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百姓有一個共識：這些衣着簡樸、稚氣未脫、才華出眾的學生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才用絕食這樣損害自己的方式來表明自己要求政治對話和政治民主的誠意。所以絕食期間數不清的市民日夜到廣場送水、送衣、送錢。遊行的市民打出「小弟挨餓，大哥心疼」這樣的橫幅，樸素而真摯。有一家北京人在學生遊行的時候在西單附近設立水站，供路過學生飲水，水桶邊有一對聯：「愧無美酒酬壯士，涼水熱心慰親人。」至今想來，此景此情，令人對北京市民的同情心和民主意識感佩有加。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我不知道當年國共交戰的時候解放軍是否真的贏得過人民真心誠意的支持，但六四期間學生從北京老百姓那裏得到慷慨的支持，卻是我親眼目睹，沒齒難忘。這是人民的城市，這個城市不屬於鄧小平、李鵬。本文摘自縱覽中國網站，作者張守東，原題為《黑暗抹不去的記憶——一個六四青年的回憶》。
1989年4月22日，鄧小平(前排中)、趙紫陽、李鵬等人出席胡耀邦追悼會
黑暗可以模糊人們的視線，淡化人們的良心，
但不能抹去人們心中的記憶。
謹以此文紀念趙紫陽先生，他寧肯放棄手中大權，也不願聽任向和平請願者開槍。他讓我對良知有信心。
謹以此文獻給為中國的政治民主而英勇犧牲的北京師生與市民，他們的鮮血淹沒了我的烏托邦家園，促使我另謀出路。
——題記
1989年6月4日凌晨，當我和大約5,000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沿着長安街走到復興門，我回首東望，太陽從晨曦中升起，天邊一片血紅，襯托着長安街上還在燃燒的公交汽車和坦克冒出的黑煙，為我的記憶留下了永遠也抹不去的紅色與黑色，也使那個早晨格外悲壯。那時我在這格外醒目的紅色與黑色共同的映襯下告別了那個曾經象徵中國近代民主運動的廣場，從此，廣場對我不再是民主的搖籃，而是一黨專制的象徵。那曾經象徵共產黨革命的紅色，也隨着這個早晨的到來，變成了紅色恐怖的顏色;那黑色，則仿佛我當時的心情和對於未來的感受：被鄧小平和李鵬逐出那個曾經帶給我民主嚮往的天安門廣場，一時不知何去何從。
六四那天早晨還有輝煌的日出，下午卻下起小雨。又為那個悲痛的日子平添了哀傷。意味深長的是，這次天安門民主運動開始的日子，也就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的日子，北京也下了小雨。是小雨為胡耀邦送行，也是小雨為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畫上了句號。
20年過去了，再回到那個小雨迷濛的初春之日，一切還是那麼熟悉，又是如此陌生。熟悉是因為自己曾經自始至終參與;陌生則是因為每一次反省似乎都有不同的心得。以下是我對自己經歷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簡短回憶。這個回憶完全是我個人經歷的版本，並不試圖全面回憶那個運動。我不是在寫六四史。
一、悼念
1989年4月15日。只記得那一天下了小雨。傍晚的時候聽到了胡耀邦去世的消息。覺得太突然。因為胡耀邦也就七十來歲。不久從中國人民大學傳出「不該死的死了」這個說法，一下子把大家對胡耀邦的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我們當時的校園中人來說，胡耀邦是因為在1986年的學潮中支持學生而被李先念、薄一波這樣的毛澤東式政治老人趕下台的。而在胡耀邦下台的問題上，學生和知識分子無能為力。大家總覺得虧欠胡耀邦。如今胡耀邦卻在政治體制改革舉步維艱的時候撒手人寰，加上當時有關於胡耀邦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被政治立場僵化的強人氣死的，更讓大家悲痛莫名。
所以，在胡耀邦去死最初的兩三天裏，校園裏貼告示的地方，比如學校的食堂，有很多悼念胡耀邦的輓聯和大字報，表示對胡耀邦的人格與政治功績的緬懷。當時大家還有一個隱憂，害怕被中共強硬分子趕下台的前任總書記得不到應有的肯定。於是大家特別關心官方怎樣寫胡耀邦的悼詞，也非常關心胡耀邦的追悼會何時召開。當時大家心裏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官方給胡耀邦一個客觀、正面的評價。
就我自己而言，我當時還是共產主義的信徒，雖然我已不再想加入中共。胡耀邦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為了民主和正義敢於犧牲個人政治權力的好人，他也是我仍然對中共有信心的因素之一。我在那時寫的輓聯中特別提到他從一個革命的紅小鬼成長為中共頭號人物的傳奇歷史，貼在政法大學昌平校區的食堂門口。但我沒有想到悼念胡耀邦只是一個開始，更沒想到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紀念也沒有為八九年的學生民主運動畫上句號，雖然大家在1988年就已經知道，為了紀念五四，1989年必有學生民主運動。
在焦急的等待中，胡耀邦追悼會的消息終於傳來：4月22日。由於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廣場是最接近官方追悼會的地方，所以大家決定去廣場追悼胡耀邦。21日傍晚，各學校就開始出發了。提前去，是因為大家估計22日當天廣場一定會封鎖。政法大學遊行的策劃者是當時憲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師陳小平。因了他，法大那天的遊行得到了精心的佈置：從薊門橋的老校出發，遊行隊伍前方由四個學生抬着胡耀邦畫像，出自一位女教師的手筆，胡耀邦的嘴角畫得恰到好處：有一點冤意。接着是四個學生抬着憲法條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遊行的權利。
在新街口，在西四，沿途都有旁觀市民讚賞說「畢竟是學法的」。這種依法遊行的方式，為北京市民留下了好印象。由於學生隊伍兩邊都有學生以縱隊的形式手挽手組成糾察隊，沒有本校學生證不得進入，就使官方沒有理由說學生隊伍里混有「社會閒雜人員」。所以，法大學生的遊行使得法大這個原本在北京這樣名校雲集之處很不起眼的學校，從此變得引人注目，後來每次學生遊行到廣場的時候，都有市民爬到樹上觀察，或者打聽，看法大的來了沒有。
在憲法牌子之後，是用整齊的白布寫的黑色大字：「讓我們再看耀邦一眼」，「讓我們再送耀邦一程」。這些橫幅突出了學生這次遊行到廣場的目的，而且寫的情深意切，非常感人。所以，當時戈揚老前輩主編的《新觀察》雜誌關於悼念胡耀邦的報道，就引用了法大學生的橫幅。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遊行。86年冬天學運期間，北師大的學生曾經跑到法大動員我們參加，我沒有為之所動。那時我對中共還很迷信，相信黨和政府做的都是對的。我不知道為什麼竟然會有人遊行。遊行在我心目中跟犯上作亂差不多。那時我在上研究生，非馬列主義的理論著作我幾乎不讀。因為既然馬列主義是唯一的科學，我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讀不科學的理論?我們宿舍其他四位同學都不信馬列，我們晚上經常辯論，只有我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我很孤獨，但很倔強。也為馬列主義正在失去影響力而難過。
數萬師生在21號晚上寒冷的天安門廣場守了整整一夜。當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廣場上滿眼都是各校紅色的校旗和悼念胡耀邦白色的橫幅。這是我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過夜，為了守候一個政治清明的早晨。但是我錯了。
當胡耀邦追悼會開始的時候，大家齊唱國歌，然後全場一片肅靜。雖然一夜未曾合眼，但廣場上的師生還是那麼專注，生怕對胡耀邦絲毫的不敬。追悼會結束的時候，大家還在等候，12時45分，有學生代表試圖把請願書交給李鵬，甚至下跪，但一直無人理睬。到下午一點半，學生代表見請願無果，即返回學生隊伍。這時，大家聽說鄧小平等人已經從地下通道離開了大會堂。於是現場群情激憤。學生憤怒了。
就我當時在場的感受而言，追悼會之後，只要鄧小平等人出來見一下學生，跟大家表示政治體制改革仍會繼續下去，對學生的愛國熱情表示肯定，那麼追悼會之後就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了。然而，鄧小平等人竟然拒絕見學生一面，跪求的結果竟然是這些領導人從地下通道揚長而去，這讓學生產生前所未有的屈辱感，他們也不能相信自己的愛國民主熱情竟然得不到起碼的承認，這不由得讓大家感到無助，甚至絕望，對中國的前途更加憂心忡忡。我相信，這種無助感和屈辱感，是胡耀邦追悼會之後緊接着出現的民主訴求最直接的誘因。
鄧小平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青年學生的請求還需要他這樣主宰一個國家政局的大人物認真對待。他錯了。
學生期待的民主對話落空了。他們的請願無人理睬。於是，經過一夜無眠，經過追悼會的悲痛，經過被這個國家的「公僕」的拒絕，他們知道自己必須有所行動。大家喊着「通電全國，一致罷課」的口號開始回各自校園的徒步旅行。
當晚，我到北師大去，那裏的學生已經敲鑼打鼓，在教師宿舍區宣傳「老師罷教，學生罷課」。校園民主宣傳正式開始。悼念胡耀邦已經告一段落。正如法大一個85級學生在大字報中所寫：「對一個偉人(胡耀邦)最好的悼念，就是繼承他未竟的事業。」胡耀邦曾經熱誠推動的政治體制改革，成為4月22日以後，北京校園的唯一話題。這與其說是胡耀邦推動的，還不如說是鄧小平。他和他的政權對待學生的那種傲慢的態度，把愛國心切而又感到報國無門的學生朝政治行動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就我個人而言，也正是鄧小平在1987年初堅決要開除敢於為民請命的劉賓雁等人的黨籍，使我開始懷疑社會主義制度，儘管我徹底放棄共產主義信仰，是在我從1989年6月4日早晨被荷槍實彈的軍人趕出天安門廣場——那也是鄧小平的舉措。
二、「對話」
四月下旬的那些天裏，我每天都在北大、清華、人大、師大、政法看大字報。那是我從1988年秋天開始任教以來實際任課的第一個學期，上了沒幾次課，學運就開始了。人大學生寫的大字報最好，北師大寫的詩最好，法大的遊行每次都有最精彩的設計。四二七遊行，法大學生的遊行隊伍再一次引人注目。這次遊行，為的是抗議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這篇社論把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對學生來說，這個定性無異於把白說成黑。本來學生只是在校園議論民主，這次他們發現必須搞一次全體大遊行，再次走上街頭為自己鳴冤叫屈。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四二六社論，就不會有四二七遊行。
1989年4月26日傍晚，法大學生在薊門橋校區教學樓北側誓師。鮮紅的校旗、系旗在夕陽的映襯下格外醒目，擴音器播放的國際歌對學生似乎從未如此真實：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諷刺的是，這本來是中共的黨歌，如今卻成為學生抗議中共誣陷自己的民運之聲。整個六四學生運動期間，這支歌都是學生的最愛。
在七號樓學生宿舍的二層樓道里，有學生在精心準備第二天遊行用的巨幅橫幅：「誓死捍衛憲法尊嚴!」為了表示即使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死」字還被潑上了紅墨水。這個字上潑的雖然不是鮮血，但當晚的確有很多學生寫遺書甚至血書。因為四二六社論寫的殺氣騰騰，大家覺得如果遊行抗議，必然遭到血腥鎮壓。只是大家豁出去了。之所以說是為了捍衛憲法尊嚴，因為學生認為自己發動校園民主運動只是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政府卻說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
就我個人所知，當時學生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人即使有，也是鳳毛麟角。其實，正是鄧小平在六月四日凌晨開槍屠殺之後，才多了起來。
4月27日早晨，法大的學生準備好上街，江平校長趕來勸阻學生，因為學生上街有可能遭到真槍實彈的鎮壓。江平表示，學生要上街，只能從他身上踩過去。於是法大學生只好在校門口一字排開，把橫幅、校旗打開示威。見狀我轉向北京航空學院(後來改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鋼鐵學院(如今叫北京科技大學)。我到北航的時候，警察和學生正在街上對峙。街道兩旁的房頂上、樹上站滿了給學生助威的市民。大家齊聲高唱歌頌警察的歌曲「少年壯志不言愁」(電影《便衣警察》主題歌，劉歡演唱)。警察看起來也並不想竭力攔阻——他們只是奉命行事。前面的學生一邊正面跟警察對峙，後面的學生則悄悄從校園裏繞回大街上，從警察後面出現，這樣兩邊夾擊，警察也就被衝散了。我跟着北航的學生沿學院路往西，到法大的時候，法大學生早已經不見了。
比起四二二，這次四二七遊行得到了市民更多的支持。在西直門立交橋(當時北京最大的立交橋)，學生由東往西經過橋下，市民則在橋上歡迎學生。學生喊：「人民萬歲!」市民喊：「學生萬歲!」聲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聾。由於這次參加遊行的學生遠遠多於到廣場參加胡耀邦追悼會的學生，所以政府最後還是沒敢開槍。
鎮壓不成，政府只好接受學生的建議，開始「對話」。學生要求跟趙紫陽、李鵬這樣的實權人物對話，結果只有作為國務院新聞發言人的袁木出面。袁木的話語是百分之百的官腔、官話，令學生十分反感。學生要求直播對話，也遭到了拒絕。經過多日關於對話的拉鋸戰，學生逐漸失去了對話的信心。這時，柴玲等人開始籌劃絕食，試圖以此喚起政府對學生要求民主的誠意的認同。因為政府缺乏對話誠意而在學生方面掀起的絕食運動，把政府和學生朝對立的方向推得更遠。
三、絕食
我本人始終沒有絕食，只是在廣場幫助照看絕食的學生。學生絕食期間，我經常來往於廣場與新華門前。因為法大的部分師生也在新華門前絕食。我們的任務是，晚上每隔一小時叫醒絕食學生，免得有人在絕食體弱的情況下昏死過去。白天，廣場很熱，很曬，學生常常要打着傘;晚上，廣場上很冷，需要蓋被子。每隔一分鐘就會有一輛救護車從廣場上開出——昏倒的學生越來越多。救護車悽厲的笛聲日夜在廣場響起，至今猶在耳際。我們這些在廣場上照顧學生的人也非常疲憊，有一次我累的坐在長安街路邊的石墩上，疲憊的樣子讓救護人員誤以為我是絕食學生，幾經解釋，他們才放過我，沒有送我上醫院。
北京市民在四二二、四二七、五四遊行的時候，還都是在一旁觀望。絕食使市民和學生走得更近。北京老百姓有一個共識：這些衣着簡樸、稚氣未脫、才華出眾的學生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才用絕食這樣損害自己的方式來表明自己要求政治對話和政治民主的誠意(在李鵬、陳希同眼裏這是學生在「要挾」「黨和政府」)。所以絕食期間數不清的市民日夜到廣場送水、送衣、送錢。遊行的市民打出「小弟挨餓，大哥心疼」這樣的橫幅，樸素而真摯。有一家北京人在學生遊行的時候在西單附近設立水站，供路過學生飲水，水桶邊有一對聯：「愧無美酒酬壯士，涼水熱心慰親人。」至今想來，此景此情，令人對北京市民的同情心和民主意識感佩有加。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我不知道當年國共交戰的時候共軍是否真的贏得過人民真心誠意的支持，但六四期間學生從北京老百姓那裏得到慷慨的支持，卻是我親眼目睹，沒齒難忘。這是人民的城市，這個城市不屬於鄧小平、李鵬。
絕食期間最重要的事情是學生拒絕為了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大陸而撤離廣場。這一舉措使得這個運動朝不利於趙紫陽的方向無可逆轉的進行下去。
5月14日晚，當時在學生中聲名顯赫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等人懷着焦急的心情來到廣場，勸學生離開。因為她知道，如果學生不離開，李鵬等堅持對學生嚴厲鎮壓的人就會在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的支持之下得勢，而趙紫陽這樣堅持「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改革派就會被剝奪權力。學生當然不能懂得這背後的政治遊戲。學生只是覺得，他們更願意在廣場上歡迎戈爾巴喬夫這位社會主義陣營中最有權勢的改革派。而且，對學生而言，在其改革主張未被政府作出明確回應、四二六社論也未明確被否定的情況下離開廣場，無異於半途而廢。這一事件也使得戴晴後來對學運做了不利於學生的解釋。在我看來，戴晴本應諒解學生對政治的陌生。當時我在廣場，我知道在場的學生很少有人能夠明白他們和趙紫陽之間需要彼此的支持和幫助。
六四之後鄧小平、李鵬等人硬說學生是被人利用的。這是天大的笑話。正因為學生沒有被利用，學生也害怕被人利用，他們才堅持呆在廣場上不走，從而使趙紫陽回天乏術，給了李鵬等人藉口，認為你趙紫陽來軟的不行，我們就來硬的。
的確，如果學生在5月14日晚上聽戴晴等人的建議，撤離廣場，使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大陸順利進行，也使趙紫陽的溫和政策被證明有效，而不是堅持要求官方明確否定四二六社論，則趙紫陽不會失去權力，而民主改革就有可能繼續進行。可惜學生作為一個自發的、成員變動不居的無組織力量(「高自聯」這樣的組織實際上是學生領袖的組織，而不是學生的組織，因此它不可能掌控學生運動)不可能始終做到協調一致、不可能進行長期的、始終如一的政治鬥爭，因此很難像胡平先生所建議的那樣「見壞就上，見好就收」，妥善地應用政治戰略和策略。於是，在激進的主張總能佔上風的情況下，學生民主運動就朝着和共產黨內反對憲政民主的頑固分子決一死戰的方向不可逆轉地前進了：學生中的激進分子和共產黨的頑固分子(主要是以鄧小平為首的政治老人)都認為不能妥協，所以只能以衝突告終。
鄧小平做好了開槍的準備。
而學生只能用犧牲生命證明自己的良知和勇氣。
其實，在這次學運的任何一個階段，只要鄧小平出來見一下學生，表示對學生愛國民主熱情的讚賞，表示將繼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不發表或收回四二六社論，學生就不會繼續上街遊行，更不會在廣場不走。鄧小平沒有這樣做。很多人沒有看到，鄧小平其實是毛澤東式的專制君主，他和毛在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只不過一個人認為搞專制也需要老百姓富裕一些，而毛澤東則認為貧窮更有利於專制。他們都不是五四民主精神的傳人。
看看鄧小平等人怎樣選「接班人」，就可以了解他們的「民主」是什麼。
1989年5月27日晚，政治老人齊聚鄧家，推選總書記：
李先念：「小平同志，大家想聽你對總書記人選的考慮意見。」
鄧小平：比較來比較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同志的確是總書記的合適人選。我認為他能夠勝任這個角色。在總書記人選上，陳雲、先念同志和我都傾向於江澤民同志，大家有什麼意見?
王震：「你們三人說定了就定了，我對江澤民不了解，但我相信小平同志的眼力不會錯。就選江澤民當總書記。」(《中國真相》)
吹捧鄧，對毛澤東不公平，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同路人。不能因為其中一個突出經濟就忽視其雷同。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頂多只能將其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二次洋務運動」。
四、屠戮
鄧小平和李鵬對學生絕食的回應是動武。為此他們在北京發佈戒嚴令，招來野戰軍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北京市民。
北京人民用實際行動證明戒嚴的荒謬。
我聽說，當軍車開到進京的幾個路口，老頭、老太太就躺在路上攔截，然後有人開來加長的公共汽車，橫在馬路中間，將車放氣，人坐在車輪邊——北京市民抗議戒嚴、阻止戒嚴的人體屏障就這樣形成了。
這是1989年5月19日。
在此後的兩個星期里，學生和市民聯合行動，維持了首都的治安和秩序。
而且，北京市民還保障了被圍軍隊的飲食供應。
在六里橋，我親眼見當地群眾給軍人提供飯菜、水果、飲水。大家一邊招待軍人的日常飲食，一邊做說服教育工作。比如，有一位婦女把兩歲的孩子抱到軍車上，跟孩子說：「你說，解放軍叔叔回去吧!」孩子很靦腆，於是媽媽說，「你不說，長大就不讓你做解放軍了。」
不少地方，當地百姓還和軍人對歌比賽。
北京市民和學生用實際行動證明，北京的秩序無需用戒嚴來維持。這只能說明，鄧小平和李鵬的戒嚴，只是為了阻止人民對他們專橫地行使權力的方式提出的挑戰。
1989年6月3日下午六點左右，廣場上開始出現官方的廣播：不離開廣場的，將不保證其生命安全。
這等於說格殺勿論。
最後的關頭來到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穿着拖鞋，於是我回到法大薊門橋校區，換了一雙布鞋，又回到廣場，那時已是八點多鐘。廣場上的氣氛已經不一樣，大家都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大家開始往紀念碑聚集。有位女生帶領聚集在紀念碑上的學生一起宣誓：「頭可斷，血可流，天安門廣場不可丟!」
晚上10點多鐘，我親眼見一位男生拿着一件盡頭了鮮血的綠色軍大衣來到廣場。綠色軍大衣是那個年代大學生冬天禦寒的標準衣着。
我們知道真的開槍了。大家情緒激動。
11點多，我和一位朋友到珠市口去看情況，結果看到一輛裝甲車飛速朝廣場開去。我從來沒有想到裝甲車可以開的那麼快。我們趕緊往廣場方向走，到了正陽門，看到頭戴鋼盔、手持武器的軍人跑步往廣場開去。軍人過後，我們又趕快回到廣場。在凌晨一點左右，軍人已經從四方圍住廣場。
在影影綽綽的燈光之下，從紀念碑基座上遠看天安門前、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到處都是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士兵把我們圍在中間，真的很恐怖。官方的廣播一遍又一遍重複着「不保證其生命安全」的保證，天空還經常出現指揮軍隊行動的紅色照明彈，簡直是立體的恐怖。
我非常想離開廣場。那年我才24歲，剛當了一年大學教師。除了兩個妹妹，家裏只有我一個兒子。我不想死，為了父母也不能死。那時很多學生在寫遺書。我沒有寫，我知道如果被殺，遺書也不可能被帶出去。寫了白寫。學生也在分發剩下的食物，還有人身蜂王漿這樣的東西，一定是好心的市民送的。我沒有喝。覺得喝了也白喝。要死的人了，吃喝還有什麼意義?
我想離開，但覺得不能離開。我不能承受在最後關頭臨陣脫逃的良心責備。但是留下來看來也只有死路一條。我們大部分人不同意用武力對抗軍人，因為知道這些軍人也多是貧民的子孫，他們也只是奉命行事，殺死他們就等於老百姓之間自相殘殺，而這種慘劇的製造者卻另有其人。
大概在凌晨兩點左右，我終於在心裏說服自己，接受死亡的命運：我不能走，也不能反抗，只有死路一條。這時反而平靜了許多。我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有一位朋友走過來，抱着我，說，「守東，你是我的好兄弟!」這句話我終生難忘。雖然，我和他最終沒有成為弟兄。
我也試圖勸說周圍的學生，勸他們不要反抗。然而我只是無名小卒，反而招來唾罵：「膽小鬼，你為什麼不早離開?」然後我只能選擇沉默。
多虧了劉曉波，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他救了廣場上的學生。他見一些學生想反抗，就站起來對大家說：「同學們，凡是今天在廣場上的，都是我們民族的精英，我們多流一滴血，都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我當時坐在劉曉波身邊，他的這番話我終身難忘。是他，也只有他的勸說才會奏效。他開始查收學生身邊的棍棒，堆起了很高的一堆。他也勸有槍的學生把槍交給戒嚴部隊。也是劉曉波，在清場開始的時候和軍人談判，要求他們給學生留下一條通道撤離。沒有劉曉波，少部分打算武力反抗的學生肯定會招來軍人對所有學生的屠戮。鄧小平和李鵬不會吝惜學生的生命。
實際上，也是劉曉波的勸說和談判，才使得學生有撤離的機會，也使鄧小平在長安街的屠戮沒有延伸至紀念碑，使他免於承擔更重的罪責。荒謬的是，這樣一位對政府減輕罪責作出了重大貢獻的學者，在六四以後卻遭到官方肆意的辱罵，其權威報道題為「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是非之顛倒，莫此為甚。
四點左右，廣場上的燈全都熄滅。
全場一片黑暗。
借着黎明前的黑暗，鄧小平動手了。
胡平先生事後評論鄧小平為什麼在黑暗中動手，認為黑暗可以模糊人們的視線，淡化人們的良心，可謂一語中的。但我要加一句：黑暗並不能抹去人們心中的記憶。
一小股士兵貓着腰，端着槍，從東面衝上碑座最高處。我從晚上12點開始一直坐在那裏。我的身後是五四運動的浮雕。那年是五四運動七十周年。這個晚上我都面朝天安門，有時回頭看五四運動的浮雕，遙想當年軍閥統治下的學生為民族而吶喊，那聲音穿過七十年的歲月在我的耳邊響起。而我，七十年後，卻要和五千名師生在廣場上面對一個聲稱其繼承了五四精神的政權的武力包圍，僅僅是因為我們想把五四的民主精神繼承下來。
1989年6月3日晚上，鄧小平用武力給我上了驚心動魄的民主一課。
他給我們留下一個問題：在中國，通過和平的遊行、對話方式追求民主，還有可能嗎?
衝上來的軍人不由分說，在我身後一頓亂槍，我依然面朝天安門，彈殼落到我的後背。我沒有看他們朝那兒開槍，我相信不是朝人群。也許他們是為了嚇唬我們，也許是要打掉高自聯的喇叭。士兵還用腳踹我們，一邊踹，一邊說，「看你們把廣場糟蹋成什麼樣子!」
這是人民的廣場，難道只能在這裏對獨裁者高呼萬歲?
被洗腦的士兵把我們趕走。鄧小平佔領了廣場。
伴着晨曦，我們撤退了。
我們從歷史博物館門前轉向西，過了正陽門之後，又從六部口回到長安街。我回頭望，後面是長長的學生隊伍，看到大家沒有劫後餘生的興奮，也沒有對武力的恐懼，只有一片靜默，有人頭上纏着白布條，有人胳膊吊着繃帶，很多人打出表示勝利的V手勢。
到了長安街，天已大亮。這時突然有坦克車從廣場開過來，打催淚瓦斯。在整個學運期間，我們時常擔心會有催淚瓦斯，所以經常帶着濕口罩(當時防備催淚瓦斯的措施)，沒想到最後才遇到。我正走在長安街北側，見旁邊有個大門朝南，我們馬上進了院子躲避催淚瓦斯。進院子不久，有人趴頭往外看，驚呼「軋死人了!」原來是這輛坦克不僅打了催淚瓦斯，還直接朝人身上開去。當場碾倒13人，其中11人死於非命。
其中，有一位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博士。
他的妻子還在法大貼出啟示，希望聽到在場的人對她丈夫遇難的講述。
我悲痛欲絕。
據比較可靠的數據，約有一千名市民在軍隊佔領北京的過程中被屠殺。
沒有什麼罪惡不可以被饒恕，但作惡者必須懺悔，而且，懺悔和饒恕也不能取代正義法律的懲罰。
我可以輕視自己的禍患，但不能蔑視他人的苦難;
我可以饒恕自己的敵人，但無權開脫他人的兇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