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國慶節過後，十月二日晚上，華國鋒同志突然打電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話，經我查對，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麼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面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差別並不大，為什麼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毛主席沒有什麼『臨終囑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麼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匯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幹的許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志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着。」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回家後，我特別注意閱讀這幾天的報紙，看看形勢和動向。四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着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讀着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十月八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九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着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頭遊行，逼着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着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六日晚上八點來鍾，我家中的紅機子電話鈴響了，是華國鋒本人的聲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車，迅速趕到中南海懷仁堂。
那天崗哨比平時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廣播電台
一進中南海西門，我見到崗哨比平時增多了，有一種緊張的後氣氛。走進懷仁堂，看見華國鋒、葉劍英同志正與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等在交談。
這時我才知道，華國鋒和葉劍英在徵得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同意後，已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
華國鋒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務：「你和邱巍高(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到中央廣播事業局去，要迅速控制住電台和電視台，不能出任何差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葉帥鄭重囑咐我：「要防止發生混亂，防止泄密，注意安全。」華國鋒同志問我：「你要不要帶支手槍?」「手槍不必帶了，」我說，「但是須有你的手令。」
他說：「好!」當即提筆給當時的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寫了一道手令：「鄧崗同志：為了加強對廣播、電視的領導，中央決定，派耿飈、邱巍高同志去，請你們接受他倆的領導，有事直接向他們請示。華國鋒。十月六日。」
「光我們兩個去還不行，」我說，「請你把守衛廣播事業局的警備一師的副師長找來，和我們一起去。」
出發前，華國鋒同志對我說：「一切交給你去辦了。總的原則是可以採取處理林彪事件的辦法，內部已發生了變化，但外面不要讓人看出異常來。」
我們到達的時候時間已經入夜我帶著十名戰士直奔「主題」
我、邱巍高和警備一師師長王甫三個人到達廣播大樓時已將近晚上10點鐘了。我們從警備部隊中挑選了20名戰士。我帶着10名戰士直奔局長鄧崗的辦公室。
他看完華國鋒手令，好久不說話。我見他在思索猶豫，就對他說：「你如果想給姚文元打電話請示，也可以。」
他似乎明白了我話中的含義，連忙說：「沒必要了。」
我接着說：「那好，請你把領導班子的人統統找到你辦公室，就說有事要商量。」
鄧崗召集來的廣播局核心小組成員有11位，在這個會議上，我把華國鋒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點40分，鄧崗又召集各部門領導的緊急會議，傳達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我給華國鋒同志打電話報告：「已經控制住了，領導人都在我這裏，你放心。」據邱巍高同志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作了四項佈置：第一是控制電台的要害位如直播室、機房、制高點等，加強了崗哨和驗證;第二是保持電台秩序的穩定，內緊外松，不要讓別人看出異常來;第三是保證所有進駐人員的安全;第四是對警備部隊進行教育。
這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廣播事業局內部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廣大幹部和群眾對粉碎「四人幫」的行動是衷心擁護和非常高興的。個別人思想上比較緊張，但表面上也很正常。
我們奉命奪回在這個重要宣傳陣地的領導權，總的來說比較順利，取得了這場特殊戰鬥的重大勝利。
後來有的文章說：耿飈帶了多少軍隊去佔領電台，其實這是誤傳。
耿飈，湖南醴陵人，紅軍時期官至紅1軍團第2師參謀長、第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抗戰時期曾任八路軍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兼參謀長、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中共建國前官至華北野戰軍第2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建國後雖從事外交工作，但也又曾任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長。耿飈份屬解放軍高級將領，卻一生與將星無緣。1976年，時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耿飈，親歷了華國鋒修改毛澤東遺囑，粉碎四人幫的全過程。本文選自《耿飈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