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習仲勛在龍門景區前留影
在現當代政治人物中，習仲勛雖名標青史，但未必以功業着稱,雖位高權重，但似始終未進入到最核心的政治決策層，或者雖身在其中，但並非實際上的最高領袖。
這位因言論而被連累的老革命在後來的工作中多次提出保護不同意見，提倡對同志寬容。
他的晚年隱居地深圳，記錄了這位寬厚長者的隱忍和犧牲——他處於對往事的緬懷中，也為來訪的現任領導人繼續提供智力支持。
他性格中能忍、能容的一面，於今人最有借鑑意義。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沒有整過一個人，沒有犯過「左」的錯誤。
習仲勛自13歲參加學潮，此後習仲勛在各種雜牌部隊和楊虎城的西北軍中搞兵運。這是一種充滿冒險精神的革命方式，打入「白軍」營中，和他們結為兄弟、同志，把隊伍拉出來建立根據地。
習仲勛對政治理論本身似乎沒有太濃烈的興趣，走的是實踐中錘鍊的路數，他長於辦事，尤其是和人打交道。
兵運時期的習仲勛還不是一個百戰百勝着稱的指揮官，相反，他受傷過、被俘過，曾經潛伏養傷和化裝突圍——韌性和忍耐是他體現出的主要性格。
這種性格使他在三度入獄之後，三度重新崛起。而伴隨他起起伏伏的，便是「容」和「忍」兩個字。
曾和他共事或有過接觸的老部下、老朋友如今倖存無幾，昔日身邊的「小鬼」也大都年過耄耋，他們在費力地去回憶習仲勛的人生細節時，第一句往往是：他是一個好人。
習仲勛生前有一句話流傳甚廣，是他對人民日報社原社長秦川說的，大意是：我這個人呀，一輩子沒有整過人，一輩子沒有犯「左」的錯誤。
這可能是他少年成就功業、中年忍得了挫敗、老年再綻放精彩，而退隱後也可以安心地得享高齡、隱居山林的關鍵。
晚年的習仲勛仍然笑得燦爛，一根黃色的拐杖、一條白色的毛巾和一把摺扇是他照片中常見的道具。
忍耐的1962
1962年是習仲勛的大轉折，國務院副總理突然被打成反黨分子。
1962年的習仲勛迎來了自己必須苦苦忍耐的一年。
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後不久—這也是他一生中在政府系統所擔任的最高職務，因一本叫《劉志丹》的書，習仲勛被認為是在「利用小說反黨」，他一度入獄，後來又被下放。
《劉志丹》是一部小說，作者是陝北紅軍領導人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作時對很多主要將領、官員的名字做了虛化。
作為劉志丹的老戰友，習仲勛一直不支持這本書的寫作，建議李建彤停筆，遺憾的是作者追求紅色史詩的寫作衝動，編輯和出版社也持樂觀態度，這本書最終順利出版。
書中另一個正面的角色就是習仲勛。對習仲勛的正面描寫讓康生看到了苗頭，這位才華橫溢但長於調查與鑄造冤獄的高級幹部把這本書以「用小說反黨」的評價提交給毛澤東。
習仲勛被當做「反黨分子」投入監獄，後來在周恩來的斡旋下，得以「讀書」的方式恢復有限的自由。在很難揣測自己命運的日子裏，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忍」和「等」。
張志功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末曾先後兩次擔任習仲勛的秘書、陪伴習仲勛長達20年。
張志功把習仲勛被「一擼到底」、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評價為「是習仲勛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落差」。
在新出版的一本名為《難忘的二十年》的書里，張志功還原了習仲勛從剛得知消息時微妙的心理變化：
「那是一個沒有月光的夜晚，雖然已是深秋，但空氣異常沉悶，公園裏遊人稀少，只聽見陣陣蟬鳴。我默默地陪伴習書記走在沒有路燈的曲折小徑上。」
這是北戴河會議上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稱他利用小說《劉志丹》「為叛徒高崗翻案」的第二天，習仲勛一整天都悶悶不樂，直到晚飯後才決定去公園裏走走。
不久後，習仲勛就被隔離審查。若不算國民黨的監獄，1962年是習仲勛第二度入獄。
上一次入獄也是習仲勛正春風得意的時候，1935年，因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發起的一場肅反運動，一年前剛當選為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年僅22歲的習仲勛，和劉志丹等陝甘邊區數百名幹部遭遇逮捕和殘酷審訊，一些人遇害，習仲勛、劉志丹等也差點兒被活埋。直到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他們才被解放出來。
這次經歷使得習仲勛對權力和政治特別謹慎小心。
他37歲時，由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一職調任宣傳部部長，老宣傳部長陸定一改任副部長，為此他一度感到不安，直到毛澤東消除他的顧慮。
之後相繼被調入北京的另外四大中央局書記還有鄧小平、高崗、饒漱石和鄧子恢，當時人稱「五馬進京」。進京後的習仲勛在1959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習仲勛和「五馬」中級別最高的高崗(1949年國家副主席)同是西北的老戰友，但在高崗被調往東北之後，習仲勛接手了西北局的工作，有人當着他的面稱呼他為「西北王」。
習仲勛對這個稱呼極其反感，立刻嚴禁有人這麼叫他。雖然只有三十多歲，習仲勛已經嘗過了失去自由的味道，肉體上也有那次牢獄之災的烙印，帶了很多年。
1943年，在陝甘寧邊區負責保衛工作的鄒瑜第一次見到了習仲勛。鄒瑜後來曾經擔任過司法部部長。
「當時他把在監牢裏挨打的後背露出來給我看，還有傷痕。」鄒瑜說，「我跟他相處的時間不是很長，但對他印象非常好，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是群眾裏頭走出來的領袖。他退休後在深圳休養，我還去看過他幾次。」
習仲勛從來不是一個長於反擊的人，也沒有主動進攻的天賦，他幾乎什麼都沒說、沒做，卻被扣上了一頂「反黨」的帽子;被扣上了一頂「反黨」的帽子之後，他卻除了說明情況之外，幾乎什麼都沒說、沒做。
習仲勛被辦成了一個反黨集團案。和所有被辦成集團案的案子一樣，主犯要交代同夥。
「習書記(中央西北局書記，儘管後來職務變化，張志功一直這麼稱呼自己的老首長)在蒙冤受屈的日子裏，對所謂『反黨』問題抱着儘量少牽扯別人的態度，能攬的就自己攬過來，寧可自己一個人承擔責任，儘可能不連累別人。」張志功說。
張志功一直記得習仲勛的一句話：「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別人身上就是西瓜;別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儘管身處逆境，習仲勛仍自己扛下了許多事。
張志功也被審了很久，同樣他沒有做出對習書記不利的證詞。
1962年被「一擼到底」的習仲勛在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被進一步批鬥。
如果搜索關於「文革」的老照片，有一張黑白照片是無法繞過的，一位低着頭掛着黑板的中年男子被紅衛兵扭住，黑板上寫着「反黨分子習仲勛」。
造反派把他從洛陽揪到西安批鬥。但他多年後還為他們開脫：「他們年輕幼稚，革命道理懂得不多，單憑一股熱情，容易受蒙蔽上當，不能怪罪他們。」
張志功也多次以陪鬥的身份出現，目睹習仲勛被推搡，進而拳腳相加。他回憶，一位曾在習仲勛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參與了揭發，並爆出「猛料」，讓他深感震撼和遺憾。但習仲勛並沒有因此記仇，「多年以後，這位同志因生活困難寫信向習書記求援。習書記沒有計較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這段表現，仍然伸出援助之手幫他解決了困難」。
在看似沒有盡頭的、無休止的受迫害中，懦弱者往往會胡亂攀誣朋友，剛烈者則容易陷入絕望，最終做一個了斷。習仲勛卻展現了自己能持久作戰、善於忍耐、等待和樂觀的一面。
這個擅長搞兵運的老共產黨人天生能夠化敵為友，革命歲月里，他曾經無數次地和白軍老兵們結拜金蘭。這次被打倒後，又和在西安時負責看管他的西北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紅衛兵孟德強成了忘年交。孟德強提到有一次習仲勛跟他開玩笑，趁他下樓買東西時藏了起來，正當他不知所措以為習仲勛被搶走了時，習仲勛卻扮着鬼臉從門後閃出：「我被紅衛兵搶走了，看你給學校怎樣交代。」
孟德強幫習仲勛寄過兩封信給毛澤東，一封是希望制止武鬥—習仲勛的一隻耳朵被鬥聾了，一封是建議中央發文件保護春耕生產—「紅衛兵都是娃娃，不懂得種莊稼」。這兩封信最後都杳無音訊，讓習仲勛很沮喪。
1975到1978年，習仲勛在洛陽耐火材料廠下放勞動，這已經是他即將走出人生最低谷的年頭。人們最常看到的一個場景是：習仲勛捧着剛買來的茶葉蛋或是烤紅薯，坐在菜市場攤亭的馬紮上，邊吃邊和老太太們聊天。
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的習仲勛正在虛心請教關於市場經濟的一些基本規律：雞蛋為什麼貴了?
老太太們的解釋是，天旱，農民不願意賣，按照原價，雞蛋收不上來。習仲勛點頭稱是。
當時的習仲勛可能沒有想到，自己即將迎來中國市場經濟第一大省負責人的職位。
堅忍的1978年
1978年，是習仲勛處境好轉的關鍵一年。
自從1964年和習仲勛分別後，張志功每天都在掛念着他。這位昔日的副總理秘書被貶到了濟南，在一家生產軍用電話的工廠里做行政科長，負責後勤工作。
1978年，隨着江青等4人失去權力，鄧小平恢復了工作，頻頻傳來老同志們重返工作崗位的消息，而張志功也每天盯着報紙，找尋着習仲勛的名字。
當年2月，《人民日報》發佈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開幕的消息，用一個整版刊登參加會議的各界人士的名字。這實際上是在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解放」一大批被打倒的黨政高級幹部。
那一次，習仲勛出現在了特邀常委一欄，這是他深思熟慮之後向中央請求出來工作得到的回應。
看見習書記名字的張志功立即請假趕到北京，在北京日壇全國總工會招待所(當時習仲勛在北京已經沒有住處了)，見到了分別16年的老領導。
電話工廠的行政科長和剛剛卸任的洛陽礦山機械廠副廠長雙手緊緊握在一起。張志功還記得，再次見面時的習仲勛兩鬢斑白。
「他去看老同志，彼此訴衷腸。他的頭髮白了，不停地和老同志們問好，都是問家人是否還安好，子女是否還安好，問到最後嗓子也啞了，話也說不出來了，但是習書記很興奮，紅光滿面，我見他第一印象就是這樣。」
張志功說，習仲勛拉着他的手，倆人的眼圈瞬間就紅了。習仲勛沙啞着嗓子問道：「志功啊，你還好吧?」張說：「好，好得很。」然後他們都不再說話。
1978年6月，張志功接到廣東省委的電話，要他立即赴廣東報到，繼續在習仲勛身邊工作。之後的幾年，張志功一直跟在習仲勛身邊。
當時已從廣東省省委常委調任國家地震局局長的鄒瑜，在1978年初再一次見到習仲勛。這次見面與當時的整風運動有關。有人反映鄒瑜在湛江任職時對一位幹部的提拔負有責任，該幹部被認為有經濟問題，於是他被廣東省委遠程召回參與會議。
後經查證，那位幹部的任命是省委的決定，與鄒瑜並無關係。於是會議結束時，主持會議的習仲勛安慰他：「你沒有事，沒有你的問題，回去上班吧，廣東是你的老家，要經常回來走走。」一邊說一邊為他系好衣服上的扣子，送他出門。這讓鄒瑜感激至今。
習仲勛的這種包容，張志功體會更深。在他眼裏，習仲勛可以忍耐同事或者下屬的不敬，甚至寬恕對自己落井下石的人，但是在為別人平反一事上，他一刻都不能忍。被冤枉了十幾年的習仲勛到廣東後很快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
張志功印象深刻的是，習仲勛曾連續10次接見「李一哲」案件的代表，他提到「自己四天沒有回家洗澡」的尷尬來緩和現場激動的氣氛。
在處理「反彭湃烈士事件」的時候，有人稱「彭案」不能平反昭雪，否則就要上告黨中央。一向儒雅溫和的習仲勛一下子就展示了雷霆一般的力量，「你要是不上告，你就是王八蛋!」
一霎時，他還是那個把腦袋掛在腰帶上，和舊軍隊的大兵燒香磕頭喝血酒的兵運達人。
1979年初，張志功在整理群眾給習仲勛的大量來信時，發現有一封未署名的信指名批評習仲勛「習以為常」，意思是「習」初來廣東時勁頭很大，後來漸入「常規」，雷聲大，雨點小，沒了銳氣和魄力。習仲勛在一次幹部大會上公開了這封來信，表揚了寫信者敢於進言的精神。他說這個批評對他是個鞭策，提醒自己戒驕戒躁，更好地工作。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
逃港在1960年代饑荒時曾經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1979年，剛剛出現了由亂轉治的早春氣象，廣東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關注。這對主政廣東不久的習仲勛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習仲勛從來都不是一個鐵腕的打擊者，歷次運動當中，他要麼是被捆着的人，要麼是盡力回護同志、給同志鬆綁的人。
時任寶安縣(現深圳市)縣委書記的方苞回憶了處理大逃港事件的驚心動魄。
1979年5月，當時的民政部副部長劉景范到深圳檢查收容站，發現只能容納300人的站里擠得一塌糊塗，原來那裏面關的都是當地曾試圖偷渡到香港的居民。劉景范要求方苞立即放歸收容者，但方苞擔心回歸社會的收容者們會繼續外逃，表示無能為力。
這件事很快被習仲勛知道了。他忍不住發了火，認為方苞所代表的市委在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式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很快，習仲勛派出時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的黃靜波糾正方苞的錯誤，並要求後者立即放人。
方苞無奈地要各個公社派出貨車把這些偷渡者拉回他們自己公社的收容站。車行不到10公里，有偷渡者就說要小便，一下車，眾人一鬨而散，夜色降臨，誰也追不回來。幾天後，同一批逃港者們拖家帶口再次奔向深圳河。
事後，習仲勛在廣東惠陽開「防止外逃」的會議，他將方苞叫到自己的房間，講了這樣一席話：「你在深圳(處理)防外逃事件還是很有經驗的，你的意見是對的，當時我們省委沒有聽取你的意見，當時我們也是考慮這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叫你們放人。」
方苞說覺得習仲勛的言語裏有自我批評的意思，也帶有些許勸慰。「你敢於提意見是好的，你的意見是對的，靜波同志沒有及時反饋，他是執行我們省委的意見，這事不能怪他。」習仲勛向他解釋。
在方苞的觀察里，像習仲勛這樣能容忍異議、敢於自我批評的人，在當時並不多見。同時，他也認為習仲勛是一個「反潮流」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斷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中有兩句話是「不准包產到戶，不准分田單幹」。而廣東包產到戶比較早，比較突出的就是當時惠陽地區的惠陽縣和紫金縣。
「當時整個上面(中央到省委)都是批判包產到戶的，省里是要求通報、扭轉，省里分管農業的是薛光軍，他也是主張不搞包產到戶。在一個農業座談會上，薛光軍作了個報告來貫徹中央精神，惠陽地區被他批得灰溜溜的。」方苞回憶。
起初習仲勛也是按照中央的精神擬要求，薛光軍是他信任的副手。但惠陽在農業座談會上不停強調包產到戶的好處，習仲勛也沒有再提處分的事情，而是容忍了包產到戶的情況。「他當時說現在生產落後，老百姓這麼搞也有一定的道理，等到收成以後再做結論。」
這十幾年，習仲勛見證的都是底層的生活和疾苦，這使得他有了「反潮流」的勇氣。
「他反潮流都是反不正確的潮流，他異見都是針對不正確的東西異見。」方苞認為。
容忍的1980年代
轉戰立法機關時的習仲勛一直想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1980年2月25日，習仲勛收到了由剛剛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簽發的《關於為所謂「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正式獲得平反;半年後，他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同年11月，表現出眾的習仲勛被調回中央工作。
這一年過年，一場盛大的過年聯歡晚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習仲勛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出席，與曾經的老朋友們共度歡樂時光。此情此景，自1962年離開國家領導崗位後，習仲勛已經很久沒有體味。
1981年6月，習仲勛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胡耀邦處理黨的日常事務。由此，兩個都曾受到「左」的迫害，並以寬厚、正直被人所記住的老人，開始了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合作。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後來回憶：胡耀邦同志對習仲勛非常信任，把許多大事情都交給他辦理;當時中央書記處成立了臨時領導小組，胡耀邦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許多日常工作都是由習仲勛負責。
中央書記處的辦公室在中南海勤政殿，習仲勛在那裏度過了他政治生涯中最為重要的7年。
配合胡耀邦，為冤假錯案平反、推動組織人事制度改革、促進幹部的新老交替、精簡機構、恢復法制等，是這一時期習仲勛的主要工作，同時，他還需要和隨時可能捲土重來的極「左」思潮做鬥爭。
「左」的錯誤曾嚴重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是習仲勛人生中的夢魘。「文革」結束後，它雖然得到糾正和壓制，但並沒有完全丟掉戰場，一有風吹草動便會死灰復燃。
19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便是這樣的一次運動。原本只是一些革新者和保守者之間的辯論與碰撞，後來卻演變成了對於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指摘，不許燙髮、穿喇叭褲、跳舞……甚至不許養花、養鳥，否則便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場運動受到了胡耀邦的反對，習仲勛也站在胡耀邦這邊，堅決抵制「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身邊的一位秘書回憶，一次幹部工作會議後，習仲勛曾憂憤地向胡耀邦表示：「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誰要是提出不同意見，或者他們看不順眼，想整某個人了，就給他扣上一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簡直是豈有此理!」
最終在胡耀邦等人的及時制止下，「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僅僅推行了28天便戛然而止。習仲勛一生中曾多次遭遇身邊的同事或老戰友因發表了一點不同的看法而受到迫害，他自己也被深度捲入，所以當手中重新擁有可以說不的權力後，他對那些不同意見者抱以極大的理解和包容，有時候，他也不懼做一名「不同意見者」。
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同時，習仲勛還有一個身份很容易被忽略，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這一身份讓他對如何保護不同意見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誕生於1979年2月，1981年，習仲勛接任第二任主任。他們的任期各兩年3個月，到1983年9月法制委員會就結束了歷史使命。
當時在法制委員會下面的民法、國家法室工作的高鍇，說他對習仲勛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多次跟大家講要保護和尊重不同意見」。現年85歲的高鍇居住在北京北三環邊上的一棟居民樓里。去年習仲勛100周年誕辰之際，他第一次在媒體上披露習仲勛曾建議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當時，習仲勛同民法、國家法室的幾位工作人員一直在為修改民法草案四處徵集意見。很多人反映草案文字「法言法語太多，看不懂」，甚至有官員把「法人」理解成「法國人」。這讓民法室的一些人有些不高興，向習仲勛匯報工作時，說了一句：「一些人沒有起碼的法律知識，可以不徵求他們的意見。」但習仲勛不以為然，他認為大家看不懂是因為法制荒廢多年，很多人缺乏法律知識，唯有寫得更通俗，才能達到普及效果，並讓高鍇把草案及有關資料送到語言學家呂叔湘那裏，讓他在文字上提供一些建議。
「文字修改，你們要聽呂老的，他是語言大師。不要聽我的，我不懂。」高鍇說他曾多次聽習仲勛講過「我不懂」，這是其中的一次。
呂叔湘修改完後，習仲勛又一次召集討論會。會上，大家對呂叔湘的修改意見都很認同。習仲勛心情很好，由此引發了很多關於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的言論，其中就包括制定《不同意見保護法》。
「我長久以來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保護不同意見。從黨的歷史看，不同意見惹起的災禍太大了!『反黨聯盟』、『反革命集團』、『右傾投降』、『左傾投機』等等，我經歷過的總有幾十起、上百起，但最後查清楚，絕大多數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見，屬於思想問題，有不少意見還是正確的。……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個《不同意見保護法》，規定什麼情況下允許提出不同意見，即使提的意見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受處罰。」
「我說的保護，是指保護不同意見者的一切權利，不受刑罰，也不受其他處分，這樣才能讓人暢所欲言……這是一條很難掌握的界線。例如，改革之初，我在廣東省工作，建議中央批准設立經濟特區，當時就被一些人斥為『向境外資產階級投降』。如果對現行政策提一些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那還有可能改革嗎?」
雖然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高鍇仍記得習仲勛的聊天內容。他談及披露這件往事的初衷：「這思想非常了不起，跟他深刻的經歷有關。」
隱忍的1993
習仲勛退隱林泉後，成了一個重視生活忍受得住寂寞的老人，偶爾也會為現任的領導幹部提一點建議。
習仲勛於1988年再次擔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第七屆)。他在西北時和少數民族幹部和宗教界人士私交甚篤，主政廣東也和華僑華人有不少交往，素有威望，是全國政協主席的合適人選，但1988年習仲勛終未當選政協主席。1990年更提前三年離開了一線。
高鍇最後一次見到習仲勛是在1990年10月30日。當天下午，最後一次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習仲勛和往常一樣參加分組討論，臨近結束時，他又一次提及對不同意見者的保護。
「他講了很多當年在西北地區鬧革命的歷史，各根據地之間關係很複雜，有的互相猜疑，不少好同志白白送了性命。他說得很動情，總的意思是：不要把不同意見者看成『反對派』，更不要打成『反動派』，要保護不同意見，要重視和研究不同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