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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里包不住火 仲維光許良英先生信中的王丹

—往昔我曾談到王丹——仲維光許良英先生通信中的王丹

所有一時一事,不要說在歷史中,只在剛剛過後十幾年看,就能夠讓人看到中國話所說的「紙里包不住火」。所以我覺得公開我與許良英先生信中的討論及看法,讓這些可能的思想和認識之火公開燃燒,或許能夠照亮更多需要說明的地方。王丹的不足,我覺得可能是先天的。他缺乏一種聰穎和敏銳,正為此他可以和王軍濤等人在一起,而不覺得痛苦。很久以來我就感到,對很多人來說,成為什麼樣的人,有很多先天的因素,後天造就起來很困難。人只能影響他能夠影響的人,也就是和他類似的人。

筆者按:

1.二零一三年初,王丹泣告許良英先生辭世的時候,我已經被許良英先生革除師門將近十年。我在悼文等一些文字中曾經提到,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關係,在精神和思想上的互動應該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活動史某一側面的一個寫照。幸好我們兩人都有保留信件的習慣,所以我的這個看法,這一段歷史幾乎用不着在用我這個還活着的後代再說什麼,一切都可以用歷史上的文字來表述。

我和許先生們之間的通信留下來的大約有幾十萬字,其中有一些是涉及王丹的。我是八八年出國後,九四年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通過許先生認識王丹。從此開始了與王丹的一些往來。九九年夏季,王丹到美國後在許先生的建議下,秘密到我這裏來了八天。我帶着他在德國和荷蘭週遊了一些地方,去了龍應台家,也到在荷蘭萊頓的詩人多多家住了一天,其後還到埃因霍溫看了世界乒乓球比賽。

他返回美國我再次見到他則是五年後。陳水扁當選總統,台灣駐德代表換成了謝志偉,王丹對我說,謝志偉沒當代表前,在台灣就許諾與他,當了代表後邀請他到德國來。所以謝志偉上任就兌現了諾言,在代表處的邀請安排下王丹到德國來走了一圈。

王丹那次到德國,我見到他就已經不過是寒暄而已。我想原因雙方都很明白。其一,那時候許良英先生因為我對李慎之思想的批評性看法已經和我決裂。王丹不再需要因為許先生的關係而聯繫我。其二,零三年,許良英先生把給我的批評信突然在《民主中國》發表,由於許先生並不認識《民主中國》的編輯,我也不認為他會主動想到那裏去發表這封信,所以我推測,一定是有人從中設計。為此我也就對圍繞在許良英先生周圍且與《民主中國》有聯繫的人一概敬而遠之,不希望陷人於不義,即讓人家因為敷衍我而說謊。而又由於許良英先生已經拒絕和我通信,所以對於這次見面的感受就不再有通信記載了。

2.記得九九年王丹到我這裏來之後,詩人多多來我家的時候問我印象如何,我說還平和吧。為此他對我說,「他狂得也夠可以了。不知你注意到沒有,我對他說,小伙子前程遠大,他說,我有什麼前途,二十歲就全世界出名,還有什麼前途。」這句話當時我還真的沒注意到,或者說就是聽到也沒往心裏去。經多多這麼一說,我才想到,這代人對自己的評價,他們對中國社會可能的作用,我可能真的需要重新理解。這也就是說,他們佔據了很大一部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關心的版面,以及很大一部分國際社會對於中國民眾反抗專制、爭取民主,以及更深層文化交流的資源,為此他們的角色就都已經不再只是尚且年幼無知的青年學生,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消耗着國際社會的資源,其正面和負面作用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牽動了中國社會。從那時,我感到,我和許良英先生通信中對王丹的評價和看法不只是私人問題了。八九六四事件後,很多人平安逃到了海外,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從來沒有用自己的雙手創造過價值,卻能夠輕易拿到各種名目的資助。而誰拿了納稅人以及基金會的資助,誰就對他所花的錢,所做的事及社會負有責任和義務,就必須接受監督和審查。這也是我會現在想起提前發表這些曾經有過的文字的原因之一。

其實,我和許良英先生通信中有關王丹的部分早就超出了我們兩個人。我的信,許良英先生都給王丹父母、王丹,甚至更多的人看過。我的這些看法在一些人中已經不是秘密。我因為從事思想研究,向來對於這些人事問題不去費心,所以許先生給他們看了我也從無異議。現在想來,王丹大約早就對我很有芥蒂。讀過這些信後,我想讀者也一定會有同感。為此,再進一步回想我和許良英先生之間交往的很多事情的演變,例如許先生突然把和我的分歧公開到網路上,他的文集的出版的過程等等……這歷史也就真的突然很有意思,且撲朔迷離起來……。

3.然而,直接促使我現在把我和許良英先生通信中談到的王丹部分公開的原因卻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事情,王丹在很多事情上的做法和言論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和討論。這場討論的起因是王丹的一些具體做法是否適當,但是接着居然來了一個群體的公開聲明,把一場具體的討論變成朋黨對峙、黨同伐異的宗派鬥爭。為此,我必須要說的是,對王丹做事如何,人品如何的評價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但是變為「朋黨」問題卻肯定可以說是一種惡變。這種做法根本就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掮客的做法,而知識分子關心的卻是問題,圍繞具體問題,具體事情,得到具體的教益。

事實上,我和許先生的通信中涉及到王丹的部分也是圍繞問題及如何做人,如何做知識分子。在「知識界」「搞政治」是典型的共產黨做法。一百年來這種黨文化徹底地毀滅了中國的知識界。在我們努力重建知識傳統的時候,這一次關於王丹的討論讓我們看到,我們究竟還是沒有自覺看到這個尚黑的現代朋黨文化,自覺地遠離並且抵制這種惡劣做法。正為此,我覺得有必要把「往昔我曾談到王丹」公開,把這個二十年前就開啟的討論和交流交給知識界和大家。

在重新查看了我和許良英先生的這部分通信的時候,我也再次感到:人在做,天在看,所有一時一事,不要說在歷史中,只在剛剛過後十幾年看,就能夠讓人看到中國話所說的「紙里包不住火」。所以我覺得公開我與許良英先生信中的討論及看法,讓這些可能的思想和認識之火公開燃燒,或許能夠照亮更多需要說明的地方。

物理學家波爾非常喜歡一句話,「在人生的舞台我們每個人既是演員,又是觀眾」。我們每天都留下行為和文字,在這個大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不容易,因為四面八方,東西南北都有人在觀看、探究,乃至記載。這大約也是中國古語所說,大位不以智取,大智若愚的原因。凡是小智小慧,小手段,不僅在這個舞台上顯得很可笑,而且一定會被看穿。

2014-12-29

「往昔我曾談到王丹」通信選

許良英1993.02.25致仲維光

你2.10信和所附材料,使我清楚地了解那次民陣、民聯合併大會鬧劇的實情,你的分析和評論很有道理。我已把這封信給好幾位朋友看,現已讓王丹拿去,讓他了解這三年多來外面世界的現實。

王丹是2月18日下午5點出獄的,20日下午即來看我,談了3小時。他精神狀態不錯,在獄中讀了很多書,等於上了一次大學。他原是北大歷史系一年級學生。1988年秋天第一次找我時,就說自己想寫1957年反右運動歷史。現在他準備花幾年時間寫他自己這些年所經歷的歷史。他說他被捕後交代(這件事3年前我就知道):他受三個人影響最大,這三人是方勵之、我、李淑嫻。獄方認為我們三人是「黑手」,指使他的。他回答:如果他真的都聽了我們的話,他不會入獄,因為我們是反對絕食和過激行動的。而我在1989年3月就規勸他,要好好讀書,不要做政治行動家。

仲維光1993.03.30致許良英

王丹在這期間住了四年監獄,應該說是他的運氣,否則出來,和柴玲等人會一樣把自己搞臭。王丹如果能認真沉下心,讀書,思索;最重要的是有幾個像樣的朋友,另外要一步一步地作,不要想一口吃成胖子。我現在相信,命運是公平的,你得到的太快,就一定會在另一方面補償回來。現在王丹實際上已經名過於實了,一定要補充自己,穩定下來。我們的事業需要一些紮實的人,需要一些真正的人。王丹現在有很好的基礎,希望能保持自己。

許良英1993.04.26致仲維光

你兩次信中對王丹的意見都很中肯,我都給他看了。他看來還是相當輕浮,讀書不求甚解,有虛榮心。我對他象對待自己學生一樣嚴格要求他,但社會上對他相反的影響力是很大的,而且無時無地不在起作用,最後決擇當然還需要靠他自己。我一定要盡我的責任引導他堅持走健康的道路。

仲維光1993.05.16致許良英

關於王丹,雖然他現在說受到最大影響的人中間有您,但是如果他想搞政治,並不完全想走獨立知識分子之路,很快他就會發現您這樣的人對他來說是一個負擔。您這樣的情況也存在您周圍的年輕人身上,如果他們想出名,想謀利,他們就必須和那些所謂「知識人」混,這就是陳嘉映對我說的話的意思。

仲維光1993.07.19致許良英

鄭義這次來,我們談到了一些關於八九年的事情。其中有一點使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原來以為在封閉環境下成長的一代代知識分子到我們這一點已經走到了極點,從八十年代開始有了轉機,這是我對王丹這一代人曾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原因,我認為他們是新的一代……但是同時,我也在另外的文章中寫到,金觀濤及《走向未來叢書》把最壞的學風發揮的淋漓盡至,這種東西在八十年代是比比皆是,王丹等一代人正是在這些東西的影響下成長的。以前,我總是把他們從共產黨社會的連續中分出去,這次鄭義來,我聽他講了一些廣場上的情況後,問他,你覺得這一代人比我們那一代人怎麼樣,例如蒯大富等人,鄭義明確地說說,他們不如我們那一代人,這一代人非常自私,有一點權力就開始爭鬥不休。其思想也很淺。

許良英1994.01.11致仲維光

不過王丹仍有點浮,靜不下心來。

仲維光1994.05.24致許良英

王丹這一代人身上封閉社會的特點比我們還顯著,因為他們是受《走向未來》這樣的知識影響成長的,而我們是在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對上一代知識分子的攻擊及有限的爭論中長大的。我們比他們見的真東西還是多一些。

仲維光1994.06.14致許良英

王丹的那篇總結八九民運的文章,我粗看了一遍,感到仍然沒有任何進步,是一篇典型的共產黨文化的產物。整個總結從語言到看問題、分析問題的角度都是過去總結群眾運動的政治語言,因此沒有任何新意。陳小雅提出的陳子明問題,說穿了其實也是共產黨文化問題,共產黨在過去搞的學生運動,以及和他們對待每一次政治活動的態度都是如此。學生運動是手段,而他們自己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高的。這和人權是最高原則的民主運動是完全不同的。……陳子明和王軍濤……不過如陳一諮所說,他們沒有能夠進入體改委的圈子,如包遵信先生所說,他們雖然沒有在船上,但是積極為船上的出謀劃策,時刻渴望上船。陳小雅書中所揭示的五月下旬他們的活動,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見過王丹後就一直在想,他和我們在那個歲數時相比如何。由於看書多少和範圍環境的局限,他可以思想不深刻,但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卻絕不能缺乏批評精神。

許良英1995.03.27致仲維光

你和學文的文集(筆者註:《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分子》),王丹借去讀了。他非常讚賞,並複印了一份。

許良英1996.10.25致仲維光

王丹母親今天下午得到法院通知,王丹案將於30日上午開庭。他是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被起訴的。這個罪名十分荒唐,完全是捕風捉影和莫須有。待判決後,我將寫文章為王丹辯護。半年多前我已把這個決定告訴科學院黨委。這個月樓門口一直有警察守着,經常有6—8人。

許良英1998.05.16致仲維光

王丹到美國後給我來過五、六次電話。我建議他立即爭取上學,仍念歷史系,着重學習西方民主的歷史,特別是英、美的歷史。現已有幾個大學要他去,他傾向於哈佛,要我和方勵之寫推薦信。我已寫了。我們看了他的記者招待會一個半小時的錄像(是他父母拿來放的)。他的真誠、謙虛和自我反思精神,與那些自封的「民運領袖」形成鮮明的對照。但他還需要培養獨立批判精神,擺脫王軍濤等人的影響。

仲維光1998.07.07致許良英

關於王丹,我和您的看法不完全一樣。九四年回北京曾經和他見過幾面,我曾經把他和我們在那個歲數時的情況對比過。他整個的思想狀況遠不如我們那個年齡時的衝動和追求。而實際上他的時代要比我們那個時代的情況好得多,能見的和看得及接觸的都遠遠好於我們那個時代,但是他的思想狀況,敏感程度都不行。我無法和他深入談論。他那個年齡的人,我認識很多人,事實上就是那次回去,我曾經和研究生院的幾個學生交談過,我起碼覺得有興趣和意願和那幾個學生交談。而王丹,從知識和思想上,不給我興趣和欲望和他深入談下去,雖然,我是企圖想多談一些的。當然從政治上,我覺得他做了我們大家都應該做的事情,承擔了苦難,卻那麼年青,應該也必須愛護他。但是,說實話我不知道他是否是XXX那種類型的人。至少他在八九年時,出來後和王軍濤等人非常相好,相投,是有原因的。朋友告訴我,他出來後有很多時間住在王軍濤那裏,有人勸他說,許先生不是對你說過,不要和王軍濤多來往。他說,那是在國內,現在不是許先生不在了嗎。他曾經多次說,他希望做個知識分子,希望能做北大校長,在採訪中說,聽說王軍濤也想做北大校長,那就王軍濤做完了,他做他的後任。然而卻恰恰在知識上,我認為他缺乏做知識分子的追求和敏感,缺乏對知識的思索能力。在這方面他甚至沒有陳恆六的聰明。

王軍濤由於去年江澤民到美國訪問時的表現,而在民運中聲譽大迭……王軍濤此後則為了改變自己形象,到處積極活動,這次王丹出來給了他一根救命稻草,他到處拉着王丹。而王丹似乎也很樂意和他在一起。在美國,對王丹有些影響再就是方勵之、李淑嫻了,但是,這恐怕就是方勵之夫婦和您的區別,他們不會象您那樣去影響王丹。這種區別是很帶本質性的。(關於方先生和北島對話的具體細節,我沒有具體問陳軍。因為,我覺得已經認識到了方先生的特點,沒有什麼好多說的,在道德和知識的追求上,他不是薩哈羅夫和哈維爾一類人。他和北島一樣其實都是封閉社會的獲利者,很知道如何利用那個社會的政治條件。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換來的利益並不少於所作的事情。)對王軍濤我從來不認為他是自己人。

許良英1998.08.04致仲維光

你說的王丹那些缺點,確實存在。他雖然興趣廣泛,坐牢4年讀了上千本書,但我一再指出,他讀書不求甚解,許多基本概念沒有搞清楚,缺乏判斷力,思想顯得混亂。他中學時害怕數學,沒有受過嚴格的邏輯和理論訓練,偏重靈感,而缺乏真正的求知慾。這大概是你所說的,他不及陳恆六聰明。……王丹比較虛心,且有反思精神。他在紐約的記者會上說自己在89運動會得7分是錯誤的,如果知道會死人,他是不會發動這次運動的,而且他聲明不接受任何給他個人的捐款。……成鋼回國前幾天,在Boston……請王丹、Nancy吃過一餐飯,王丹給成鋼的印象也不好,覺得他為浮名所累,顯得無知,也難以專心學習。Nancy說王丹只聽兩個人的話,一個人是他母親,一個是我,因此囑咐成鋼把這情況告訴我。前幾天王丹母親來(她將於5天後去Boston看望王丹),我和成鋼都着重地講了這個問題:他應該認識到,他的「出名」,對他做學生是壞事,他必須擺脫外界干擾,努力認真讀書,否則,必將蹈胡平、烏爾開希的覆轍。

仲維光1999.04.06致許良英

王丹收到您的信後,和我聯繫過。他想到歐洲來旅遊一次。如果他能來,並且願意深談,我到是準備抽出時間來,幫他安排。只是,我還是吃不准他到底是哪一種人。他現在說,是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但是,說實話,作知識分子比作民運人士要難。知識分子,「批評是職業」(一本有關知識分子書的題目),第一要敢於批評,得罪人,第二,是有那種批評的敏感,能提出問題,認識問題。其三則是耐得貧窮,耐得寂寞。

仲維光1999.05.25致許良英

王丹後來又有過聯繫,他說,可能八月來德國。三月和他聯繫時,他說六月,我已經委託馬漢茂給他發了邀請。他本來說,六月底來。變化我是已經想到的。對此我並不認真。我只是希望他要做知識分子,並不是他的一個標籤。但是,我確實是對此很懷疑。因為,第一他無法擺脫在他周圍已經形成的社會旋渦。第二他有否真正的研究能力和敏感,因為,沒有這些他就無法體會作知識分子的愉快,只會在這個領域中受罪,那麼他也就不會呆在這個領域。到現在為止,這些學生領袖,除了搞運動外,沒有一個人在知識領域有較好的發展。

仲維光1999.07.27致許良英

王丹將在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七日間來我這裏玩,我想也許會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聊聊,他到底是如何打算。我從報上看到過他幾次講演,看到他的讀書經歷,我覺得他讀書的起點太低。讀書要讀大「家」的書,而不能從二流三流書籍讀起,中國人的話說「效法其上,僅得其中」是有道理的。但是,人的不自滿、眼高,也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來稿首發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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