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是中共十七年持續內訌內鬥的大爆發和總爆發
歷史的事實是，中共自一九二七年開始蛻變為一個農民造反黨起，便開始了以嗜殺為特徵的無休止內訌。特別是江西肅反、富田事件、川康分裂和延安整風，曾屢造翻船之險。及至造反成功，建立政權，新的內訌遂激烈開張。從毛澤東對各路「開國元勛」削藩奪兵權，到整倒高崗、饒漱石集團始，歷經數次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五九年彭黃「反黨」集團罪名成立，毛澤東固然因此而維護了自己在黨中的領袖地位，劉、周、鄧等人亦於合縱連橫之中，或助毛以滅高、饒、彭、黃，或為己而與毛暗中對抗，或拳腳相連以共同迫害人民與知識分子。一九五九年後，蓋因毛的三面紅旗造成曠古奇冤，餓死人民數千萬，劉、鄧遂趁收拾大躍進殘局，逼毛退居二線，奪權之心益盛。至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委員及各省黨魁已逐漸為劉、鄧所安插，「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會趕不上劉少奇」的中央指示，也已口頭傳達到基層黨支部。中共黨內遂有「毛家天下劉家黨」之論，從而造成了毛的大權旁落，亦導致了更大內訌與全面內訌的必然爆發。此尤不論，十七年間，特別是中共一旦「興內訌於內」，便必然要「張外鬥於外」，從而交相呼應，迭呈「中共領袖內訌、普通黨人遭殃、無辜人民橫屍」的悽慘局面。就內訌而言，毛、劉、周、鄧等鬥倒了高、饒、彭、黃，便以所謂「高、饒、彭、黃分子」為罪名，施以大清洗。就外鬥而論，自合作化至文革前，凡黨內起風，便民間有難。一九五七年，中國大陸知識界因此而招致百萬知識分子的勞改、勞教和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毛在劉、周、鄧等支持下，為鬥倒彭德懷，尤不惜餓死人民數千萬，雖餓殍遍野卻不願與聞。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伊始，劉、鄧為自保，而兩度轉移「四清」和文革的大方向，變鬥當權派而為鬥群眾，瞬間便使人民冤命連城、血肉橫飛。如果說中國歷史上唯一貧下中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因革命成功而興胡、藍之獄，不過誅殺其黨人二萬有餘;與毛澤東同為鄉村小知識分子出身的洪秀全，為興內訌而盡殺楊、韋二黨，亦同樣不過三萬之眾，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之株殺、迫害、連坐其黨人，再加上被枉送掉性命的無辜民眾，矗不知有幾百萬幾千萬之多。
應該說，正因為十七年內訌外鬥不止，才會有文革的全國奉旨惡鬥。前者為後者的準備，後者為前者的必然。文革中，毛澤東就曾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斯諾說，他五九年就已經想搞掉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他又因劉趁其退居二線攫取黨權，而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以便將不抓階級鬥爭的罪名禍於劉少奇一身。一九六四年，毛一邊指使江青在上海建立勢力，借批判「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邊緣」，以暗示「黨內有一條修正主義的路線」;一邊發動「四清」運動，首度提出要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九六五年一月，毛在最後作出搞掉劉少奇的決定之後，又立即指使江青及其上海幫拉開了對劉、鄧進行反攻倒算的序幕。一九六六年蓋因陰謀就緒，毛乃迫使政治局發出「五一六通知」，斬卻了劉少奇的四員大將彭真、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尚昆，文革遂轟然而起。
但是，文革與十七年持續內訌的不盡相同之處，一是十七年的內訌雖與外鬥交相呼應，但外鬥畢竟只是內訌的曲折外化，並非中共將內訌公開化所使然。二是十七年中共的每一次內訌，因能自訌自消，固只需要公佈內訌結果，而不公開內訌經過，對外仍講「團結一致」。三是十七年內訌毛澤東皆因權、威具在，或尚在，穩操勝券，而不必非求助於「民力」不可。但是，一九五九年之後，其權力與權威的迅速弱化，尤其是劉少奇黨中勢力的日漸崛起，已使他頗有「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之感。因而，他既不能夠穩操勝券，尤不敢掉以輕心，遂決意「利用自己在黨內國中的神秘領袖地位」，決策「發於外而攻於內」，實際上已經是「拼死一搏，以求奇效」。同時亦因劉、鄧黨中勢力，特別是在中央委員會的勢力過大，從而又使毛決心於文革爆發後，誘使對方犯錯誤，即「權付劉、鄧」，自己卻抽身事外。待到劉、鄧果如其料，依十七年內訌外鬥的老例，更為轉移運動的大方向而大派工作組，大興外鬥，大整群眾，並已造成全國血淚交迸之時，他才突然回到北京，公開拋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公開聲明「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公開指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由是劉、鄧因整群眾而獲罪於群眾，毛澤東則因「解救」群眾而獲得群眾擁護。這樣，一場「由內謀內和由外攻內、以上誘下和以下攻上、以黨殺民和以民攻黨」的更大內訌和內亂，才算是真正爆發。毛因此而旗開得勝，文革由是而顯示了它與中共十七年內訌外鬥的巨大不同之處，便是「中共內訌的全盤公開化」和「借民之力以助黨訌」局面的形成，以及「全黨奉旨惡鬥和全國奉旨內亂」的發生。
二、文革使中共從一黨專制復辟走向了毛氏君主專制復辟
誠然，要想解開文革大亂，只亂了劉鄧黨人，只害了黎民百姓，卻非但亂不了中共於十七年所復辟成功的專制制度，甚至還強化了這個專制制度，並將這個專制制度完全徹底地復辟到了君主專制制度的「謎底」，就必須認清，正是「十七年」才在政治、經濟、文化、「法制」等各個方面，為文革的爆發奠定了全面的歷史基礎。這個基礎，就是中共全面復辟專制制度和架構教政合一極權制度的成功，和它對人民實行絕對專制和殘暴統治的成功。由是，任何人一旦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中獲勝，尤其是獲得了他個人對黨的專制權力，他就能夠輕而易舉地由一黨專制走向一人專制，從而造成君主專制的復歸。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文革發動後直至其死，乃成為千萬黨人和億萬人民的最高主宰和絕對主宰，毛澤東之所以敢於「捧後宮、興閹黨」，姬妾成群、荒淫無恥，非但造成「毛之不死，江亂不已」的局面，而且形成了「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毛要民亡，民不得不亡」的「帝王氣派」，其專制的淫威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敢望其項背，就是因為他將中共一黨專制變成了毛氏君主專制，從而在實際上走上了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全面復辟和超級復辟。
三、文革使中共從堅持「馬教」治國走向了堅持「毛教」治國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雖然深感獨尊「馬教」對於鞏固一黨專制權力卓有奇效，卻又感到對於鞏固他個人的絕對專制權力依然大有問題。因為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需要，已經使毛意識到，是獨尊馬列，還是獨尊毛思想、毛政策和毛權力，實已成為中共黨內鬥爭的焦點。毛甚至意識到，有人已經企圖利用馬列思想來排斥毛思想，諸如中共「八大」借反對個人崇拜而張黨徒與他的對抗，實使他痛恨在心。此時，林彪因懷有個人野心，又深諳箇中道理，遂於六十年代初即開始在軍隊「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權威」，甚至把毛澤東思想推崇為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直至以編選《毛主席語錄》的方式，將毛澤東的每一句話都「神聖化和經典化」，所謂「一句頂一萬句」，企圖使之完全取代馬列主義在黨內和黨外、甚至是在國內和國外的獨尊地位。而文革之所以能夠成功發動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在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已經比天高皇帝遠的馬列主義愈來愈具有實際上的權威性。由是，「毛澤東思想萬歲」既成為文革時期最嘹亮的革命口號，「毛澤東思想」更從此成為統帥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統治思想。而反對毛主席和反對毛澤東思想，亦從此成為最高罪行，而必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討之。從而把十七年間的兩個最高統治原則，發展成了「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毛澤東思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毛個人在文革開始後直到他死之前的絕對專制，由是而得到了全面保證和絕對保證。從而將中共教政合一之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推向了毛澤東兼「教主」和「君主」於一身的全方位專制復辟統治的極端。在中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歷史和君主專制歷史上，就中國歷代帝王從未實行過宗教統治和教政合一統治的事實而言，毛式宗教專制統治，即被「蘇化和毛化」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統治，實在是對中國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最高發展和極端發展。
四、文革使中共從專制的等級森嚴走向了反動的血統至上
在中國大陸，舉凡親身經歷者，無不對文革前期血統論者的橫行與暴行，以及整個文革期間血統論對於每一個人命運的巨大影響，雖然記憶猶新，卻又不堪回首。但是，文革期間產生的血統論，自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十七年間中國大陸社會嚴酷等級劃分和出身論猖行的罪惡結果和惡性膨脹。在它的前期，中共新貴族子弟因高喊血統論而私刑虐民和酷刑殺民，固已留下了血跡斑斑的罪證;其「老子革命兒革命、老子反動兒混蛋」的瘋狂叫囂，就更是表現了這一夥掌權土貴族的無知、野蠻和顛狂。在它的中後期，血統論又始終作為一種殘酷的政治原動力，而時刻壓迫着整個的世道和人心。十七年間，因出身不好而薄冰難履者，至此已冰河難渡。而由出身不好、血統「低賤」所釀成的種種個人悲劇、家庭悲劇和社會悲劇，更是生生不已。「革命」派固因權力鬥爭的風雲變幻，而造成了自身等級的暴起和暴落;「反革命」派則因文革無窮盡地擴大了它的「陣營」，連劉少奇也成了反革命，而使它的等級劃分，由黑五類擴張到了黑九類。至於在文革造反風雲中，因跳上竄下竟一時富貴、而終身作囚者，以及曾短暫掌權的「軍宣隊、工宣隊、造反派」等時髦政治集團，亦在社會等級的巨大迭變中，嘗足了上下翻滾的喜樂和哀怨。文革之後，即便是鄧小平要借改革以救黨，中共的出身論、血統論看似壽終正寢，但僅僅是在數年之後，中共「龍子龍孫」們又迅速展現出來的全面接班、掌權和抓錢的「革命風貌」，特別是那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子女來接班，我們最放心」的理論在現實中的猖行，不僅為中共的出身論和血統論另闢通途，大獲成功，而且將中國自秦以後早已沒落和絕跡的封建貴族政治，重新予以復辟和發展，直至造成了一派倒退和腐爛的社會政治景象。
五、文革使中共的殘酷鎮壓走向了鎮壓的「無法無天」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曾不止一次地狂言過「我就是禿子打傘——無發(法)無天」。但就事實而論，自文革前至文革後數年，無非是毛澤東無法，國家人民無天。誠然，毛澤東無法，乃是從中共十七年法守虛陳而來。國家人民無天，亦是從十七年中共對大陸人民迭行殘酷鎮壓所致。換言之，若沒有十七年中共殘酷鎮壓人民的「豐富」歷史經驗和「寶貴」政治手段，文革絕不會一開場便腥風貫日，血雨連天。其種種荼毒人民直至自己黨人的手段，更是紛至沓來、交相併作，直至「展陳而出新」。因為，對於「法守虛陳、革命即法」的十七年而言，文革所掃蕩掉的，不過是中共一整套完全虛假的法制而已;對於十七年「運動即法」這個中共最根本的法制要害而言，文革恰是中共「運動即法」的最高體現;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所創製的種種殘酷鎮壓人民的手段而言，文革不過是各種殘酷手段的公開大亮相和公開大表演;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迭造冤獄以無端整肅人民及其少數黨人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冤獄遍中華」擴張成了「中華即冤獄」和「冤獄遍中共」罷了;對於中共於十七年間為殘酷鎮壓人民而創建的多重監獄制度而言，文革無非是將它的獄外之獄――「群眾專政」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更何況中共十七年專制殘暴統治，早已使得中華大地到處都有為劃清界限而拒不為「反動父母」裹屍送葬的不肖子孫，卻再也沒有所謂「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的中華壯夫」，由是而將我們古老民族重情、重仁、重孝、重節和尚俠好義的種種優秀民族性格破壞罄盡。此無疑為毛氏「運動群眾」，發動文革，造就了先決的「人性惡化」條件。而毛澤東和中共在文革中無法無天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既連「法」的任何虛假形式都不再顧忌，又空前地發展了他的「裂民而治」手段，無限地擴張了「群眾專政」的範圍，史無前例地迫害人民，草菅人命，從而在實際上將整個中國大陸完全變成了一個暗無天日的「大監獄」。如前所述，僅在文革數年之中，被毛澤東誘以造反，挑以武鬥，釁以互鬥和大規模鎮壓而致死者，就達兩千萬之多，幾與日本十四年侵華戰爭期間被害中國軍民的數目相等。
六、文革使中共從架構權力經濟走向了毀滅國民經濟
文革和文革後數年，毛澤東和中共亦在經濟上將中國大陸推向了國空民絕的境地。這雖是毛澤東以革命破壞經濟，以政治壓迫經濟，直至為了權力而不惜毀滅經濟的一個惡果，又是十七年所架構的專制經濟形態所必然要造成的結果。文革前，相對於毛澤東重權力、輕經濟和不懂經濟、卻又好大喜功而言，劉、鄧一路似因權力鬥爭的啟示，而心存發展經濟的要求。文革開始後數年，相對於毛澤東唯權是問的心態而言，周恩來似乎因「當家之難」而不敢歧視經濟為無物。是故，毛、周兩大政治集團間的長期鬥爭，便使得整個文革和文革後數年的經濟，處於無休止的「毀滅性震盪狀態」。周恩來既要緊跟毛澤東幹革命，又不得不抓生產;江青為了革命奪權，乾脆連生產也不給抓。及至一九七四年鄧小平上台，雖痛言「積重難返」，卻又因權力到手，而要整頓經濟。然而，事不過一載，江青四人幫已唆使造反派喊出了「萬里不倒、火車不跑」的口號。鄧小平的二度政治前途，遂在毛所點燃的「批林批孔」烽煙中，再度毀於一旦。專制經濟，由是而在中共一黨之長期內訌內鬥中走向了死地。由十七年所建成的專制經濟形態，不僅成為文革和文革後數年中毀滅經濟的藪淵，而且成為鄧氏經濟改革的強大反制力量，至今難逃其臼。
七、文革使中共從公開否定民族歷史文化走向公然毀棄民族歷史文化
一個應有的共識是，中國共產黨從來就是一個外來的政黨，中國共產革命從來就是一個外來的革命，中共北京政權從來就是一家用外來的馬列洋教在中國實行專制復辟統治的殘暴政治集團。所以，這個黨，這個革命，這個政權，不僅從來就將「文化」當作他們奪取政權和實行統治的一條重要戰線，而且從來都要根據馬克思主義必須「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信條，一意效法前蘇聯，鼓吹意識形態「革命」，強化思想文化統治。
文革前十七年，中國共產黨雖然明明知道「共產黨宣言」乃是誕生在封建的德意志邦國時代，卻又蓄意要以馬克思的「反封建口號」為武器，將中國數千年歷史，特別是秦漢以後早已「廢了封建、置了郡縣」的歷史，即早已從「封建貴族政治」走向了「君主平民政治」的歷史，統統都納入到「封建歷史」的範疇，從而在馬克思「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的號召下，非但要和我們數千年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實行決裂，而且要對我們數千年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進行徹底的批判和否定，以為中共在中國建立一個只「認宗馬教、傳承蘇俄」的「馬列中國」，奠定思想和文化的基礎。猶如孫文所言，「要想消滅一個民族，首先就要消滅這個民族的思想」。
為此，十七年中，中共發動了一系列的歷史批判和文化鎮壓運動，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進行了無情的清算，對中國社會的各界知識份子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馬列中國篡立不過數年，整個中國知識界就已經在刀光血影之下，逞現一派「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這樣一種「族無前例、史無前例」的荒唐可怖景象。而中共在知識界文化界的得手，不僅為它架構「教政合一政制」和強化「專制復辟統治」，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礎;而且為他數度從文化和文化界入手，以發動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鎮壓運動，找到了製造階級鬥爭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穴位和法門」。從批判電影《武訓傳》以協助建立馬列毛思想統治，到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徹底掌控對馬列毛思想的「獨家解釋權」;從誘發、擴大反右派鬥爭以全面建立思想文化專政，到一二再、再而三地在文化界、特別是文學界「逼良為娼」，要文學和藝術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更要為中共所一再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服務;可以說，文化在中共的手中，早已成為一個動輒得咎的「玩偶」。而中華民族的文化，特別是我們的優秀民族文化，就更是在十七年間，被悽慘地批判和否定了。
這既是毛澤東欲發動一場史無前例之政治奪權運動，便要從文化入手的由來;又是這一場世無前例之政治奪權運動，竟然被定名為「文化大革命」的來由;更是這場所謂文化大革命一開場，就對我們民族文化首先進行了一場狂風暴雨般大掃蕩和大毀滅的真正原因。當然，也是毛澤東要他的「江皇后」和他的「林副統帥」早自六十年代初，就要從文化、文學、文藝界、甚至是國戲京劇下手，以為他發動一場政治浩劫做足輿論準備和玩夠政治陰謀的真正緣由。
可以說，毛澤東發動的這一場「大革文化命」運動，和由他的接班人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發出的要「破四舊和立四新的革命號召」，委實將兩千年前的秦始皇驚得目瞪口呆，尤令二十世紀的德國法西斯們望洋興嘆。中華民族的歷史，終於遭遇了中共建黨以來所給予的最大浩劫;中華民族的文化，終於遭遇了一九四九年以後最瘋狂的踐踏和焚燒。
雖然自從中國出現了共產黨，「焚書坑儒」便早已不是秦始皇的「專利」;但自毛澤東發動了文革，「焚書坑儒」便被擴大到了中國社會的所有階層和各個方面。文革之中，中國人民蓋因黃陵被砸、家譜焚盡，而再難與聞自身之「根所由來」;中國人民蓋因佛堂被毀、廟堂抄盡，而從此不敬鬼神、不畏神明;中國人民蓋因「四舊」蹈火、文明毀棄，而從此視傳統的文化、優秀的道德、應有的修養猶如仇讎;中國人民蓋因從此只能規規矩矩地做馬列子孫，而絕不許再做中華兒女，因而，就算是其後因所謂改革開放而「衣食足了」，卻非但不是「禮儀興了」，而是「禮儀崩了」!今日中國大陸社會道德之淪喪、物慾之橫流，人心之腐蝕、文化之崩壞，就是中共文革前十七年種下的根子，和中共發動文革所製造了惡果。
一言以蔽之，文革前十七年，中共批判和否定了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化;文革十年中，中共更是全方位地焚燒和毀棄了我們的民族歷史和文化。中共對我們的民族歷史和民族文化所犯下的重罪與奇罪，實謂「罊竹難書」。
結語
總而言之，上述種種無非證明了一條真理，即﹕沒有中共十七年在中國大陸的專制復辟統治，便沒有文革的爆發。換言之，十七年固是文革發動的歷史準備，文革則不過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大曝光。進而言之，就對中共數十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認識而言，在中國大陸，早就有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了，文革前十七年的專制復辟統治較之文革開始後十年的更加黑暗性，和文革開始後十年較之前十七年的更加瘋狂性。而也正是十七年專制復辟統治的迅速建立及強化，和文革開始後十年的瘋狂倒行逆施，以及其後二十年為自救而推行的兩度專制改良，才真正地凸現了中共整個專制復辟統治迅速由興而衰的歷史三階段。
似乎已經沒有必要再來論證毛澤東時代才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了。因為，當太陽過於燦爛的時候，你的眼前常常會一片漆黑。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確實不曾存在過這樣一個「太陽最紅」、但「人間最黑」的時代。因為這個以毛澤東的名字命名的時代，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黑暗，確實是史無前例的血醒，確實是史無前例地好話說盡和壞事做絕。
(本文選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下卷第六章第九節，一九九九年美國藍天出版社第一版。題目為本刊所加。其中第七節「文革使中共從公開否定民族歷史文化走向公然毀棄民族歷史文化」為作者最新之補充)
《黃花崗》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