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但是，後來學潮怎麼會鬧成那麼大的亂子?關鍵是「四·二六社論」。學生有不滿情緒，總會表現出來，即使當時沒有鬧起來，以後還是要表達。總是有意見嘛!
但是學潮鬧得那麼大，就在那個時候鬧出那麼大的亂子，就是「四·二六社論」。社論以前和社論以後的情況不同。如果當時因勢利導，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會鬧得那麼大。「四·二六社論」是個轉折點。
4月19日，我就訪朝的事情去過鄧那裏，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萬里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
萬里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其實學生中間當時已經出現分化，一部分主張複課並已經複課了，少數人反對複課，有的學校為此還發生了糾紛，一些學生回到教室上課，那些比較激進的分子在門口把着不許進去。
這種情況是因為這些學生氣還沒有完全出夠，鬧了一下就這樣完了?當時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導，對話，允許學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這是很好的機會。可是他們在匯報時竟說「一場全國規模的包括中學生、包括工人在內的大規模行動正在組織發動之中」，還說北京大學生紛紛派人到全國各地串聯，到街上募捐籌集經費，要搞更大規模的行動。
他們把個別學生的過激言論，特別是對鄧小平個人的過激言論加以宣揚，把學潮說成是反對共產黨的，針對鄧小平的。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學生特別是大學生對西方的東西聽的很多，看的很多。說一個領導人幾句話，他們根本不認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當中空氣比較緊張的時候。
當時說我的也很多，什麼幾個孩子搞「官倒」呀，什麼運了多少車皮化肥到我的家鄉呀。當時在多少萬人中間沒有人說些偏激、過激的話是不可能的。有十個人說了這類話，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錫銘、陳希同他們這麼做，是他們原來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起作用，還是別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
4月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
我4月19日到鄧那裏，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鵬、楊尚昆一講，鄧又同意他們的看法了，因為這和他歷來的主張一致。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月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聞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
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台也不滿意。「五四」青年節我有個講話。毛毛打電話給講話起草人鮑彤，希望在講話中加上鄧愛護青年的內容。
5月17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
有人利用學生的過激言論來激化矛盾，把黨和政府推到和學生尖銳對立的地位。經過改革開放，學生批評領導人本來算不了什麼事，發泄一下而已，並不意味着這些人要推翻我們的制度。
但是把學生批評鄧的話集中起來說給鄧聽，對老人是極大的刺激。這些人還把學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過激言論說成是學潮的主流，說鬥爭矛頭指向鄧。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鮮時，4月24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錶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
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說過，追悼會結束以後，學潮趨於緩和，而且學生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一部分主張複課，這是很好的機會。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四·二六社論」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
從朝鮮回來後我找了幾個大學的人談過，他們都講了這個情況。「四·二六社論」社論一發，各方面包括機關都非常不滿意，「怎麼搞了這麼一個東西?」所以4月27日上街遊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萬。由於「四·二六社論」的言辭比較嚴厲，學生們感到這個行動可能受到鎮壓，因此有的學生遊行以前給家裏或親友寫下了遺言、訣別信。
「四·二六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牴觸。他們不理解、牴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
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裏，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佈置的一些封鎖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裏，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
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
當時只有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由於傳達了小平同志的講話，發了社論，學生會、黨團組織、校長、教師，原來都拼命地阻擋學生，叫他們無論如何不要去上街。學生回去以後，弄得黨團幹部受到奚落，他們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緒，認為被出賣了，躺倒不幹了。包括陳希同這樣的人也有這種感覺。5月1日常委聽北京市的匯報，陳希同一肚子怨氣，說學校基層幹部感到被出賣了。我批評他：誰出賣誰?
4·27大遊行的結果說明這麼幾個事：原來以為4·26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此其一;
其二，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
其三，北京市剛剛發佈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政府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四·二六社論」社論對整個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以上說明，如果不用疏導對話辦法，要用強制手段制止學潮，除了動用軍隊，沒有別的辦法。我從朝鮮回來途經瀋陽時，聽了瀋陽的匯報，他們也是大會傳達鄧的講話，省委都懷疑：現在還用這種辦法行嗎?他們說，傳達鄧講話以後很多人罵鄧。所以我從朝鮮回來後就覺得局勢很危險。「四·二六社論」以後，其他辦法都不靈了，存在着發生大規模流血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