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前的今天，1976年1月8日，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就擔任總理、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逝世，全國各地老百姓自發悼念他，當他的遺體送往八寶山火化時，長安街邊有上百萬人默哀為他送行。
當年的清明節，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紀念周恩來的活動演變為抗議「四人幫」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該事件為後來的打倒「四人幫」、正式結束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礎。
但是周恩來在去世39年後卻至今不能蓋棺定論，這位被景仰他的人稱為「一代偉人」、「中國共產黨道德楷模」的「人民的總理」，近年來也被許多人斥為中國獨裁者毛澤東的「幫凶」和「偽君子」。
正像著名社會學家朱學勤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的採訪時所說，39年前，周恩來在中國老百姓心裏就像漫漫長夜中的一盞明燈和一線希望，明燈滅了，中國社會就感覺茫然無所依靠了。
而經過39年的反省和沉思，許許多多像朱學勤教授這樣的中國人對周恩來的解析比當年複雜和深入了很多，儘管他們仍然同情周恩來在毛澤東手下的忍辱負重，但對他屈從於毛澤東並「助紂為虐」的一面也有了更多看法。
希望的毀滅
在對周恩來的正面評價中，最著名的包括美國前總統尼克遜的話：「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稱周恩來為能使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傑出領袖人物」；中國的兩彈元勛錢學森則指出，許多黨外人士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
而當年只有24歲、還在河南工廠當工人的朱學勤教授對BBC中文網記者回憶說，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公佈後，他一個人躲在房間裏大哭了一場，他說他是為中國失去了希望和前途而傷心，這種傷心在幾個月後最高領導者毛澤東去世時也不曾有過。
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偉大領袖」毛澤東在老百姓心中逐漸失去光輝，人們越來越清楚的看到周恩來的忍辱負重，所以對他的去世極其悲傷。為了紀念周總理，朱學勤把一張放大了的周恩來的照片放進他的私人影集裏，這張照片至今還留在他家的照相冊里，作為對歷史的記錄。
「最後一塊道德招牌」
但是近些年越來越多被公開的史料，卻顯示了周恩來屈從甚至成為毛澤東「幫凶」的一面，比如在打倒高崗、饒漱石集團，打倒彭德懷，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事件上，周恩來沒有一次不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
至於廣為人知的在文革中周恩來從紅衛兵手中救下和保護了許多人的事實，一些批評者指出，這些被救下的人都是毛澤東默許的，周恩來是在揣摩了毛澤東的意思之後，才敢出面求的情。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哲學家李慎之在2002年曾與朱學勤教授談起過自己對周恩來評價的轉變，曾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並與周恩來有私人交情的李慎之說，他一輩子佩服周總理，但在晚年卻覺得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國著名人口學家、前北大校長馬寅初曾把周恩來譽為「最得民心的中國共產黨員」，李慎之在跟朱學勤長談的最後感嘆說，周總理可是中國共產黨最後的一塊道德招牌啊，如果這塊招牌垮了，那麼共產黨的神聖性也就沒有了。
「竟無一人是男兒」
在越來越多人批評周恩來屈從於毛澤東而成為「幫凶」的同時，也有許多人認為，從個人生活和人品上說，周恩來的確是個清官，沒有子女的他並沒有為自己積累任何物質財富，對於工作也是眾所周知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而對於周恩來在揣摩了毛澤東的意思後才保護了一些人的說法，許多人也提出異議，認為這是後人和不知情者毫無根據的猜測，沒有什麼確鑿的證據能證實這一說法，而且歸根結底，那些人確實是被周恩來出面救下的。
但是朱學勤教授卻認為，毛澤東為什麼能一步一步走上神壇，最後成為大獨裁者，包括總理周恩來在內的中國高層官員和毛澤東的同僚們都是有責任的。
在好幾個歷史緊要關頭，如果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其他同僚們能齊心合力制止獨裁行為，那麼中國也許不會走過反右和文革那樣的馬鞍形彎路，國家和人民也不會經歷那麼多磨難。
五代後蜀國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中的有一句：「竟無一人是男兒」。朱學勤教授說，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議時，只有一名女代表、中華總工會副主席陳少敏沒有舉手同意。在多少次類似的歷史關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黨內對於毛澤東的無法無天也似乎是「竟無一人是男兒」，包括周恩來在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