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們都在焦灼，想以最快的速度把這條消息發回報社、網站、電視台，然後把這條新聞傳播到所有人面前。
甚至，我猜想，他們或許在醫生宣佈姚貝娜死訊之前就已經寫好了稿子，只等ICU的病房門打開，他們就會按下那個讓他們等了許久的回車鍵。然後，媒體上就會多出一條娛樂消息：今天下午，姚貝娜死了，2015年1月16日。
新聞就是這樣產生的，新聞就是這樣閱讀的，此刻，無數冷冰冰的屏幕上，已經開始講述一個鮮活生命的離開。
由於不熱衷娛樂新聞，之前對姚貝娜的全部印象，只有13年的中國好聲音和一首《隨它吧》。
最後就是關於她病重身亡的消息和經紀人的不斷否認，身邊的人都驚奇：不會吧，活蹦亂跳的一個大姑娘，假新聞吧。
直到今天，塵埃落地。
媒體都惺惺作態地打出「天堂沒有疼痛」之類字眼，高高地掛在他們的頭版，招搖晃眼，喚着所有讀者：「看過來，頭條在這兒。」
我說，我要是姚貝娜的家人，一定狠揍這幫麻木的記者一頓。
身邊同學說，我也想。
姚貝娜去世後，她生前所在醫院有人在朋友圈發出了這樣一條消息：
看到這段話，作為學習新聞專業的學生，瞬間對自己的專業有了一點芥蒂。新聞記者可不就是禿鷲麼，一隻只盯着普羅大眾苦難的、歡樂的、生老病死的掠食者。在新聞成為商品的時代，素材、故事是記者的追求，一顆有關懷的心卻被流放了。有哪位記者放下相機，去安慰一下痛失愛女的老人麼?
我們看到的是記者寫的新聞，這位醫生看到的是寫新聞的記者。我們習慣了接受記者筆下的世界，卻從未也無法審視記者的表情。看到一個優秀的年輕的人去世，每個人都是哀傷的，這種哀傷由病房前的記者傳達給我們。但是，我們有多哀傷，記者就有多成功，主編就有多高興。這話說的可能有點市儈、不講理、小人之心，但我固執地相信這就是事實。
熙熙攘攘地擁擠在姚貝娜病房前的記者，在等待的過程中就輸了，不管他們的稿子寫得多精彩，至少他們在那一瞬間是冰冷的。
記者需要新聞素材，需要稻粱謀，他們也有生存壓力，但是無論如何，一想到他們面朝着病房等着一個人的死訊，厭惡感就蜂擁而來。
1994年，黑人攝影師凱文·卡特的攝影作品《飢餓的蘇丹》獲得當年的普利策新聞獎，巨大的榮譽和批評同時而來：「為什麼不去幫幫那個小女孩?」幾個月後，他自殺了，只留下一張字條：「真的，真的對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遠遠超過了歡樂的程度。」
時至今日，那隻貪婪的禿鷲還未離開，它變成了一個個記者，虎視眈眈地盯着你，我，他，所有人。有人說，世界總有人不幸，記者只是記錄不幸。但是我覺得，有些時候，記者在記錄不幸的同時，也在製造新的不幸。
作為一個學習新聞的人，也曾經在報紙做過見習生。當時為了找新聞線索也曾抱怨：「這裏為什麼不着火」「那裏為什麼不死人」，當時還大言不慚地對朋友說：「社會的不幸就是記者的大幸。」現在想想，當時的自己真令人不寒而慄。現在看來，抱有這種觀點並付諸行動的人絕對不止一個。
曾經看到過一段深為感動的話：「真正的記者，要有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憫人的情懷，大徹大悟的智慧。」在不斷成長的過程中，記者們可能有了境界，也有了智慧，但是悲天憫人的情懷，卻早已被商業、利益的戾火焚燒的灰飛煙滅。
姚貝娜走了，記者還未散去，他們如同蘇丹的那隻禿鷲，盤旋尋找，永不落下。
雖是如此，我仍然毫不懷疑很多記者心中仍有人性的溫度，他們仍能夠在面對社會苦難時流下真摯的熱淚。在這個功利的時代，每一個職業都在瘋狂攫取利潤，記者天然的道德責任和人文關懷，應該成為這個寒冬里的一支蠟燭，默默點燃，星火燎原。
耳邊響起了姚貝娜的歌：「隨它吧，隨它吧，一轉身不在牽掛。」借用一句話送給姚貝娜：「你是最短暫的花朵，也是最長久的琥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