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姚文元收到了兩封密信，他將這兩封信秘密地收藏起來。姚想：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他們的戰車上;如果不交給他們看這封信，靜觀事態變化，一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這兩封信一併交給華國鋒。這是表示擁護華國鋒領導的一種形式，華就會認為他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不是一回事，會感激他。說不定他還會當政治局委員，至少不會跌得太重。
1973年5月1日，姚文元、鄧穎超、王洪文等中共領導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會見越南訪問中國大陸代表團
1976年，姚文元收到了兩封奇怪的信，既不交給華國鋒，也不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
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4月，在天安門廣場上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為主流的「四五」運動。
4月12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寫着：「《人民日報》總編輯收」;信封的背面寫着：「請戈培爾編輯收」。《人民日報》的一位負責人拆開一看，信封裏面裝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這份報紙上登着《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這份報紙的刊頭「人民」二字上打了一個大黑叉，然後加上兩個字：「造謠」。接着，寄報人在這份報紙的空白處寫下了如下批註：「令人震驚!黨報墮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陰謀家的傳聲筒!……明明是你們編造的詩詞拿來說是天安門廣場的，誰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們演的這場『國會縱火案』實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視聽的假報道就能騙得了人民群眾嗎?從今改為：法西斯黨機關報。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江、姚!!!」
拆信的這位負責人見此，連忙把信送給當時《人民日報》的總負責人，隨後，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讀着這些文字，臉色青一陣白一陣，但他還是裝作從容的樣子，把這份《人民日報》裝入信封之中，然後問：這件事還有誰知道?《人民日報》總負責人答道：除了我和那個拆信的負責人之外，再沒有人知道。姚文元又問：這麼說，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那位負責人回答：是的。聽到這話，姚文元長出了一口氣。他交代：這件事，只限於我們三個人知道，誰也不准說出去。此後，姚文元把這封信鎖在自己家的抽屜里。他沒有把這封信交給已經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也沒有把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看。
7月，毛澤東的病情加重，「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正在這時，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這封信是7月下旬新華社負責人轉給姚文元的。信是由新華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記者寫的，信封上寫着：「姚文元同志親啟」。姚文元拆開信一看，眉頭立刻皺了起來。
這封信反映的主要內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對新華社分社記者講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養病期間，某某某的兒子去醫院看望他時，說了一番別有意味的話。這番話的主要意思是說，毛主席現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幾天了。現在華國鋒雖然當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但是沒有能力，在工作上一邊向李先念問問，一邊向張春橋問問，這樣把兩方面的意見湊起來做工作。華國鋒在外事工作上也沒有經驗，而某某某則能力強，現在不高興多管事，不高興出主意了。現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爭，老派現在不開口，因為毛主席還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們是要大乾的，他們已經秘密串聯，做了準備，到時候立即宣佈張春橋為叛徒，實行全國軍管，接下來就是血雨腥風。老派、新派無論誰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較起來還是老派上台好一些。某某某的兒子還對這位負責人說：回去給省委打個招呼，對將來的事情要做好準備。寫信的新華社記者還要求姚文元看過這封信後，把信轉給毛主席。
姚文元把這封信看了三遍。看過之後，他思忖再三，還是把信壓下來。
姚文元扣信，到底是出於怎樣的想法?猶豫再三，姚文元決定「要勇敢地投入戰鬥」
姚文元把這兩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樣想的?
從後來姚文元的交代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後，他們(指「四人幫」)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的戰車上;如果不交給他們看這封信，靜觀事態變化，一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這封信，連同4月12日的信，一併交給華國鋒。這是表示擁護華國鋒領導的一種形式，華國鋒就會認為姚文元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不是一回事，會感激他。說不定他還會當政治局委員，至少不會跌得太重。
中央專案組在1980年7月17日審訊姚文元時，姚文元曾交代說：我感到毛主席逝世後，我自己會被批判的。「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毛主席逝世後，我就聯想到毛主席說過的『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我就擔心解決到自己頭上了。」姚文元還交代，毛澤東病危時，他和紀登奎負責準備文件，以姚文元為主。姚文元找來朱穆之、魯瑛、莫艾、許健生、鄧崗，一起佈置毛澤東逝世後的宣傳工作。他們商量完工作後，姚文元把魯瑛留下來單獨談話。他對魯瑛說：這幾天要是你們到處找我，突然找不到我這個人了，你要繼續做好報紙出版工作，現在階級鬥爭形勢還是很複雜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樣，還要看一看。姚文元還有一個考慮，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幫」在中央內部已經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審訊時說：我想，如果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他們，他們就會馬上追究，而這兩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與中央內部高層人物有關，追來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會在中央內部樹敵過多，使我在中央內部處境不利。
從姚文元的上述交代來看，他是預感到「四人幫」要垮台，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這兩封信交給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就是預備一旦出事，他好有一個向華國鋒、葉劍英請功的東西，也好把自己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區別開來。
姚文元是否考慮過在毛澤東逝世後，他要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等人斷絕幫派聯繫呢?顯然是考慮過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記中寫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與江青等人從此保持一定距離的。那時，人們已經開始「疏遠」和「不滿」江青了。姚文元還記有：「不知為什麼」，13日上午，華國鋒、王洪文、他本人一同會見前來弔唁毛澤東的外賓時，江青卻沒有參加會見，後來江青「提出政治局開會，在會上，因為遺體問題和華國鋒吵起來。她的言詞很激烈，大家都不滿意，這樣下去很危險。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開始疏遠她」。
但是，姚文元經過反覆權衡，最後還是下決心要與江青等人一起搞，這固然是因為他們的思想體系是一致的，主要還是因為姚文元認為華國鋒軟弱，成不了大氣候，老幹部們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搞在一起，自己今後才能夠繼續享受榮華富貴;他還認為，江青是毛澤東的夫人，沒有人能把她怎麼樣，今後她還會在中央佔有很大勢力;還有一點，姚文元是由張春橋一手提拔上來的，在過去的時間裏，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這也保證了他的飛黃騰達。他對張春橋佩服得五體投地。姚文元相信，繼續聽張春橋的，沒有錯。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不能疏遠江青，我不能這樣做，要努力幫助她，支持她，要對得起主席。正是出於這一想法，他在當天的日記中還寫道：「我要振作起來，要充滿信心，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戰鬥。」「記住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歡的生活是戰鬥!』」
為了反對乃至搞掉華國鋒，姚文元篡改了毛澤東臨終囑咐，大力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不久，姚文元就佈置人寫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並且親自寫好了社論的提綱，口授了大體內容。9月15日，社論稿起草好之後，送給姚文元修改時，他決定把自己篡改的毛澤東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加進社論稿中，並且對這句話進行了「解釋」。
姚文元在社論稿中加寫道：「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永遠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辦。『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要堅持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同黨內走資派作鬥爭。當前，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為題，發表了這篇社論。
姚文元加寫的這些文字，成為兩報一刊社論的主旨。「按既定方針辦」實際上是說，按照毛澤東的臨終囑咐，黨和國家要按照「四人幫」堅持搞的那一套來辦，就是按搞「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辦。
1980年底，中央專案組在審訊姚文元時曾經問他，為什麼要捏造毛澤東臨終囑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說了這樣的話：「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思想：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也沒有想過。」
姚文元「積極」發揮他輿論總管的作用，專在宣傳「按既定方針辦」上下工夫。他認為，這樣最保險，可進可退，如果「四人幫」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幫」失敗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傳方針，算是跟人跟錯了。
姚文元為什麼會這樣想?事出有因。
「按既定方針辦」，是張春橋最早捏造的。張春橋曾經對王洪文、姚文元說過，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我最後一次見到毛主席時，主席拉着我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一旦「四人幫」失敗，姚文元可以把這一切往張春橋身上推，推掉自己的干係。
「四人幫」堅持宣傳「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針鋒相對「照過去方針辦」。
小算盤打定之後，姚文元便放開膽子，督促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9月17日，姚文元安排《解放日報》發表幾個大標題，一個是通欄標題：《遵循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一個標題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個標題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與走資派作鬥爭》;還有兩個並列標題是：《按既定方針辦，就要認真學習，深入批鄧》、《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9月19日，姚文元打電話指示新華社：國慶報道，要強調主席囑咐的「按既定方針辦」。當天，姚文元又一次打電話指示新華社：凡是有「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9月20日，姚文元打電話指示新華社：反映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情況，要有「按既定方針辦」這方面的內容。
9月23日夜，姚文元打電話給新華社：你們要銘記毛主席對我們的關懷、鼓舞，堅決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9月30日凌晨3時，姚文元打電話給新華社說：30日晚上在天安門城樓舉行工農兵學商代表參加的慶祝國慶座談會上的內容，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按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姚文元的這一系列舉措，先是引起了葉劍英的警覺。當兩報一刊的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發表後，葉劍英在「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下面用紅鉛筆畫了一條槓，在旁邊打了一個大問號，交給華國鋒，目的是提醒華國鋒注意。但華國鋒卻沒有注意到葉劍英的提醒。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報》以大標題的形式宣傳「按既定方針辦」時，葉劍英拿着這張報紙找到華國鋒，當面對華國鋒講：「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與你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照過去方針辦」不一樣，他們說「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臨終囑咐，是別有用心。
葉劍英的一席話，引起了華國鋒的警覺。原來他只是認為「按既定方針辦」與「照過去方針辦」這兩句話的意思差不多，現在他認識到了「四人幫」捏造「按既定方針辦」是別有用心的。華國鋒首先把這個疑問同汪東興說了。汪東興決定找機會由他出面澄清問題。9月29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華國鋒將於第二天在天安門城樓座談會上的發言稿時，汪東興指着「按既定方針辦」一句話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的兩個文件。」汪東興說這句話時，表情十分嚴肅，口氣強硬。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實厚道的華國鋒，在這個問題上毫不退讓。9月30日晚，在天安門城樓座談會上，華國鋒發表講話時，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針辦」。10月2日，華國鋒在喬冠華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針辦」的字樣統統刪掉了，並且專門寫了一段批語：「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華國鋒的這一批示傳下來後，葉劍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畫圈，批示「同意」。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畫圈，跟着葉劍英批示「同意」。
看到華國鋒的批示後，張春橋在寫了「同意」二字後，又寫了一個批註：「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傳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張春橋的這一手確實厲害，華國鋒的批示不下達，就等於被封殺了。
姚文元在被抓前的最後幾小時，才把兩封奇怪的信告訴張春橋，然而，卻沒有引起張春橋的注意。
姚文元看到華國鋒的批示後，心中明白，華國鋒這個批示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針對他的。他感到，華國鋒已經站到了老幹部一邊。他接到的兩封信中，對此也有預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將面臨的政治抉擇：是就此罷手，聽華國鋒的，還是繼續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搞「四人幫」?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根本不理睬華國鋒的批示，照樣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不僅如此，姚文元還與華國鋒較上了勁，對華國鋒搞反調查。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報》總負責人找到他家裏密談。姚文元說華國鋒對「按既定方針辦」有批示，在這上面出了問題。還說，有人借社論引用毛主席這句話大做文章，攻擊《人民日報》。「你不要小看這件事，從最近情況來看，表面上還是比較平靜，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對「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只是稍微減少一些，以應付上邊。同時，要抽幾個《人民日報》的人，組織一個調查組，調查一下這個「按既定方針辦」是不是華國鋒最先提的(因為有人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是華國鋒說的)。如果查實是華國鋒說的，那說明是他的問題，完全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攻擊他，至少可以說他頭腦不清醒。《人民日報》總負責人得到姚文元的指示後，親自打電話給劉湘屏(當時任衛生部部長)核對，同時派人專門調查華國鋒在計劃會議上是怎麼講的。對此，《人民日報》總負責人在他寫的交代材料中說得很清楚：我們調查華國鋒同志在計劃會議上傳達的毛主席的原話，是「陰謀嫁禍於華國鋒同志」。
但是，姚文元沒有想到，正是在「按既定方針辦」問題上，華國鋒更加認清了「四人幫」的本質和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他於10月4日已經下定了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決心，並且確定了抓捕「四人幫」的方案，指定汪東興具體落實。
10月6日，姚文元一整天都心神不寧。他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但卻又說不出來。於是，他去找張春橋談心。這是他與張春橋最後一次秘密談話。談話中，張春橋攻擊華國鋒對批鄧不積極，攻擊葉劍英打算與美國人合作發展海軍。張春橋談話時，姚文元一直在靜靜地聽着，他以往也是如此。等張春橋說得差不多了，姚文元猶豫再三後，還是決定把他收到的兩封奇怪的信告訴張春橋。姚文元說：「我接到了兩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提高警惕。」姚文元向張春橋說這兩封信時，並沒有明確告訴張春橋信中寫的就是張春橋的名字，而是用「某某某」來代替。姚文元這樣欲言又止的態度，如果是在過去，早就會引起張春橋的警覺，他就會追問事情的原委。但這一次卻是一個例外，張春橋居然沒有什麼反應。
得不到要領的姚文元從張春橋那裏回來，總覺得心驚肉跳。他自己後來交代說，回到家裏，「心情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我當時也沒有多做解釋。今天回憶起來，我的這些話，我的這種不安的想法，雖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響，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堅決相信黨，相信人民，同『四人幫』徹底決裂，就不會說這種話的。由於我沒有徹底決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一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當姚文元來到懷仁堂時，被工作人員引到東廊大休息室。姚文元一進大休息室，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團長就迎上前來，站在姚文元面前，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向他宣讀了中央關於對他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姚文元目瞪口呆地聽着。聽後，他沒有做任何反抗，也沒有爭辯，只說了兩個字：「走吧。」
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到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