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本來就是以不講法、不守法、不要法而聞名於世的。
習任內不必再期待「依法治國」
四中全會之前，人們曾抱有一絲幻想，以為這次會議或許有戲。因為中共吊足了人們的胃口，早就預告了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此議題與反腐敗一樣，都是老生常談的題目，口號已經喊了三十幾年，一直言而無信、行而無果。人們指望習近平當局對待「依法治國」也像對待反腐敗一樣，鄭重其事，有所突破，來一點「真格的」，搞一點大動作。且本次四中全會的會期比往屆延後，似乎表明會議準備工作十分繁重，甚至暗示了全會將觸及政治敏感區域，因而會前有些事情很難搞定，未必能夠順利「統一思想」——而按常理，只有尚未「統一思想」的中央會議才有可能產生或大或小的「理論突破」，若「理論突破」之外兼有新人、新政、新路線問世，那就大喜過望，可以燒高香了。
然而，人們的希望落空了，十八屆四中全會簡直讓人倒足了胃口：從形式到內容一如舊例，翻來覆去全是些空話、假話、昏話、車軲轆話，還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那一套，還是黨管政治、黨管軍隊、黨管武裝、黨管媒體、黨管文藝、黨管幹部、黨管人才、黨管政法、黨管統戰……權力還是抓得那麼緊，一個口子也沒有鬆動，依法不依法，治國不治國，也就沒什麼意思了。幾百號權貴政要濟濟一堂，想像力、創造力貧乏得可憐，炒了幾天理論剩飯，連個新詞兒都沒有發明出來。現在，我們可以死心了，習近平任期之內，不必再期待什麼「依法治國」了。共產黨在它最應該推陳、最容易出新的議題上幾乎交了白卷，而且還是以中央全會的方式，一本正經、大張旗鼓地交出了這張白卷，也許共產黨真的是已經頑固、衰朽到不值得再對它抱有期待的地步了。
法家專制主義：有治法，無法治
共產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依法治國的「基因」（此處基因一說，乃「照搬」習近平「霸權基因」、「紅色基因」說）。從前蘇聯、前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到碩果僅存的中、朝、越、古四個共產黨國家，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有過依法治國的成功先例。共產黨本來就是以不講法、不守法、不要法而聞名於世的。掌權之前，共產黨搞暴力革命，自然要犯法；掌權之後還要「專政」、要「繼續革命」，同樣要把法律踩在腳下。列寧給「專政」所下定義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絕對不受任何法律或規章約束」，「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他所說的「任何法律」既包括剝削階級制定的舊法律，也包括共產黨掌權之後親自製定的新法律，法律不過是一張紙，如果礙手礙腳，於己不利，隨時隨地可以拋棄。斯大林、毛澤東、齊奧塞斯庫、波爾布特、金日成（及其子孫）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領袖」得了列寧真傳，也都是無法無天，一向把憲法和法律當兒戲的。
從毛澤東式的公然無法無天，到江胡習式的假惺惺依法治國，這是極權主義退化到後極權體制的政治變化之一，或多或少也算得上是一項進步。但這樣的進步與現代法治主義毫不相干，充其量只是中國古代法家專制主義的現代變種。古代法家也主張依法治國，《管子》說「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韓非子》說「明主之國」、「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但法家的法是君主意志的體現，是不講人權、扼制自由的帝王專制之法。韓非子說，「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在法家「依法治國」之下，國家可以依法賞罰臣民，包括鉗制言論——如秦皇之法「偶語詩書者棄市」，戕害社群——如「什伍連坐」之法，也可以法隨君意，朝令夕改，但反過來，臣民絕對不可以依法監督、批評政府和君主，也就是說，法家的法是單向度的，只治民，不治君。
中國古代法家所謂依法治國與近代西方的法治精神不僅大相逕庭，有時甚至背道而馳，因為西方人講法治，不止是將法律作為統治者治國理政的實用工具，而是將法律本身作為政治信仰，奉為至上的主宰。這和西方人關於上帝立法、使徒傳法的早期宗教觀念有關，無論是普通法意義上的傳來之法，還是成文法意義上的製成之法，都被視之為或多或少體現了神的意旨，因此，法律不屬於君主，雖為君主所制，但一旦成法，則獨立於君主，超然於君主，也高於君主。對於法律超然性、神聖性、至上性的肯定，是西方法治精神的淵源，但這正是中國政治傳統里所完全沒有的東西。在中國傳統里，倒是道德、禮樂具有某種超然性、神聖性，因為人們認為道德出自天意，聖人制禮作樂。
讀罷中共四中全會決定，我們可以確信，中共根本不懂法治，更不相信法治。他們所標榜的「依法治國」絕非法律的統治，而只是共產黨拿法律作工具——有時候其實只是拿法律作招牌、作幌子，來對人民實行專制統治。在此意義上，共產黨法律立得再多，「依法治國」口號喊得再響，也都是法家專制主義而非法治主義：有治法，無法治，如網民所調侃的那樣，共產黨的「法治」，就是變着法來治你。
司法集權：習式集權時代完成式
說四中全會一無建樹，也不公平，正如官方媒體所吹噓的那樣，「司法改革有乾貨」（言外之意，「依憲治國」、「依法行政」方面大概只有「稀貨」了）。司法系統的權威有望提升，「司法獨立」的程度也有望提高：領導幹部干預司法要記錄、通報和追究（這恐怕難以落實），試點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改革，最高法院將效仿西方國家設立巡迴法庭，法院、檢察院的設置打破現行行政區劃的界限，等等。但是，黨委政法委的建制並沒有取消，其干預司法的功能也沒有廢除，黨對法院、檢察院的政治、組織、人事領導權沒有削弱，反而有可能加強，如此一來，上面那些司法改革的「乾貨」究竟能否發揮作用，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也就不好說了。
不難發現，四中全會所追求的「司法獨立」並不是司法機關對於立法、行政機關的獨立，更非司法機關對於「黨的領導」的獨立，不過是司法機關對於地方政府的獨立而已。習近平的司法改革目標一目了然，就是司法權上移，把原來基本上被地方政府所把持的司法權逐漸轉移到中央手上。經歷了鄧小平時代的「放權、搞活」之後，江澤民切斷了軍地、軍商勾結的常規管道，完成了軍事中央集權；朱鎔基完成了央企集權、金融集權和財政集權；近兩年裏，習近平和王岐山又完成了紀委集權，紀委已經從「塊塊」剝離，變成了「條條」，基本上被改建成了一個標準的垂直系統。若再順利完成司法系統的中央集權，地方司法保護主義將被釜底抽薪，地方政府將再度失去與中央對壘的另一個關鍵據點，「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或會大幅改觀，央地博弈的格局或會煥然一新，那麼，此次司法改革的完成便可視作習近平集權時代的完成式。
二○一四年十一月四日
《動向》2014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