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高法緊隨兩會之後公佈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4)》白皮書，首開先河地提到了薄周締結同盟進行的「非組織政治活動」，這也是該詞首次出現於官方權威表述，被外界看作是「政變」、「反黨」等極具鬥爭色彩表述的同義反覆。周永康等「大老虎」的公開審理在即，官方為何主動提及與政治勾連度極大的「非組織政治活動」?與薄熙來審理時期的儘可能規避相比，中國自十八大至今發生了哪些「勢」與「力」的變化，才有此底氣和自信如是直言不諱?薄案已經蓋棺定論，最高法再提「政治」控罪，是否意味着要推翻此前的判決?
從既定事實來看，當局十八大前決定查辦薄時，基本上已經知曉其與周「大幹一場」的密謀。薄周同路不同命的背後，其實是「勢」與「力」的變化和逆轉。首先是勢。查處薄熙來，恰逢十八大前夕，稍有差池，都有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而在周案公之於眾後，不僅其黨羽和裙邊已經被剪得七零八落，第五代領導集體也已經通過大刀闊斧的改革和反腐坐穩了江山，政局發生動盪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其次是「力」。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處的「力」，正是人和凝聚起來的民意。在薄熙來被查處前，由於其名義上唱紅打黑獲得了廣泛的民意支持度，所以可見的民意是偏向薄一方的。如若彼時過於政治化，可能成全薄的政變圖謀，致己方於不利境地。而到了周案，大多數民意已經轉向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當政者。「勢」與「力」的今非昔比，也是當局有足夠的勇氣和自信主動將「非組織政治活動」擺上枱面的底氣所在。
勢之所歸莫之敢逆
之所以薄熙來倖免於「政治」問罪，而即將接受公開審理且開放度跌破公眾預期的周永康，則可能面臨已經掃入故紙堆的「政治控罪」，關鍵在於「勢」的變化。眾所周知，當局決定查辦薄熙來時，恰逢中國十年一次的大換屆。俱往矣，歷朝歷代的權力交接總免不了一場血雨腥風，忠奸對壘血濺龍袍更是不勝枚舉。中共自建國之後的四次權力交接，也是跌跌撞撞，並不平靜。
彼時，不滿足於當局隱去政治問題給薄熙來治罪的自由派則認為，審判薄熙來不等於清算了「重慶模式」。「文革」結束後，官方還曾有過一段不徹底、不深刻的反思。薄熙來倒台至今，當局卻從未對「重慶模式」進行過任何反思乃至討論，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地「既往不咎」向前看。所以，對薄熙來的處理，從一開始就附帶着濃重的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的意味，而非簡單的反腐治貪那麼簡單。反腐治貪很容易贏得掌聲，但是一旦牽扯到權鬥和路線問題，握有權柄的執政者就很容易成為被質疑的對象。被放在砧板上的薄熙來，原本是背着貪污、受賄、濫用職權「三宗罪」的貪腐官員，卻被很多人看作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輕易完成了從施害者到受害者的角色轉變。
《孫子兵法》裏有一句話叫「善戰者求之於勢」。善於長線佈局且不打無準備之杖的中共，在薄時期已然意識到了「勢」之所向，故而莫之敢逆。因為稍有差池，便可能犯下不可挽回的顛覆性錯誤。習近平曾在多個場合提到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可能的後果之一就包括政權是否穩固。所以從這個層面來看，隱去薄熙來的政治問題，也是中共自我保全的一種策略。
到了周永康，雖然也難以擺脫政治鬥爭，將其與薄熙來關聯起來，也不排除存在路線鬥爭。但現實的情況是，公眾對當局反腐決心的擁護，徹底覆蓋掉了政治鬥爭以及路線鬥爭存活的可能和空間。也就是說，即便當局在審判周永康時重提「政治問罪」，多數輿論還是會認定這是周本人貪婪奢靡之後的咎由自取，不至於演繹出過多的權鬥論、陰謀論。也正是內「勢」外「勢」的逆轉和變化，共同促成了中共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直面這場針對世紀大考。最高法官員在兩會之前的提前透料，以及後續將「非組織政治活動」寫入白皮書，都不失為「勢」變化之後當局立場和態度的直接外溢。
得民心者得天下
除了「勢」的變化，薄周同路不同命的另一大決定因素，在於「力」的變化。此處的「力」，通俗地講，就是民心。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薄時期，可見的民意顯然是嚴重跑偏的。不得不說，面對世風日下、無官不貪的現狀，仇官仇富的情緒井噴，很多人懷念建國之初的大鍋飯時代，薄熙來唱紅打黑正是抓准了這一命脈，所以很快虜獲了人心。但是待到籠罩在唱紅打黑之上的「保護膜」被撕開，民眾意識到薄的終極目標與重構社會秩序沒有絲毫瓜葛，相反地，是在打破尚存的社會秩序。從重慶事變之後的種種跡象來看，比如毛左派聯合起來為文革吶喊助威，左派意見領袖在公共事件中製造事端，破壞性的餘毒可見一斑。
到了周永康，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第五代領導集體已經將多數民意聚攏過來，且穩固程度足以讓中共放開手腳進行「不設指標」、「上不封頂」的打虎動作。當然，這樣的民意收穫，從習近平在十八大後的就職演說中開誠佈公地喊出的那句奮鬥目標——「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已經開始並奠定基調。第五代之所以能在短短兩年時間裏便獲得人民的高度支持，也正是因為在習的帶領下，普羅大眾對於法治和社會規則重新燃起了希望，並有了新的界定和認識。而這，雖則無形，確是比單純物質層面的極大豐富更為關鍵存在。從這個層面來講，如果說鄧小平時代是讓老百姓的碗裏多了一塊肉，那麼習近平時代則是試圖讓老百姓精神上多一份相信，也多一份嚮往。事實證明，這樣的努力方向是必要且合理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民意作為強大後盾，習才敢於主動升級周案，對其進行全方位問罪。
中南海的尷尬
雖然政治問罪周永康的「勢」與「力」兼具，但是最高法首次提及的「非組織政治活動」，還是讓當局陷入了尷尬境地。因為在公審周之前談及此敏感詞，還將其政變、反黨事宜與已經審判結束的薄熙來捆綁在一起，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即已產生：升級周案如若坐實，那麼是否意味着避開薄熙來政治問題的那場微博直播的審判，將要推倒重來?如若不然，全面依法治國又從何談起?
就時下局面來看，重審薄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便彼時問罪方面確實有所遺漏，這也是當局蓋棺之後很難更改的定論。至於即將面臨公審的周永康，原本公眾以為會延續薄案，切中經濟層面的貪腐行為，而將反黨和政變層面的量刑隱晦而巧妙地「嫁接」過來，以避免不必要的震動。然最高法的罕見舉動打破了這種慣例，在讓周案公審變得撲朔迷離的同時，也給習近平面前橫亘了一道不得不直面的坎兒。邁過去了，中共反腐的開放度和信任度將大幅躍升，邁不過去了，執政黨也還是會延續一貫的問罪模式，讓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儘可能地淡出公眾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