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徐靜蕾的邀請，王朔8年來首次接受了一家媒體的專訪，採訪分兩次完成，一次3個小時，一次7個小時。話題並沒有圍繞着徐靜蕾展開，即便多年不「見客」，朔爺依舊是健談的。
他讓徐靜蕾給他拍了雜誌用來出刊的照片，就在家裏，老徐帶着相機前往。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徐靜蕾鏡頭裏的王朔，這就是他們倆所選擇的、一起面對大眾的方式。
關於王朔和徐靜蕾，你最想知道什麼?
這對名字曾經長時間被聯繫在一起，網絡上各種八卦和猜測已經夠多。他們現在的口徑是：「朋友。」
還是鞏俐老師在一次回溯她與張藝謀的過往時說得好：衡量一對男女，最關鍵的還是看他們在一起有沒有互相激發，並創造出高水準的作品，其餘的指標，都太庸俗。
在徐靜蕾執導的6部電影中，有3部與王朔有關：《一封陌生女人的來信》《夢想照進現實》以及今年2月10日情人節檔期即將上映的《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最後這部新作因是王朔蟄伏多年之後兩人首度攜手合作的愛情電影而倍受關注。
作為朋友，朔爺曾經這樣嚴重表揚過老徐，「在我們北京這兒，50年代傑出代表是劉索拉，又能寫字兒又能寫曲兒;60年代傑出代表是王菲;70年代我希望是徐靜蕾，如果她做得好的話。80年代我還沒看出來誰有價值。」「徐靜蕾還在發展階段，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看過《花仙子》嗎?我覺得她有點像娜娜小姐，特別得意。她還是有潛力，像章子怡啊、趙薇啊、周迅啊，她們都非常絢爛過，徐靜蕾我覺得她還是有發展空間的，不停在全方位發展，其實她是個萬金油。」
這位「萬金油」式的女演員也確實走了一條不同於其他明星的路，跨界執導筒，她是先行者，而且處女作就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除了演藝，她還在多個領域長袖善舞，比如她的書法被方正開發出了一整套「方正靜蕾字體」;她創辦電影公司，主編雜誌，在電影票房節節攀升得最熱鬧的時候，她竟主動消失了兩年，晃着，享受生活。
1月19號，新片《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在淘寶電影開啟預售，1分鐘內賣出1萬多張，堪比春運搶票。在開放網絡預售的7小時內，一共售出8萬餘張，超出同天預售的其他影片總和的3倍。吳亦凡、王麗坤、張超、熱依扎加上徐靜蕾組成的「顏值天團」，配合情人節的檔期，未映先紅也不是沒有理由。
但讓我們好奇和期待的是，王朔和徐靜蕾時隔9年再度聯手，有什麼是他們經歷時間之後的感悟，要折射到這部愛情電影之中的?
更讓我們好奇和期待的是，曾經作為整整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的王朔，在消失多年以後「浮出海面」。作為編劇的他，已經憑藉《非誠勿擾2》《私人訂製》《一步之遙》和這次的《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讓我們對他有了重新認識;作為作家的他，又在孵化着另一個怎樣的意外?
記者：你很久不出山了，難得最近接了這麼多戲的編劇，尤其是徐靜蕾《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我奇怪你選這戲的標準是什麼?就為幫朋友?
王朔：不是我幫朋友，是朋友幫我。寫小說慢，我得靠寫劇本掙錢，解決生活問題。
記者：徐靜蕾說，如果以後她還拍文藝片兒，她就拿一DV拍了得了，進院線公映似乎只有商業片一條路，因為投資太大了。
王朔：而且中國能接受的商業片也沒多少，還有好些商業片類型咱們壓根拍不了。能拍的，狗血喜劇是一路，只要政府能接受，也不用寫得太高級，寫得太高級反而影響賣。我自己就基本不進影院，國產電影基本不看，那些人和事都太簡單了吧，都是給小孩兒看的，我這歲數就別看那個了。
記者：《非誠勿擾2》裏，用對死亡的討論代替了對愛情的討論，這應該不是來自馮小剛，而是來自你。
王朔：愛情故事說穿了無非就是欲望，欲望就要麼是滿足了，要麼得不到滿足，寫來寫去，也就這麼點事兒。
記者：老徐這個電影，80後90後的愛情故事，恐怕更加不是你的菜。
王朔：電影主要還是導演的作品，編劇只是一個工具，負責提供導演想要的東西。對我來說，如果我想要暢銷的話，聰明的愛情故事，我還能寫，但是我興趣不大了，我不信那個我怎麼能昧着良心寫那個。如果由着我的性子來寫，我可能還會寫愛情小說，但是我會把它寫得特別的慘，特別的黑，那種玫瑰色的我現在寫不出來。
記者：你年輕時候寫的愛情也不是很玫瑰。
王朔：我覺得那個確實太欺世盜名，我那時候也並沒有那種體會。我對(愛情)這事兒不熟，嚴重不熟!我沒談過什麼戀愛，我所說的當然是用的最高標準，可能我也是被更早的文學作品給晃了范兒了，認為存在那麼一類最高標準的愛。當然我們那一代也很鄙視小布爾喬亞那一套，我覺得送花兒這種事情特別噁心，我覺得根本不需要那麼表白，而且那個字兒也根本不需要被說出來，說出來就不是了。
記者：你曾經說，你的愛情小說只能指給大家看一條魚脫水而死，但沒能告訴大家，魚總是要死的，一直在水裏也終有一死——你說的就是愛情吧，早年你小說里也寫到過某個外國電影表現愛情很高級：男女之間的感情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只是最後敗給了時間。
王朔：我也不太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兒，讓我念念不忘的都是驚鴻一瞥。就是火車上看了一眼，從此不知下落。有一年在我青島當兵，從青島回北京的火車上，車廂里有一批北京女兵，其中有這麼一位，我就這麼看了一眼。後來我去餐車吃飯，突然聽見有人說北京話，發現她就坐我背後，我也沒敢回頭，只覺得頭髮絲兒都有接觸的感覺!我就胡思亂想了一晚上。到了北京，我們一起下地鐵，就在一節車廂里，中間隔幾個人，我也不敢看，只敢從玻璃里看她的影子。後來我在國防大學那站，玉泉路下車，她繼續往前開，再後面沒有部隊大院，只剩北京軍區了。後來就再沒見過。
這個印象特別深，記一輩子。我可能有點制服控，我記得的幾個驚鴻一瞥，都是穿軍服的，要不就是白大褂。尤其那種海軍的藍軍裝，無沿帽，我覺得老式藍軍裝特別簡單，特別稱人，不像現在的軍銜顯着亂，那時軍銜特別簡單，就兩塊紅的配着紅五星，特別好看。
記者：細節記得這麼清楚，可見惦記得很深。
王朔：就成為我白日夢的一部分了。幾十年過去了，有時候等車，還會覺得自己在那個場景之中。
記者：這種偶遇，連話都沒說，只是人群中看了一眼，怎知不是錯覺?你看中的就是容貌?
王朔：怎麼主動說話呢?不好意思，不知道跟人說什麼。也不光是相貌，是那種眼前一亮的明朗，而且她們身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沉着，你就覺得，你無論如何也引誘不了她。
當然可能真認識了也就那樣，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會把這些都掩蓋掉。但是有這些(幻想)也影響我正常生活。日常生活總有不如意的地方，你覺得這日子過得他媽的沒法過了!後來當然我認為沒有這樣的人了。沒有這樣的女孩了。我們原來大部分的女孩都是這樣的，就是那個時代，可能我自己相對單純，就想像不到更複雜的東西。
現在你看街上那些女孩都打扮得，眼睛裏都有欲望，沒有我們八不(他的貓)這樣的眼神了。八不現在都沒有這樣的眼神了，八不剛來的時候，眼睛明亮，清澈，特別可愛!現在我們八不的眼神就是怨恨地看着這個世界。
記者：所以眼看這愛情戲也是沒法寫了。
王朔：愛情是個瞬間狀態。一見面，就落在日常生活里了，日常生活能出的問題都差不多，就成了互相容忍了。
第一次我們聊了三個多小時，從歷史不存在處，聊到時間不存在處。笑語晏晏，錄音筆忠實地走着。然而回家一看，一向靠譜的錄音筆詭異的空無一物。就好像他不該說，我不該聽。唯有記憶能證明這場對話真實存在過。
「我有點兒迷信，沒有寫完的小說不能提前跟人說，就像做飯一樣。」做到一半的飯菜揭了鍋蓋，就走氣兒了。但他如何能忍得住那些寫到high處的得意，不說不說，還是說了。理想中寫到三、四十萬字的長篇，現在已經寫了二十三萬字。「出版不出版，在哪裏出版，都無所謂，在我死前端出來就行。」
他現在過着極其規律的生活，早起，早睡，越來越像一隻貓。貓睡，他跟着睡;貓起，他跟着起;貓打個哈欠，他也困意襲來，要白日盹過去。
他與時俱進地用上了微信，但在朋友圈只看不說話。微信頭像是他的愛貓多多，一隻始終帶着童稚萌的美短折耳，那張貓臉上的五官和表情，怎麼說好呢?仿佛這貓也是王朔親生的。
王朔在人類世界的女兒，當然，大名小名，都叫咪咪。在他正在寫作的史前小說里，戲仿少典部落「有熊氏」，有一族人叫「有貓氏」。
他走路也像一隻貓，夾着，肩膀端起來，腳頭落得很輕，悄沒聲息。他說，這是從小在部隊大院生活的結果，長期集體群居，個體都恨不得把自己閉合收縮起來，不打擾別人不是最高標準，而是為人的最低標準。在這個單身漢別墅里晃蕩的每個活物都是一出默劇：兩隻貓以幽靈和夢遊者的方式間或閃過，電視裏上演着狗血劇情，但是音量被主人無情地掐掉了，男女主角激動的面部表情配合着嘴唇無聲地一張一翕，像兩條魚在努力傳情達意。據說這是他長期以來習慣的看電視方式。窗外天氣陰冷，寥無一人，空氣里的凝固感，讓人錯覺瞬間就會有雪花落下。老王望着霧蒙蒙的窗外，什麼霾不霾的胡咧咧，這就是他在美國時朝思暮想的「北京灰」啊!
在他的工作間裏，有一張形制仿佛供桌一樣的長條高几，上面散放着十來本舊書，都是最近在看的，從那些發黃的頁碼來看，應該是他寫史前小說的參考典籍。打開在正看到的地方，扣着，這樣方便隨時取閱。他用這些東西供養自己。
另一種供養更加隨意，他是自己的飼養員，每天做自己的一日三餐，把自己餵飽。他受不了動用保姆，因為不能容忍家裏有個生人走動。拘束，彆扭，「你還得跟他客氣」。曾經用過一個，轉過月就自動不來了。
標準的宅男生活不難想像，況且這還是一枚拒絕網購和拒絕接收快遞的老式宅男。好在部隊待過的人怎麼都不至於餵養不了自己。他一個月去一次超市，買回一堆東西，挨個吃，從最新鮮易腐的蔬菜開始吃起，直吃到月度將盡，家裏什麼也不剩了，以打滷面收場。
起得早，於是早飯吃得精，自己給自己烙一張批薩大餅，多擱cheese以增營養。部隊大院長大的人有一種固執的味覺記憶，最好吃的就是食堂大鍋菜。那種帶着汁水、不用精煸細炒、只需投鍋熬製的，王朔的菜系就是這一路。所謂「食不重味」，即一天只燒一個菜，一個菜里只擱一樣東西。這種吃法直接導致頻繁口腔潰瘍，需要維生素救場。
牆上掛着他自己的手寫體：不受福德。這四個字，是他的自省真經。
《金剛經》有云：「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甚多。」凡有不平之執，妄我之嗔，瞅一眼這塊匾，便高興了，拖着京白：「哥哥我——不受福德!」
他覺得自己寫不來大字，這四個字用小小的紙寫了，再去複製放大，裱制裝框，偽裝成書法作品。筆觸太細，放大了還是清瘦，反倒出了禪意，像某個法師晚年手抖時的拙樸筆跡。滿屋子掛的都是這種隨性收藏，收藏的標準不在於是否出自名家或者價值昂貴，而是跟自己的生活與情感緊密勾連——這也是他寫作的標準——宮崎駿動畫片《魔女宅急便》的投影翻拍、梁左女兒梁貓貓畫的斑斕大貓、王咪青春期的放大照片、北京城全息影像圖……有人送來一幅新出爐的畫作，畫的是41歲時精瘦瘦的佛陀，正在幻中入定，他隨手便掛在枱燈上，黃色暖光穿透畫布，成了新的裝置藝術。
「你仔細去看宗教典籍里都有藥的記載，比如佛教里的蔓陀羅花。服藥之人絕不可能是胖子。」第一次看到釋氏弟子手繪的師尊之相，他差點流淚。
寫作，在規律的時候，一天能寫電腦一整屏。數一數，也就五百字。五百字要寫好也不容易。電腦打字修改起來太方便了，總是邊寫邊改，一度還添了個毛病，但凡用詞，要把所有的同義詞近義詞全部列出來，反覆揣摩、替換。鍊字到了這種地步，也是強迫症。推敲許久，擇一填之，過了幾天回頭看看，還不如第一次憑直覺使用的那詞，於是再改回去，戰線因此被拉得更加漫長。
寫高興了，各種順手，直寫得雜花生樹萬物生長，故事飛起來了，野草一樣瘋狂自行蔓延，老王不過是被附體了一支筆。但另外一些時候，他只能算是在電腦前「爬着，一點一點地朝前努噠」。
他已經宅了很多年。偶有邀約，總是還沒出門就開始後悔。尤怕出席活動，每次拒絕朋友邀約，都是一場艱難的心理戰。先是不好意思說不，胡亂漫應着，事到臨頭，抓撓各種藉口，推脫不去。幾年前洪晃在三里屯太古里的「薄荷糯米蔥」開業，請他出席，一個隱匿的原由脫口而出：「不去，我有童年創傷。」
小時候因為淘氣，眾目睽睽下挨批，沒的蓋臉，嬉皮笑臉耍貧，假裝不在乎。「我作的檢討，把女生都逗笑了!」
批鬥會的反義詞是「講用會」，英雄事跡，好人好事，高大全，偉光正，聽起來全透着假。長大之後，遇到人多的場合，從生理到心理，全是牴觸，總覺得如上台示眾、當堂罰站，無非是批鬥會或者講用會的翻版。
童年創傷論一出，他從此在朋友中獲得了應酬豁免權。「你都創傷了!誰還好意思勉強你?」
別人的場子還可以只出席不發聲，等到自家主場，聚光燈躲無可躲，想想就憷，乾脆，他連獨生女兒王咪的婚禮都沒有出席。於是馮小剛趙寶剛陳丹青代表娘家人上台致辭，陳丹青說，「我知道王朔今天為什麼不來，他沒有勇氣站在這裏，他嘍不住。」
婚前兩家人正式見面，也虧着朋友夥同，才對付過去。彼時朱新建已在病榻之上，話不太能說，酒也斷然喝不得。兩個老男人，相對無言，只好狠命抽煙。
大伙兒都覺得這對親家結的多麼合適，一個文，一個畫，文化態度又相似，落拓嬉笑，放浪形骸，一通亂拳，把主流消解得七零八落。一雙小兒女的經歷也相仿，都是打小跟着媽媽在國外長大，留荒唐老爹一個人可勁兒折騰。王朔樂了，「我覺得我就算夠亂七八糟的了，結果跟朱新建一比，顯得我特別的正常!」
他那神神秘秘捂着的新作，也只有偶爾在電腦上給女婿硃砂看一段，這是種莫大的信任。
四年前，從《非誠勿擾2》開始，作為編劇的王朔開始回到大眾的視野之中，但是作為作家的王朔還需要等一等。
更早的2007年前後，王朔密集地出版了幾本書，《致女兒書》、《我的千歲寒》、《新狂人日記》。現在去書店尋找這些書，會被告知無貨。年輕一代已經不太知道，曾經這個名字以橫掃之勢，長期雄踞在電影、電視、以及書店的書架之上。80後、90後在漫長的青春期里尋找自己的文化偶像時，王大爺正在三里屯的某個酒吧里夜夜兩眼發直，兀自大着。
階段性浮出水面，然後階段性消失，似乎成了一種習慣。他特別崇拜法國一哥們兒，年輕時是特有名的作家，然後突然消失了20年，後來法國文壇出來一新秀，大伙兒一去採訪，發現還是他!
出於虛榮他也想像過自己也要這樣干一把，出於另一種虛榮他又放棄了。多年來頂着「厚顏無恥」招牌的這個人，其實臉皮薄到極點。他曾經寫過一年的博客，後來主動終止了這種消耗性的網絡寫作。「感覺自己空掉了。」
在某次小說再版的時候，他這樣寫道：「這幾本書都是十年前或更早的時候寫的，那時我很自以為是，相信很多東西，不相信很多東西，欲望很強，以為已知的就是一切了。這些書里的人、情景和一些談話是那時我經歷過的，在生活中也不特別，僅僅因為我不知道更多的東西，才認為有趣，虛張聲勢地寫下來。這些情景不在了，這些人也散了，活着的也未老先衰，我也不再那麼說話和如此看待自己，所以有時我覺得自己失去了繼續寫作的能力。」
世紀之交，王朔陷入系統性的崩盤，「哭都哭了好幾年」。梁左、他爸、他哥都在那個時候相繼去世，「哐哐哐連着來，感覺一星期就死一人兒一星期就死一人兒。」雖然他長期以來跟父親關係不好，也一直對高壓的父權抱着反抗情緒，可父親走了，他還是感到「上面連着的那條根斷了。」
死亡是一種排隊，每個人遲早輪到一次。他的同齡人已經排在了裏頭，摯友親朋，上午還好好的，下午倒下就沒了。對死的恐懼，對生的懷疑，他像個溺水之人到處亂抓，但酒精、麻醉、幻像、佛經、聖經、道德經、中學物理課本都統統救不了他。
淚窩子特別淺的那幾年，他生出一個幻覺，覺得自己突然特別理解女的，幾輩子都是女的。他像《紅樓夢》(舊版新版)里的賈寶玉那樣，相信女性是更純粹、更性靈的物種。在這種幻覺的支配下，他心軟得一塌煳塗，眼淚掉得一塌煳塗，「見不得這個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人受一點委屈，覺得全世界的苦難都與我有關，而且我不但見到了這些苦難，我還是所有苦難的作惡者。」
他終於熬過來了，帶着劫後餘生般的了悟，也漸漸恢復了事功。《非誠勿擾2》裏，用對死亡的態度，代替了貧嘴的愛情，《私人訂製》則是新時代版的3T公司。新近出爐的兩部電影又跟王朔有關：一部是聖誕節檔期，姜文的《一步之遙》;另一部是情人節檔期，徐靜蕾的《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
與姜文合作過的編劇都要忍受創造力被導演榨到極限的痛苦，且姜文強烈的個人氣息如硬盤格式化一般，消弭了所有編劇的風格。(跟徐靜蕾合作是另一種語境錯位，電影裏90後小鮮肉的愛情，已經不是老王的主場了。
關於王朔，一直有很多互相矛盾的描述。在大眾評價體系和在朋友評價體系里的他，是兩個人。
一度他被外物所挾，仗匹夫之勇，逞口舌之快，眼光毒，嘴頭狠，到處藏否人物，得罪了不少人。當然也有人罵回來。王朔說，我其實樂意別人擠兌我，只要你說的有意思。他對讚美的耐受點很低，比起罵不到點子上，夸不到點子上更讓他受不了。
《南方周末》曾經登過一篇文章，標題是《我看王朔》，把王朔擠兌得夠一嗆，而且句句扎在穴位上。有讀者表示大快人心罵得過癮，結果一打聽，這篇文章是王朔自個兒寫的。
「我儘管調侃別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我不敢說我調侃你一句我自己沒事想熘過去，我一定給自己也找補一句。」他不在乎外面的人怎麼看他，但是身邊人的評價很重要，就像少年時漫天淘氣，老師怎麼批評都沒關係，不能被身邊的夥伴否定。
「我小的時候認為，總有那麼一群人比其他人更加純潔、高尚、正確，我先以為解放軍是這樣的人、教師是這樣的人;後來以為作家是這樣的人，或者搞文藝創作的應該是這樣的人。於是我好不容易要擠進那個圈子，想讓自己變得更好一點，結果發現哪裏的人都一樣，哪個圈子也不比另一個圈子高尚多少。」這是王朔式的幻滅。
理解王朔的行為和思想都應該到他的童年去尋找線索。陳丹青說，那麼多寫文革的作品，只有王朔《動物凶勐》以及改編成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捕捉住了文革的那種氣息。鍾阿城說，《動物凶勐》是對青春期的一種清理，《看上去很美》把這種清理延伸到了童年。
方槍槍式的童年，就是試圖混進主流卻一直被拒絕最後乾脆頑劣到底，放大一點來說，這也是王朔一生的主線。他曾有一種大院子弟天然的優越感，認為大院之外的市民都叫老百姓，「我們是優秀人種配的。我爸是南京高級工程學校第一期第一名，我媽是第三軍醫大學的校花，第一名。我爸是第二野戰軍，破譯密碼的。」小學一年級之前，王朔一心想成為好學生，那時他聰明，容貌也俊俏，若是乖巧點，滿可以成為老師的寵兒。到了二年級，咣當!文革開始，一切全亂套了。
他的童年仿佛在那時候被凍住，然後無序的青春期又被拉得格外漫長。直到現在，他都沒有擺脫童年的審美，以及孩童的心性。他喜歡的女孩永遠是單純、乾淨、帶着書卷氣息的優等生，沒有發育的體態，仿佛是個孩子。
看起來他還將隨身攜帶着這種偏好，直奔暮年而去，「這種口味擱現在變成戀童了。」朋友們已經認不出他十八歲時的照片，鏡子裏老王瘦了胖了又瘦了，但他瞅自己還跟十八歲時一樣，渾不知老之將至。
在他的《我看王朔》裏，他像抖包袱一樣，坦白了自己的師承。在文學上是雷馬克、海明威、約瑟夫·海勒，在電影上是《美國往事》、《夏日戀情》。然後，為了自嘲，他拉長了這一名單，又添了許多朋友：梁左、馮小剛、姜文、李曉明、葉大鷹……
語言上的師承也其來有自。「我的京味兒跟老舍不一樣，老舍是旗人，講的是官話，官話講究文雅。我的語言來自北京朝陽門城牆根下聽來的北京市井土話。」部隊大院兒里人來自五湖四海，其實並沒有說「京片子」的人，當他聽到純正京腔的時候簡直被迷住了，老北京話俏皮，爽利，夾雜着大量髒字，粗鄙而又極其生動，野氣撲人。
他自知不擅描寫，最大的特長就是對話，及至看到西方的對話體小說，就明白這活兒自己也能幹。「從沒覺得寫作是一個特殊的能力、是一種才華，也不覺得可以靠這個謀生，就跟說話似的，誰不能寫啊?當然那時候也沒有活着的作家，沒有一些人在寫作，書都是死人寫的。」他們這一代人的幸運在於，在他們之前，有一個長達十年的文化斷檔，處處都是空白點。
那又如何?好作家原本不世出，幾百年才有一個。在他心目中，中國配稱得上天才作家的，寥寥。屈原是一個，高過李白;李白算一個;杜甫算半個，主要拼勤奮，低於李白;然後《紅樓夢》的曹雪芹當然要算一個。
用一隻手就數完了。
在萬人空巷的《編輯部的故事》和《渴望》之後，大眾以為王朔已經躋身「主流」，連王朔自己都產生了同樣的錯覺。但很快，事實不露痕跡地教育了他。在狹窄的主流話語體系里，他曾經是個「痞子」，也將永遠是個「痞子」。當時他的好友鄭小龍是北京電影藝術中心的副主任，中心正勐招人，馮小剛趙寶剛都是那時候被辦進去的，一躋成為「公家人」，只有王朔始終被檔在門外。他第一次當導演的《我是你爸爸》在國內被禁演，他改編池莉的《一去永不回》在97年「清理精神污染」被認為宣揚「灰色人生觀」，審查被斃。王朔因此擲下筆，去了美國。
「痞子文學」這枚標籤深深觸怒過王朔，「合着都把我當成什麼人了!你們說我流氓，你們才是流氓呢!」
如今，走在從「知天命」到「耳順」之間的老王，開始懂得用另一種方法為自己正名：「氓，民在野。集疏『美民為氓』通疏，男子不相識之初稱氓，約與婚約稱子，嫁則稱士。」所謂「流氓」，既美且野，自由而單身，美男子是也。
他曾經常常從同一個噩夢裏醒來，夢見自己中學畢業，離開軍隊，但是地方「不包分配」，即將成為無業游民。這是一個前半生都在組織高於一切的時代背景下生存的人，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但是這些年，他早已徹底擺脫了這個夢魘。用傳統定義來看，他依然屬於「無業游民」，不受僱於任何一個單位，不隸屬於任何一個組織，依然是「民在野」。一生在主流之外，一開始是一種被動，後來漸漸成為一種自覺，他也因此一生都保持住了一個獨立的姿態。
有一些在特殊年代有特殊意義的動詞，到現在仍然催動他的淚腺。比如黑鴨子組合唱蒙古民族英雄《嘎達梅林》：「造反起義的嘎達梅林呦，是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他曾經因為紀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四五運動」被關押過，也曾在另外一些夜晚目睹過流血。他長時間反思自己的身份，並試圖理解自己的父輩，作為部隊子弟，他覺得「解放軍」之光榮就在於「解放」，而「解放」意味着反抗。「「「「新中國」」」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於確實是推翻了幾千年來封建社會裏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在他的理解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實現有其先後順序，錯亂不得。
反抗相對容易，但反抗之後的建立艱難又漫長，正如懷疑的洪水漫過，在廢墟之上我們選擇繼續相信什麼。他把他的所有階段的思想感情，都安放到了他正在寫的這部史前小說之中，在那裏，他將顛覆許多既有成規，隨人類的非洲始祖開始一場觀念的歷險。
「我慶幸我這一生總算是有驚無險地活到了現在。」童年創傷、殘酷青春、年少輕狂、中年危機統統過去，從一場漫長妄境裏醒來的王朔，發現人生賽程已然過半，所余大事，無非是保住晚節。
如果中國文學史上也有「垮掉的一代」，王朔可算是一代宗師。「垮掉派」的思想軌跡都因循一條「疏離——反叛——迷惘——尋找——宗教」的路線，就像艾倫·金斯堡在日記里寫道：「詩人成了先知。各種形狀的愛、受苦和瘋狂。他探索自我，在自己身上用盡各種藥物，只保存了最根本的感覺……」而王朔的個人生活軌跡更像美國另一個反英雄的寫作者塞林格，後者盛極而隱，避世而居，年輕時摹寫叛逆，老年作品歸向哲學和禪宗。
尋遍老子、釋氏、基督……王朔沒有歸順於任何一個教宗，但他確實長時間沉溺在世界觀的探索之中，這些探索，寫進了《我的千歲寒》，更多的將在他正寫的這本新小說里體現。
他承認，作為一個寫小說和編故事的人，自己總被白日夢和戲劇感包圍。有一個重複出現的幻覺，他看見自己無數次被粉身碎骨，像炸彈的碎片一樣被送到世界各地，生生世世。一個威嚴的聲音在高處向下逼問：你為什麼反對我?!
「我不需要啟蒙開悟，我是自證自悟。在那一刻我明白過來了，我就是撒旦!撒旦是誰?撒旦是破壞者、挑撥者和告密者，這正是我幹的事兒。我命定了要幹這樣的事情，生生世世。」
我慶幸我有驚無險地活到了現在
朔爺已經N年不接受採訪了。
終於要采啊。他開始犯點兒焦慮：在哪屋聊呢?家裏平時太亂，這還得收拾。這屋暖氣有點兒不太好，會不會把人凍嘍?電錶該買字兒了。記者怎麼來?怎麼走?拍照不拍?怎麼說話?有什麼不當說、不能寫的，可別又捅婁子了。
記者日子也不好過。雖則是，朔爺撂過話，見了女記者他多少客氣點兒。但訪前功課，網絡視頻里排名靠前的，十之八九，點開就見他掐着點兒腰，食指和小指比過來，氣哼哼地，罵記者。鏡頭外有道聲音在自我申辯，分明也是一女記者。機位架得不錯，王老師的手指都快直戳破鏡頭，從電腦里向我伸出來了，「我告你你們記者不帶這樣兒的」!——我就這樣完成了頗具正能量的訪前心理建設。
及至進門，坐定，喝茶，開腔。他瞅我一不擅長說好聽的，二不事兒逼問八卦。我瞅他和眉順眼兒笑模樣，目測斷無掐過來的危險。聊的和被聊的，才都暗暗鬆了口氣。
錄音筆突然壞掉是一件非常邪門的事情，仿佛是要刻意給個機會佐證，當王朔平和起來，是多麼好脾氣的一人兒：
——「真實不重要，你憑印象寫吧。」
——「可是，印象主義不是這麼誕生的。」
——「小說是這麼誕生的。」
他答應再聊一次，「你帶個好錄音筆來。」於是我去了。這次，我們又聊了七個小時，我兜里揣了三個錄音筆。
關於愛情——愛情是驚鴻一瞥從此不知下落
記者：你很久不出山了，難得最近接了這麼多戲的編劇，尤其是徐靜蕾《有一個地方只有我們知道》，我奇怪你選這戲的標準是什麼?就為幫朋友?
王朔：不是我幫朋友，是朋友幫我。寫小說慢，我得靠寫劇本掙錢，解決生活問題。
記者：徐靜蕾說，如果以後她還拍文藝片兒，她就拿一DV拍了得了，進院線公映似乎只有商業片一條路，因為投資太大了。
王朔：而且中國能接受的商業片也沒多少，還有好些商業片類型咱們壓根拍不了。能拍的，狗血喜劇是一路，只要政府能接受，也不用寫得太高級，寫得太高級反而影響賣。我自己就基本不進影院，國產電影基本不看，那些人和事都太簡單了吧，都是給小孩兒看的，我這歲數就別看那個了。
記者：《非誠勿擾2》裏，用對死亡的討論代替了對愛情的討論，這應該不是來自馮小剛，而是來自你。
王朔：愛情故事說穿了無非就是欲望，欲望就要麼是滿足了，要麼得不到滿足，寫來寫去，也就這麼點事兒。
記者：老徐這個電影，80後90後的愛情故事，恐怕更加不是你的菜。
王朔：電影主要還是導演的作品，編劇只是一個工具，負責提供導演想要的東西。對我來說，如果我想要暢銷的話，聰明的愛情故事，我還能寫，但是我興趣不大了，我不信那個我怎麼能昧着良心寫那個。如果由着我的性子來寫，我可能還會寫愛情小說，但是我會把它寫得特別的慘，特別的黑，那種玫瑰色的我現在寫不出來
記者：你年輕時候寫的愛情也不是很玫瑰。
王朔：我覺得那個確實太欺世盜名，我那時候也並沒有那種體會。我對(愛情)這事兒不熟，嚴重不熟!我沒談過什麼戀愛，我所說的當然是用的最高標準，可能我也是被更早的文學作品給晃了范兒了，認為存在那麼一類最高標準的愛。當然我們那一代也很鄙視小布爾喬亞那一套，我覺得送花兒這種事情特別噁心，我覺得根本不需要那麼表白，而且那個字兒也根本不需要被說出來，說出來就不是了。
記者：你曾經說，你的愛情小說只能指給大家看一條魚脫水而死，但沒能告訴大家，魚總是要死的，一直在水裏也終有一死——你說的就是愛情吧，早年你小說里也寫到過某個外國電影表現愛情很高級：男女之間的感情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只是最後敗給了時間。
王朔：我也不太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兒，讓我念念不忘的都是驚鴻一瞥。就是火車上看了一眼，從此不知下落。有一年在我青島當兵，從青島回北京的火車上，車廂里有一批北京女兵，其中有這麼一位，我就這麼看了一眼。後來我去餐車吃飯，突然聽見有人說北京話，發現她就坐我背後，我也沒敢回頭，只覺得頭髮絲兒都有接觸的感覺!我就胡思亂想了一晚上。到了北京，我們一起下地鐵，就在一節車廂里，中間隔幾個人，我也不敢看，只敢從玻璃里看她的影子。後來我在國防大學那站，玉泉路下車，她繼續往前開，再後面沒有部隊大院，只剩北京軍區了。後來就再沒見過。
這個印象特別深，記一輩子。我可能有點制服控，我記得的幾個驚鴻一瞥，都是穿軍服的，要不就是白大褂。尤其那種海軍的藍軍裝，無沿帽，我覺得老式藍軍裝特別簡單，特別稱人，不像現在的軍銜顯着亂，那時軍銜特別簡單，就兩塊紅的配着紅五星，特別好看。
記者：細節記得這麼清楚，可見惦記得很深。
王朔：就成為我白日夢的一部分了。幾十年過去了，有時候等車，還會覺得自己在那個場景之中。
記者：這種偶遇，連話都沒說，只是人群中看了一眼，怎知不是錯覺?你看中的就是容貌?
王朔：怎麼主動說話呢?不好意思，不知道跟人說什麼。也不光是相貌，是那種眼前一亮的明朗，而且她們身上都有一種共同的沉着，你就覺得，你無論如何也引誘不了她。
當然可能真認識了也就那樣，日常生活的煙火氣會把這些都掩蓋掉。但是有這些(幻想)也影響我正常生活。日常生活總有不如意的地方，你覺得這日子過得他媽的沒法過了!後來當然我認為沒有這樣的人了。沒有這樣的女孩了。我們原來大部分的女孩都是這樣的，就是那個時代，可能我自己相對單純，就想像不到更複雜的東西。
現在你看街上那些女孩都打扮得，眼睛裏都有欲望，沒有我們八不(他的貓)這樣的眼神了。八不現在都沒有這樣的眼神了，八不剛來的時候，眼睛明亮，清澈，特別可愛!現在我們八不的眼神就是怨恨地看着這個世界。
記者：所以眼看這愛情戲也是沒法寫了。
王朔：愛情是個瞬間狀態。一見面，就落在日常生活里了，日常生活能出的問題都差不多，就成了互相容忍了。
關於貓咪——那一晚上不知道遭遇了什麼
記者：你的貓為什麼叫八不?跟八榮八恥似的，這「八不」是哪八不?
王朔：沒那意思，這貓朋友送來時已經有個名兒叫「bubble」，我不能老管他叫英文名兒吧，所以改了「八不」。以前我特別不理解你們女的，瞅見小孩就盯着看，一邊看一邊傻樂，現在我看着貓，就跟女的看見孩子一樣。八不是個男貓，多多是女貓，都是美短折耳，據說一窩貓只能生一個折耳。男貓漂亮，女貓不漂亮，八不特別不見外，多多的性格就像長得不好看的女孩兒，不願意見人。
八不剛來的時候特別可愛，眼神明亮無邪，現在他做了手術，自卑了。送來長到一歲，發情，在屋裏到處滋尿，我所有的踢腳板都用毛巾擦了。有一天晚上還被女貓給勾走了，把我給急死了，以為他丟了，第二天正在那貼尋貓啟事，就看見院裏進來了一隻大黃貓，再一看，八不回來了，躲在空調和牆之間，在那自覺羞愧。他的壞朋友追過來了，不讓他回家。那壞朋友一看見我，騰一聲就跳上牆跑了。他回來以後，眼神就變化了，從此就不天真了，也不知道那一晚上遭遇了什麼，真的。
記者：知道成人的秘密了。
王朔：後來一歲了，帶他去打防疫針，那女獸醫特別討厭，捏着我們八不的睾丸，說這得做了，不做他會被女貓給勾跑了，我認為她想掙錢，但這一下把我給說着了，要不然我還真下不了這個狠心。就做了，做了以後就特別可憐，出去經常叫小野貓打回來，自己不敢走遠了，就在前面這個小院裏轉轉，聽見一個動靜就往家跑，膽小了，他打不過人家了，常常眼角帶着傷回來。
女貓沒做手術，不敢讓她出去，我怕她出去叫人給霸了，回來一生生六七個你說我怎麼弄?多多每年發幾次情，發情時挺可愛的，躺在地上，難受得蹭腮幫子，追着我們八不。別!還是別配對了!他們再生無窮的孩子，在這個世上，活着就是混!送人也不知是個什麼遭遇，我也不可能給他們子子孫孫無窮盡地管着啊。
等我寫完手頭這個小說，我可能會再寫一個關於貓的小說，名字已經想好了，就叫《永遠是小孩兒》!
關於電影----床戲也可以待在床邊什麼都不干
記者：姜文的《一步之遙》出來，朋友圈裏一影評人說，這部電影密到漫出來了，編劇太多，王(朔)老師和廖(一梅)老師不能同時當編劇。
王朔：我當然覺得還是故事上受了很大的限制，寫的時候就帶着好多套套，這兒不敢碰那兒不敢碰的，妓女選總統就怕人家怎麼着，東躲西躲地編一個故事。
記者：姜文的上一部《讓子彈飛》出來以後很多人說政治影射。
王朔：子彈飛是個英雄片，馬走日是個反英雄片，反英雄片就特別不好拍，老百姓也不太認反英雄片，這次《智取威虎山》好評就因為它是一個典型的英雄片。反英雄片其實比英雄深一點，可是一般觀眾不要看那樣的東西。
記者：可是你一直以來寫的東西都是反英雄的，大眾接受度不是還可以嗎?
王朔：我當然一直反英雄，但我寫的東西最多就是個文藝片，不可能太商業。商業片反英雄的很少，除非像美國商業片那樣，以英雄的方式來反英雄，或者說反主流、反體制吧，根本上還是英雄主義，憋到最後拿一桿槍跟全社會拼了。馬走日是憋到最後給社會給斃了，翻不起來。我覺得其實從文革結束以後就都是反英雄的寫法，八個樣板戲是英雄的寫法，後來就都不是了。現在這個經濟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反英雄的時代，所以這個時代的平庸也在這兒。
記者：作為編劇，你怎麼看待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
王朔：中國的電影審查沒個準譜兒，而且老有一些無聊的人給廣電總局寫人民來信。所以我們常說，不怕審查嚴，就怕審查沒標準!一旦沒標準，什麼都變成主觀判斷。為什麼中國的電影審查是嚴一陣松一陣的?就是大家都不知道邊界在哪。拍電影的人都淌着那個邊界走，環境鬆了大夥就一起往前拱拱，這一拱就又不知道哪個電影捅婁子了，或者被人民來信了，或者被領導點名了，然後就又突然收得很嚴。永遠來來回回在那兒拉鋸。要是你審查立法、電影分級，不怕你嚴，不准露胸不准接吻不准上床不准婚前有性行為，這些都有轍能解決，都有各種電影手法繞着走，對吧?以前沒床戲也能拍出好電影，床戲也不光就是上床，也可以在床邊什麼都不干然後談人生談理想。
記者：九十年代你突然停筆的原因是什麼?據說當時你想自己拍電影，結果被斃了。
王朔：我把自己寫噁心了。有幾年我幾乎沒出去門，我天天把自己憋屋子裏寫各種約稿，寫殘了。我沒有生活，我把我生活里所有的素料全都寫光了，而且我還特別無恥，為了寫點小說，把周圍朋友的秘密和故事都抖完了。那時候覺得書可以老了玩不動的時候再寫，趁年輕不玩兒虧得慌。那時候我周圍人有好多去了美國，回來就問，你去過美國沒有?哎呀你連美國都沒去過，我告訴你美國是這樣的……這太討厭了，所以我就去了美國，然後我回來我也那樣!
《我是你爸爸》劇本其實是電影局通過的。到了1997年清除精神污染，重建精神文明，北影廠斃了一批片子，不光是我們的。在這之前的1995年是中國電影的大豐收年，那一年出了多少好片子，「陽光」、「紅粉」、「外婆橋」、「紅櫻桃」……接着就萎縮了。
記者：這一下把你的導演之路給堵了。現在跨界導演特別熱鬧，比如徐靜蕾、徐錚，你還會去當導演嗎?
王朔：其實當時拍《我是你爸爸》的時候現場都是馮小剛在執行，當導演太苦了，全是張羅一大幫人的雜活兒，這些年我盡看着他們受罪了。而且這電影要是不宣傳我還願意拍，這電影要宣傳，到處給人看，商業有點可怕，你就得給自己吹牛逼。
當時《編輯部的故事》上映時反映不錯，記者採訪，問我，你覺得怎麼樣?我說，不好。我覺得我不能說自己好，這是應該的謙虛。結果劇組和廣播局的好多人跟我急了，說你怎麼能說不好呢?當時還沒有市場票房的問題呢。我就不明白了，難道我要說自己好嗎?你就算救了一條人命，你也得說我做了我應該做的，你也不能說我就是特別好特別高尚啊!那件事給我一個特別深的印象，你參與一個集體創作你不能說自己的東西不好，但接着我就看到很多人真的說自己的東西好。
記者：說着說着把自己給說信了。
王朔：我確實見過好多作家，導演，包括演員，真認為自己天好!我就覺得，太奇怪了!導演我相對還理解，他們擔的責任太大了，特別是現在片子要賣錢，賣完之後大家小圈子裏頭說一點，大家還能接受，剛拍完，複雜的操作過程，我認為拍戲是一個減分的過程，咱們國家電影製作水準還不是工業型的，還是作坊式的，處處都不那麼完備，要湊一個特別強的劇組，有這樣能力的導演特別少，拍的過程中受各種限制一直在減分，所以電影出來以後，導演脆弱。可是作家、演員你的勞動和創造完全是你一個人控制的，你可以拒絕批評，但是你自己心裏應該對自己有桿秤，您再煳塗也不至於覺得自己天好。
關於活着----活到四十歲誰也不許再往下活了
記者：據說您年輕時候也接受全國數百家媒體採訪，按您的自嘲，也有「唯恐自己紅不透，唯恐自己的聲音不能傳遍千家萬戶」的時候，您那會兒給自己吹牛逼不?
王朔：哈哈，我覺得比較公正的評價就是我當時比較輕狂，我可能也有吹牛逼，但我守一個很嚴格的界限，我從來不稱自己是一個作家，我覺得作家還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事情。當然，後來我也接受一個比較寬泛的標準，任何人只要你開始寫你就是作家，這叫平等。但我小時候認為，作家還是有一定成就才能稱作家，或者別人稱唿你作家，自稱作家就涉嫌不要臉。
還有，我不是意在攻擊別人，但小時候我就提醒自己，將來千萬不能這樣：比如說題詞，比如說去大學講演，比如說自封為大師，或者別人稱你大師你欣然應允，歲數挺大了還出來招搖，我說我老了別那樣。
有時候你會忘了好多年輕時候對自己的承諾。我十歲的時候，我跟我一個朋友，我們小孩發過兩個誓。有一個我已然沒遵守，就是活到四十歲誰也不允許接着再往下活了，老了討厭。這個不知不覺就腆着臉活過來了。還有一個諾言就是咱老了誰都別出來現眼了，咱們別露怯。我小時候看着很多老先生走道兒都不太會走了，後面有一個勤務員提着他參加各種活動。還有一些老作家出來說一些不着四六的話，我說的不着四六是跟他自己的創作沒關係的話，成了一個名人，成了一個老演員，還有人把自己當成精神導師靈魂導師，我說咱們可千萬別那樣。我覺得那就叫寒磣。
記者：現在依然有很多老作家老導演們長期雄踞舞台不肯退場以每年一部的速度生產爛小說和爛大片，證明自己存在。
王朔：《紅樓夢》裏王熙鳳說老年人愛熱鬧，所以她挑戲都挑熱鬧的。但我覺得不是所有老人都愛熱鬧吧，老了還到處趕場子。有的人自個呆不住，他得跟別人呆在一起。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從小過集體生活，到老還要一群人呆在一起才覺得安全。能自己待着，是一種能力。我原來也是跟一大堆人待在一起，但就沒待習慣，越來越不習慣。你經常喝大了，所謂人群中的孤獨，你自己其實一腔心緒，但是現場的人跟你沒關係。當然不是說化解孤獨的手段就是要傾訴，或者要找到知己。沒有人能夠安慰你。你發現生命特別有限，世界特別虛無，誰能安慰這個事兒?
記者：一陷入虛無，集體生活就更沒意義了。
王朔：對，就全部變成應酬了。後來我覺得能寫小說確實是對我是一個幫助，就跟會一件樂器似的，你就沉浸在自己構建的世界裏了，你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兒。
關於寫作-----我的人生觀里沒有為文學獻身的設計
記者：你在寫作上的標準是什麼?這個標準變化過嗎?
王朔：那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好，我只知道什麼叫寒磣，你就躲着寒磣寫，別寫得特噁心就行了，我寫作就這麼一個標準。現在我也不敢說我知道什麼叫好，不過對一個事情我現在會有兩三面的看法，事情沒那麼簡單。就以分分合合為例子，現在就不覺得合就一定是好，分就一定是不好，總會把那個事情想的複雜一點，這倒是我現在寫東西的樂趣。
記者：小說里的情節會始終折磨你嗎?
王朔：小說也不是每個都一樣。小說是你看到那個可能性、你摸索那個可能性的時候它不斷地折磨你，你寫了那句話，然後你腦子裏不斷地在復盤，突然又蹦出一個句式更合適，就特別折磨。原來我小說也不這樣，就傻想，就一條道走到黑就完了，走不下去就停，現在反而……
記者：現在寫作反而比年輕時更難了?
王朔：我倒也不覺得是更難了，而是你處理的題材更複雜了。我年輕的時候寫小說，我就只想好第一場：這男的跟女的在哪裏認識的、怎麼認識的，這個對我特重要。把這個想好後，再起一名兒。起名兒特費勁，起不好名兒我就沒法寫。完後就順着往下走，走到哪算哪，這過程中間就把人物也交代完了，線索也鋪陳完了，該打的臉也打了，一口氣下來，三禮拜、一個月也能寫完。那時候拿手寫，沒有改的條件，一改就得絞小稿紙貼，非常麻煩。當然那時候人也沒現在複雜，知道的事兒不太多。知道得少，知道多少就往上擱多少，你自己想不到還有別的可能性。
記者：有沒有現在回頭看看覺得有點寒磣的作品?
王朔：我自認為，給自己吹牛逼叫寒磣，自嘲什麼時候都不寒磣。我儘管調侃別人但是我一直是有自嘲的。但是這裏面有寫得次的，沒什麼感覺胡寫一個，這個有。原來寫過一堆，原來給雜誌寫約稿，胡他媽寫一些推理探案集，拿一個官部案例集在那裏胡寫。給《啄木鳥》寫的，寫了兩、三個，後來為了出集子，要湊夠數，一共寫了六、七個。這就算沒心沒肺的寫法。還有類似於《永失我愛》這種愛情小說，這都屬於胡寫。誰知道工人是怎麼談戀愛的?都是想當然的寫，寫過些次品。
記者：單立人系列確實一般，依我看，你不適合寫推理。
王朔：我看過一陣子阿加莎·克里斯蒂，我腦子不是特別理性，我沒辦法事先想清楚了，把邏輯搞得特別圓乎。寫着寫着就跟着人跑了，經常不能自圓其說，自己都覺得這什麼亂七八糟的!
記者：你可以寫作的範圍其實很窄。
王朔：是!我還特別不屑於寫跟自己無關的。經常有人說你可以體驗生活去，而且都是那種特背的、特偏的地方，特別特殊的行業。我第一個當兵開始寫的小說就發表在《解放軍文藝》上，《解放軍文藝》跟我說，你應該下到潛艇部隊，深入生活20年，你能寫一個特別牛逼的，當時蘇聯有一個軍事題材小說叫《潛艇緊急下潛》，中國還沒有這樣的小說，你可以寫。我當兵就在碼頭上，旁邊就是潛艇碼頭，潛艇太苦了，都坐在一個罐頭盒子裏，我幹嗎要呆那麼一個地兒20年就為了寫一小說?這跟我的人生觀衝突!我的人生觀里沒有為文學獻身的意思，雖然我那時候對自己的人生也沒有什麼設計。
記者：你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的第一個小說是《等待》，我沒看過，寫的是什麼?
王朔：就別提那個了吧，20歲寫的，我現在認為那個寫的就有點寒磣。我是覺得，我對別人的生活沒興趣，我把自己弄明白就不錯了，大家自己是怎麼回事自己都沒弄明白，都活在一層皮兒上。我就算夠能內省的了，現在我對自己還有一知半解，早先我連自己怎麼回事都不明白。早先我到一個地方，人家問我說，你是一個愛熱鬧的人嗎?把我問懵了，我說：是。結果人家就給我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後來我發現我不是一個愛熱鬧的人，可是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不知道。
記者：那時你多大?
王朔：三十多，快四十歲了。之前就一直生活在熱鬧里，大家都以為我是個愛熱鬧的人，我看上去在熱鬧里也很自如，很高興，我也被自己晃了。但是在熱鬧里，我一緊張就會有點攻擊性，或者開玩笑，或者儘快把自己喝大了。你在人群中會下意識地取悅別人，比如一塊兒吃飯，別人都不說話，你不能接受大家都悶着，你就得說好多話兒，都是取悅別人，你自己的不舒服都被那種表演給壓住了。
關於牛逼------我一直在尋找一個巨牛逼的東西
記者：說說你現在寫的這個小說吧。
王朔：我91年停筆之後，不知道下面寫什麼，我想寫巨牛逼的東西，但是我不知道那巨牛逼的是什麼。中間不知道要寫什麼的時候就特擰巴，沒有方向。我覺得應該是寫一個跟我自己的生活有關的，於是寫了《看上去很美》，從我的幼兒園開始寫，是不是這個?寫完我發現不是這個。直到我找到現在這個故事，現在這個故事結構，我的全部思想感情都能安放進去，這個結構特別合適，我把它投射到古代和遠古以後反倒自由了。
記者：這個故事最初的框架是怎麼來的?是你那幾年佛經、道德經、高中物理以及幻覺綜合作用的產物?
王朔：中國其實有文字的歷史沒多久，沒有文字之前的史，只有一些非常零碎的線索，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它們的思想透露在《道德經》裏頭。史前史里有巨大的空白。想搞清楚我們是怎麼來的特別有意思。誰都別跟我說你們懂這個!在這之前都是失傳的!科學已經發現人種都是衍變的，白種人黃種人都是後天因環境需要進化得來。人類最初的遷徙是因為生活所迫?還是完全無目的?母系社會最終怎麼被男人奪了?……我就想寫一群女的，從非洲一路走來，最後在我們這片兒地界紮下了根。
記者：這小說你前後拉拉雜雜地寫了九年，中間多次停頓，有一口氣接不上來，或者對這故事產生過懷疑的時候嗎?
王朔：沒有。我原來的寫作會有這種情況，因為我原先的寫作完全是以個人生活為脈絡的，斷了就不在了，現在這個有一個歷史的架構，中途寫寫停停，也斷不到哪兒去。
當然我最早先開始寫的時候還不是這個故事，寫着寫着變成現在這個了。我中間改過好幾次。我自己看的時候不太相信我自己的感覺，改的時候覺得，這個小說已經超出我自己的能力了!我在裏面還編一個中國的假聖經，杜撰古書的時候我覺得我杜撰得太好了!人的幻覺有三種層次，一種是視覺經驗，另外一種是你世世代代所受的文化記憶，還有一種就是洪荒世界，你不在這兒了。我在幻覺中所見到的洪荒世界，我本來特別不擅長描寫場景，但是寫史前，寫到高興的時候我完全沒障礙了，我就在那兒，我全看見了。
「三墳五典」雖然都失傳了，但是「五典」裏頭有兩個，「堯典」和「舜典」在尚書裏頭還有，他的大意在裏頭。我不太杜撰那個，那個有點像文告似的，但是關於「三墳」，《道德經》裏有好多話沒說盡，沒說乾淨，太像摘抄了東一句西一句的，尤其是它裏頭講「道」的那部分，我就有一個逆引申，用一些現代物理的語言把它拆開。我其實古文不太好，用古文的時候給我累到我了。「八索」和「九丘」我把它們變成民歌集，我把它變成民諺，還得捏造一些成語，因為史前沒有成語，成語都是以後形成的。我採取了一個無恥的寫法，我從木心那裏學來的，就是寫古民歌的時候，有時候我實在押不着韻，我就找一個同音的，筆劃特別多的字兒，把它當成象聲詞來用。《詩經》裏好多象聲詞用的都跟我們今天不一樣。把它擱在那兒，一方面也押着韻了，一方面也增加它的古樸勁兒，這個幫了我很大忙。很多古民歌用比興的方法，拿流水比人心啊什麼亂七八糟全是比的，差不多三段式的筆法，那個我基本上吃透了，我在小說里偽造了很多古籍。我也不想寫得太規矩，我想還是要有玩笑在裏頭，要在似與不似之間，最好讓人看出你有不正經的成分在裏頭，一正經就處處是問題了。
記者：聽起來是一部巨大的戲說史。
王朔：這中間有好多地方我寫得特別扯，有那種歷史庸俗化，但我認為我的大枝蔓是對的。我還沒有把神話當成歷史一部分，我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無神論的一個世界觀。早期華夏歷史流傳本來就是以訛傳訛，沒文字的時候更沒譜。幾百年幾千年地這麼傳，一定會有神話的部分，動不動就是人活好幾百年。比如說黃帝800歲，黃帝是部落聯盟首領，是一個職務，中國一直到文景之治還有好多人以官職為姓呢，所以黃帝前前後後可能都不是同一個人。而且不同部落之間，音信並不通，他的事情在流傳，大家就覺得他還活着，活了幾百年。那時候曆法也不是很清楚，人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
所以你看，(華夏史里)好多過分反常識的，一旦落地了非常荒唐和可笑。我認為我在這部小說里衝破的觀念特別多，基本上把所有的觀念都顛覆了。
比如說裏頭講到兵法，我就逆着說，古代有一個聖女媧兵法，再古代還有一個聖女昌兵法。我按古代的武德來寫，宋襄公那些「半渡不擊」、「二毛不擒」就遺留了一些古代的武德，非常講究光明正大。孫武子寫了《孫子兵法》之後，儒家批判他「兵行詭道」，儒生認為，秦是虎狼之師，殺戰俘，打仗特別不規矩，秦以後人心壞了，打仗才打成這樣。所以我在小說中追溯過去，過去母系社會，有一種女式打法，打仗就跟體育比賽似的，得公平，不帶偷襲別人，不帶以多勝少，行兵家之道，那個就叫勝之不武。
記者：小說什麼時候能出爐，現在可以預判嗎?
王朔：標題已經有了，我想到一特別得意的標題，但你不能寫出來，我怕人給我用了。不要提前透露太多。應該是三、四十萬字的小說，現在已經有了二十三萬字。冬天是季節性的頹廢，總得等明年開春，才有再寫飛起來的可能。這事兒我不着急，也急不了。
記者：你原來自嘲說，要逼王朔寫出好小說來有一損招兒：給丫關起來，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差寫出一《飄》，一不留神就是一《紅樓夢》。現在你也算退隱了有20年了，你覺得你這部小說有戲嗎?是《飄》還是《紅樓夢》?
王朔：我當然希望是《紅樓夢》，或者就不是《紅樓夢》吧，那最好是你們看了以後能說：我操，太牛逼了!可你要是不這麼說?哼，那也打擊不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