新華通訊社、北京日報、社科院新聞研究所、北京晚報、中國人才報、中國食品報、中國電子報、中國地質報、經濟參考、中國機電報、中國新聞電影製片廠、民族畫報。
他們表示只代表個人，不代表所在單位。他們把聯名信遞交到全國記協，記者們在記協新聞發佈廳接受採訪，當時就有記者代表首先宣佈，截止5月9日下午兩點，已有30多家新聞單位的1013名記者在這個聯名信上簽了名。隨後他宣讀了這份聯名信，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楊翊和書記處書記唐非等作為記協代表接過聯名信後表示，一定按照新聞界朋友的要求，將聯名信轉交中央有關負責同志，一有結果，馬上轉告。
當天，近千名首都高校學生聚集在全國記協門前，聲援遞交聯名信的記者，他們高呼「為民說話，事關重大;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等口號。
兩天後，5月11日，中央書記處就有動作了，當時被視為接班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以及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復，中宣部部長王忍之，開始與記者們對話，他們用三天時間分別到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光明日報社、中國青年報社，同編輯、記者和負責人座談對話。胡啟立等聽取了當時學生遊行情況和新聞報道問題發表的看法，感謝大家的批評建議，也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們認為新聞改革已經到了非進行不可的時候了。新聞改革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新聞法的制定將嚴格按立法程序進行，還要展開廣泛的民主討論。要進一步增加公開化、透明度，真正實現「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讓人民討論」。
5月11日當天，一些知識分子還起草了《上海知識界呼籲書》，提出要求上海方面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處理等5項要求。《呼籲書》的內容很快見之於海外報紙。當時學生中流傳一句話：最新消息聽《導報》，理論指導找《導報》」。
江澤民承認自己「急躁」有錯
由於江澤民壓制新聞自由被媒體批評，江澤民被迫承認「急躁」，首都新聞界第一時間將一名政治局委員的承認「急躁」報道出來。據1989年5月24日援引此段時間的《中國婦女報》報道，198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在一次座談會上承認說他處理《導報》問題急躁，歡迎大家批評。但他聲明他未為此受中央領導的批評——其實他受到了趙紫陽等中央領導的嚴厲批評。
另據當年的報紙記載，上海新聞界人士也敢於走上街頭遊行。《世界經濟導報》的記者在遊行中，拿着「我們都是欽本立」的橫幅。
5月20日，形勢急轉而下，時任總理的李鵬下令在北京實行戒嚴。但在戒嚴令下達前，鮑彤主導下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以及國務院農業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發表關於當前形勢的《六點意見》，當時還有新聞界人士參與出版的「人民日報號外」向社會散發，號外刊登了這留點意見。《世界經濟導報》也立即呼應編輯「號外」，只是由於印刷厂部配合未能出籠。5月23日，即北京戒嚴令頒佈4天來，首都新聞界、知識界部分編輯、記者及有關人員仍紛紛走向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參加「聲援學生，反對腐敗」的遊行活動。5月20日即戒嚴令頒佈的當天下午，新華通訊社千人以上的遊行隊伍從宣武門出發，直赴天安門廣場，沿途受到大學生和市民鼓掌與支持。
首都新聞界龐大的遊行隊伍
北京戒嚴令前後的一段時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晚報、健康報、《當代》雜誌、文藝報、中國食品報、中國體育報、中央電台、中國新聞社、華聲報、國際商報、文摘報、團結報、《中國青年》雜誌、《橋》雜誌社等單位的新聞工作者以上街為榮，大家紛紛也加入了市民的遊行行列。還有知識精英，以及普通市民，在那幾天首都都有成千上萬的各界人士接連不斷湧向天安門廣場，他們呼喊的口號，打的標語有：「儘快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懲治官倒」、「聲援學生」、「新聞自由」等。
自5月13日首都大學生絕食以來，首都新聞出版界的隊伍便不斷出現在天安門廣場，格外引人注目。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光明日報、經濟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法制日報、中國婦女報、華聲報、中國新聞社、中國記協、中國體育報、農民日報、中國文化報、中國食品報、健康報、新聞出版報、首都經濟信息報等單位的記者呼喊着「新聞要說真話」、「聲援學生」等口號，在廣場反覆繞圈遊行。當群眾看到一些在屏幕上相識的節目主持人出現在陣容龐大的中央電視台遊行隊伍中時，不斷向他們鼓掌。
5月13日至20日，首都新聞界比較詳細報道學運和群眾遊行示威的情況。此時此刻，任何一個有良知的記者都會懂得他們手中這支筆的分量。因為天安門廣場有三千多個年輕寶貴然而卻被死神威脅着的生命。而且，問題絕不僅僅如此!記者們怎能不說話，怎能不說真話?
但是5月20日頒佈戒嚴令後，首都新聞界不少媒體卻又出現了暫時的沉默，但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為代表的一些敢言媒體並沒有暫停下來。5月21日，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等在報紙上以「5·20天安門廣場」為標題，在「導報閱報欄」貼出30張照片，宣揚傑出的北京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反對戒嚴等情況。
北京經濟學家曹思源和推進新聞法起草和立法的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等人組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要求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要求「罷免李鵬」。世界經濟導報社長欽本立等人還起草了「上海市中共黨員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
5月22日，世界經濟導報組織上海知識界聲援北京、反對戒嚴的大遊行，打出「罷免李鵬」的橫幅，高呼「打倒李鵬」。白髮蒼蒼，步履細慢的著名新聞人欽本立參加了遊行。
首都戒嚴令頒佈後的第四天，即5月24日，新聞出版署主辦的新聞出版報刊登新聞界遊行照片，指首都部分新聞工作者上街遊行，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遊行隊伍扯起橫幅，高呼口號前進。以至於到6月9日，世界經濟導報仍有20多人參加上海聲援活動。
戒嚴令失信於民
戒嚴令後，敢於參與上街的不少新聞界遊行者對目前首都局勢及國家前途憂心忡忡。他們說，首都市民是能夠遵守秩序的，廣大學生和市民是通情達理的。如果措施得當，矛盾不會激化。有些記者對北京市政府第三號政府令中對記者採訪的限制極為不滿，認為這是公開限制新聞自由。
還有些新聞工作者擔心：這樣做，剛剛興起的新聞改革的好勢頭會一蹶不振或毀於一旦。也有一些老幹部、老中共黨員和市民批評新聞界說：「你們這樣擺來擺去，如何取信於民。」從戒嚴令下達後兩天首都各主要新聞單位的報道看，有些單位正力求改變這種狀況，比如六四當天刊登「北京這一夜」的人民日報，報紙上仍有對當局抗議的聲音。六四鎮壓前，北京有近百萬人的遊行隊伍，但都有大批首都新聞出版工作者加入。
對話必須是上下互動才能實現
今天，23年後再看那段歷史，對話都是積極和平的，停止對話就是引導國家走向暴力和血腥鎮壓。比如當年新聞出版署堅決支持記者，胡啟立所在的書記處也支持記者，都是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互動的。那時的新聞出版署是相當開放的，再說當時的情況也確實樂觀，即使新聞出版署所屬的最高學府，大學生們——即未來的新聞工作者也樂意上街遊行，居然還得到了新聞出版署負責人的支持。
比如1989年5月4日上午，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長和創辦人)，前往坐落在北京大興縣的北京印刷學院，與這裏的40多名大學生進行了座談對話。這個學院有學生近千人，其中數百名參加了那段時間的首都大學生的遊行、罷課。這次對話是該院學生會受院黨委、院行政領導委託，邀請署負責人和該院部分學生召開的。對話主要圍繞着這次對首都大學生遊行、罷課活動的評價及新聞自由、新聞真實和出版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而進行。對於學生們提出的「如何看待當代大學生」、「《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被停止職務的原因」、「我國有無新聞自由，大學生可不可以辦報」、「今年報刊發行量大幅度下降，是否由於報刊不敢講真話而造成」以及「為什麼當前圖書市場出現混亂現象、產生格調低下的圖書與學術著作的市場價值傾斜」等一系列問題，杜導正一一給予了回答與解釋，並就其中的某些問題與大學生深入交換了看法。
萬里承認《新聞法》已從立法計劃中刪除
對話是有效果的，也是認真的，如果不是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當年新聞法就有望出台，可惜後來發生的事情不可逆轉，新聞法和出版法胎死腹中。因為此前，兩個法律的文本已經起草完畢，時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早在1988年上半年就稱已組織《新聞法》起草小組，爭取早日拿出討論稿，下半年在新聞出版界組織群眾性討論。到了1989年，法律文本就已經完成。新聞出版署曾把《出版法》初稿報中央有關部門審閱，認為基本可用，後也組織了班子，對這個草稿作進一步修改，爭取提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常委會通過後，就會成為正式法律宣佈實施。
「六四」過後，萬里委婉地承認已將《新聞法》從立法計劃中刪除，所以中國第一部《新聞法》從此再也無法出台。原本開明的中國記者協會馬上急轉彎，曾接待記者聯名要求與中央領導對話的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唐非，反而倒打一耙，指控這次「反革命」風波中新聞界在輿論導向上發生了嚴重的問題，稱「長期以來我們忽視了新聞隊伍建設，尤其是思想作風建設。我建議，在新聞隊伍中首先要普及馬列主義的新聞觀點，使新聞工作者懂得堅持黨性原則的重要性。其次要經常不斷地進行國情教育，使新聞工作者了解我們的國情，並能從國情出發判斷是非」。從此至今，23年了，再也不見新聞界聯名要求與高層平等對話並上街遊行的場景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