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
阮玲玉年少孟浪，跟張達民同居等於一個猛子扎進了河泥。結婚不像結婚，戀愛不像戀愛，這給她的人生預埋了一顆結結實實的悲劇種子。狂蜂浪蝶摧花辣手一旦向阮玲玉伸來，她就從此難以擺脫。張達民若肯安分守己，與阮玲玉恩愛相伴，哪怕他平庸一點，阮玲玉也不會怎樣埋汰他。可他是那種揮金似土的魔術師，儘管繼承了多達十餘萬元的豐厚遺產，但他嫖賭逍遙抽鴉片，樣樣化錢，沒幾年光景就囊空如洗。
阮玲玉不慎將終身託付給一個混世魔王，後果不堪設想。但她還在盼望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奇蹟。為了奉養母親，同時擔心着前途，她決定謀求經濟上的獨立。也算天從人願，阮玲玉進入電影界後，以其過人的藝術悟性和表演天賦站穩腳跟，並且迅速竄紅。
張達民盪空遺產後，阮玲玉成為他唯一的搖錢樹，他以做生意為名，欠下高利貸，然後花言巧語騙光阮玲玉的積蓄，去賭桌上尋求一擲千金的刺激。久而久之，阮玲玉對嗜賭如狂的張達民有所防備。當她不肯爽爽快快給錢時，張達民就使出「撒手鐧」，拿阮母出氣，不由分說，照准阮母的臉上就是「啪啪啪」幾記耳光。阮玲玉是孝女，眼看母親挨打，臉都氣得煞白了，身子抖個不停，她終於認清張達民的猙獰面目，原本期望他能改邪歸正的那份熱切的心願也就冷卻下來。
阮玲玉是覺悟日增的新女性，她對張達民這號賭棍、敗家子、鴉片煙鬼不可能有良好的觀感，也不可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但因為性格軟弱，她也很難拿出「蝮蛇一螫手，壯士急解腕」的決心。再說，她看重名譽，生怕授人以柄，自己私生活上的不快會被那些聞腥起舞的蒼蠅(黃色小報的記者)逮住，七炒八炒變成街談巷議的材料。阮玲玉見過不少同行被黃色小報污損之後再難翻身，她可不想步其後塵。於是，阮玲玉能忍則忍，對張達民的所作所為不聞不問，任由他吃軟飯吃得心曠神怡，做無賴做得肆無忌憚。
1931年春天，出道五年的阮玲玉已是「聯華」的台柱子，其名頭與「明星」影后胡蝶並駕齊驅，片酬也提高到當時的一流水準。她有心過一種更獨立更自主的生活，就從張達民名下的祖屋搬出去，住到上海法租界的華格臬路大勝胡同。眼看羽翼豐盈的天鵝要飛走，張達民心裏可不是滋味，他仍一如既往厚着臉皮找阮玲玉要錢，若不能得逞，他就尋到攝影棚里大吵大鬧，讓阮玲玉下不來台。
張達民撲錢的花招很多，強行索取不奏效，他就找些帶刺的題材去要挾阮玲玉，比如說，他將報紙上刊登的「電影明星胡蝶訴未婚夫林雪懷無故解約案今日開庭，千餘旁聽者擠破法院門廳」的新聞第一時間快遞給阮玲玉。不用說，這是借力打力，他有意讓她思忖思忖，掂量掂量。阮玲玉細讀這篇報道，方知胡蝶在法庭上經歷了種種難堪，法官和林雪懷的律師提出了一大堆涉及個人私隱的問題，等於撕下內衣給人瞧，胡蝶不得不—一作答，法庭內的旁聽者樂得偷窺大明星的私隱，簡直比看電影還要開心，還要過癮，時不時地發一陣笑，起幾下哄，逗惹得黑袍法官用法棰猛敲案桌，大呼肅靜。阮玲玉設身處地想，換了她，窘都會窘死，羞都會羞死，哪能由着法官和對方的律師那樣折騰與擺佈?張達民在一旁察言觀色，又火上澆油地說：
「胡蝶的情變風波已原原本本上了報紙，那才叫絕呢，不過，你十六歲就跟我上床的故事完全可以與它比個高下。要不要我將詳細經過講給那些黃色小報的記者聽聽?我肯定，你的這段情史准能賣個辣價錢。」
張達民此言一出，阮玲玉頓時花容失色。
阮玲玉深知，一個無行小人若見利忘義，絕對是什麼醜事、壞事都做得出來的，她立刻制止張達民：
「你千萬別胡鬧，這樣做會毀了我的前途。」
「我也不想翻舊賬，可是一個銅板就能憋死英雄好漢……」
說到底，張達民除了要錢還是要錢，這回，他的威脅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阮玲玉答應滿足他的要求，並且設法為他謀得一份體面的差事。她天真地認為，這傢伙有薪水可拿，不會再像一條飢餓的癩皮狗老來糾纏了。沒多久，「聯華」的董事長羅明信不看僧面看佛面，聘用張達民為光華戲院的經理，月薪一百二十元。在當年，這份收入並不低，聯華公司一般演職員的薪水每個月才不過四十元。
張達民當上經理後，阮玲玉總算耳根清靜了一段時間。她暗自慶幸，胡蝶的悲劇總算沒有在自己身上重演。她特意登門探望過胡蝶，談起那樁纏人而又惱人的訴訟，胡蝶悔不該與林雪懷對簿公堂。胡蝶的性格比阮玲玉要剛強許多，但她一講起法庭上受到法官與律師盤詰的尷尬情形，仍然心有餘悸;講起那些小報記者可恥可憎的醜行，更是咬牙切齒。
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阮玲玉為躲避戰火，前往香港拍片。待戰事平息，她想返回上海，張達民卻樂不思滬，他明知長假不歸的話，光華戲院經理的位置必定不保，但他另打如意算盤，想利用何東爵士認阮玲玉為乾女兒這層關係，在香港謀一份美差。這當然不難，何東爵士一句話，張達民就到太古輪船公司的瑞安輪上當了買辦。張達民豈是有忍性的人?他難奈寂寞，要去澳門大賭場找樂子，斗膽挪用公司的大筆現款，跑到葡京狂賭三日，輸了個兩手空空，眼看無法交待，趕緊溜回上海。他在家裏沾明星老婆的福，不必自己到外面辛苦打拼，日子仍然過得逍遙滋潤。
此時，阮玲玉極端厭煩和痛恨張達民這條死死糾纏的臭蟒，她偶然從報紙上看到十九路軍在福建駐紮的消息，猛然記起她的廣東同鄉、財政處長范其務。阮玲玉心想：倒不如把張達民託付給他，一者遠離上海，二者置身異鄉，或許能使他老實規矩。阮玲玉的一封信為張達民謀得福清縣稅務所長的肥缺，能與銀錢整日打交道，雖說路途遙遠，他倒是樂意「屈就」。
1933年4月9日，因公出差的張達民突然現身滬上，自然要回家探看虛實。這一探看不打緊，只見人去樓空，擺明了，阮玲玉已另擇高枝。當他怒氣沖沖尋到阮玲玉的新家，要討個說法，看到客廳里端坐的竟是巍然如山、儼然如神的茶界闊佬唐季珊，他畏縮了。與此人硬碰硬?他張達民沒這個膽量，也沒這個實力。他痛心疾首的是一座金礦、一棵搖錢樹被人挖走了。怎麼着，借黃色小報將阮玲玉弄臭?這種報復手段固然能出一口惡氣，卻會徹底斷絕財源。他心亂如麻，好不容易理清頭緒，決定向阮玲玉索要賠償，那個數目夠大，絕不會見笑於人。阮玲玉呢，只要能與張達民解除同居關係，她願意給予對方一定的經濟補貼，其後所簽《阮玲玉張達民脫離同居關係約據》中第二款即明確規定：「每月至多一百元為限，以二年為期」。
張達民得了補償，暫且偃旗息鼓，鳴金收兵，唐季珊卻舊病復發，開始移情別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