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以不正常的手段干預媒體輿論監督，是官商勾結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其結果只會導致一些人有恃無恐，讓不法行為為所欲為，給社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近日，郭文貴的經歷已經是沸沸揚揚，尤其是媒體透露出來的官商、政商勾結，甚至動用公權力為企業牟利的事情確實觸目驚心。但是郭文貴的發家經過，並不是沒有媒體提出過質疑，新京報早在摩根大廈(即現在的盤古大廈)出現土地糾紛案時就有關注，後來又對其頂樓違章建築四合院，進行過輿論監督，但是卻遭到非主管部門的不正常干預，有關方面甚至打着「國家安全」的幌子，派人持公函前來威脅。
一篇針對純企業行為的正常的輿論監督報道，卻引來不正常的干預和阻撓，實在有些不正常。雖然，郭文貴涉嫌官商勾結的事實仍然有待司法部門的查證，但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則是，如果媒體的正常輿論監督權能夠得到保障，盤古大觀背後的真相，何以會到現在才被公開，某些領域的官商勾結又豈會越來越猖獗?郭文貴今日之敗，雖非直接敗在輿論監督上面，但是，讓輿論監督充分發揮作用，又何至於會有今日的「觸目驚心」?
顯然，企業以不正常的手段干預媒體輿論監督，是官商勾結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其結果只會導致一些人有恃無恐，讓不法行為為所欲為，給社會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用類似方式抵制輿論監督的不只有郭文貴，以及為郭文貴站台的某些部門和官員。
當年，媒體對薄熙來、王立軍等人在重慶搞的「唱紅打黑」，曾提出諸多批評，但是來自重慶方面的聲音，一再警告媒體不得對重慶的做法進行質疑，要求噤聲。濫用權力打擊、抵制正常輿論監督，導致薄熙來等在重慶的數年間越來越肆無忌憚，最終給國家、社會帶來嚴重的損失。
抵制輿論監督的結果就是「養虎遺患」。無論是發生在一些地方官場，還是發生在政商勾結領域的慘痛案例恰恰說明，要信任媒體，善待媒體，尊重媒體輿論監督的權利，讓媒體正常行使提供知情權、監督權的職責。這樣才會防患於未然，在事情出現危險苗頭之際，及時向社會發出預警。
媒體也應該慎重行使輿論監督權利，為報道負責，若是有的媒體違背客觀報道原則、濫用監督權，也要由主管部門依法依規予以處理。媒體天然對違法犯罪行為敏感，大量的正面案例與反面案例都表明，各方應該保障和鼓勵媒體依法、科學、建設性地開展輿論監督。如果能夠這樣，很多明顯的社會問題，就不會被掩蓋，並且能夠隨時糾正，各方也不會因久拖不決，而付出更大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