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精神病，是眾所周知的精神病，俗稱瘋子。他們或者是因為受了刺激，或者是因為受到加害，或者是因為受到迫害，導致精神崩潰、精神失常。他們已經沒有了自己的思想，沒有了自己的靈魂，他們隨時可能加害於他人而不知，失去了懺悔和判斷的能力。如果沒有親人的照看，就會對他人產生不確定性的風險，他們最好的歸宿就是進精神病院。
第二種精神病叫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得了這種病的人，受傷害者被施害者控制，受害者最後已經失去了受害者的感覺，受害者與施害者共謀，愛上施害者，保護施害者。這種病人，深受其害而不知其害，深受其害而迷於其害，深受其愛而愛上其愛，他們享受着精神受虐的快樂。
第三種精神病叫說謊病。這種病的典型特徵是本能性習慣性地說謊，且不可控制。他們也知道說謊不對，但他們還是不可遏制地說謊，說謊如同陽光、空氣和水一樣不可缺少。這種精神病，是專制和極權體製造成的。他們知道，沒有專制和極權體制，他們也不會得這種精神病，這種精神病又強化了專制和極權體制。林彪就說，不說謊話辦不成大事。他們只有通過說謊，才能辦成大事，才上爬上高位，才能盡享權力的病態快樂，才能把美女玩弄於床上。
這種精神病人主要集中在腐敗群體中。他們是政治精神分裂者，道德人格分裂者。薄熙來一方面唱紅歌，另一方面把薄瓜瓜先是送到英國受教育，後是送到美國受教育。徐才厚一方面說他最大的特點是廉政，另一方面搞腐敗，且腐敗數額巨大到讓人瞠目結舌、不可思議的地步。周永康一方面強調法治建設，另一方面維穩，破壞法治建設，同時大搞塌方式的腐敗。這些人還一直強調加強黨的團結，另一方面卻又暗地裏搞破壞黨組織的政治活動。他們通過說假話獲得上級的信任，通過說謊獲得上級的信任進而搞陰謀搞活動。他們對上級說謊，他們對下級說謊，他們對自己的良心說謊，他們通過說謊獲得權力、金錢、地位和名譽。
對於他們來說，說謊就是他們的通行證，說謊就是他們的墓志銘。說謊就是他們的催情藥，說謊就是他們生存的理由。沒有說謊，這個世界甚麽東西都沒有意義。他們看這個世界，總是不健康的，就是看到的那些陽光，也會被他們視為海市蜃樓。他們的血是黑的，他們靈魂是骯髒的，他們的肉體是污穢不堪的。他們製造謊言，生活在謊言之中，他們以生活在謊言之中為政治人生的最大樂趣。他們已經不覺得自己在說謊，他們覺得謊言就是一切。
謊言是說謊者的聖經。離開謊言，他們在精神上就沒有失去依歸。
謊言總是與暴力相伴隨。沒有謊言的暴力終歸維持不了長久。他們通過暴力打壓那些不相信謊言的人、質疑謊言的人。他們把不相信謊言的人以各種各樣的名義送上斷頭台，關進監獄，打入牢房，莫名失蹤，屏蔽言論。不信謊者必死是他們奉行和踐行的原則。
這些人腐敗一旦敗露，一方面向黨組織懺悔，另一方面想通過懺悔來保命。他們為了活命，是不會講邏輯的，也不想講邏輯，因為他們是另一種精神病人，但精神病人也有求生的本能和欲望，懺悔就是他們的必然選擇。
這些貪官們，一旦面對審判台，他們就大談對不起黨，對不起家人，對不起上級領導的培養之類的語言。南京前市長季建業在煙臺法院庭審中表示懺悔就說：「我對不起黨，對不起家人，對不起培養我的領導!」所有的對不起，都是自我保護的對不起，都是自私的對不起，都不是出於公權力的對不起，都不是針對人民的對不起。在他們看來，人民就是工具，就是為他們賺錢的工具，就是會說話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就談不上對不起。
如果這些精神病人講邏輯，他們就會說，我破壞了憲法和法律，我對不起納稅人，我對不起選民，我對不起公民，我濫用了憲法賦予我的公共權力，我把公共權力當成私人權力來用。這樣的懺悔才符合邏輯，這樣的懺悔才符合事實。
不過官員們雖然不講憲法邏輯，不講公權力邏輯，但感恩的邏輯還是要講的，這就是非理性的邏輯，精神病人的邏輯。
即使他們不講憲法邏輯和公權力邏輯，他們也應該講政治道德邏輯。要知道，這些腐敗官員，可一直在受黨性教育的，他們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離口，走群眾路線的口號滿街走，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偽裝披在身，他們通過這些道德裝飾品，滿世界撈錢，撈錢的時候也不忘記大講廉政，大講反腐敗，所以，把他們形容成道德偽君子已經遠遠不夠了，他們就是精神分裂，就是精神病，是中國特色的精神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