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1979年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個堅持」後來作為中共的「立國之本」寫入黨章。鮮為人知的是，鄧小平的「四個堅持」其實來自林彪的「四個念念不忘」。胡績偉在《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一書中披露，1966年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發表後第三天，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提出：「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塗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會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國家制度要改變，政權要變顏色。」以下為《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第二章「四個堅持和四根棍子」全文。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理論務虛會第二階段大會上代表中央作的報告中提出來的。他說：「中央認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大家知道，這四項基本原則並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粉碎『四人幫』以至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實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一直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
聽了這個報告以後，當時有一些同志認為之所以要強調「四個堅持」，就是要用這作為「四根棍子」來打擊「真理標準」的同志，是想要阻擋十一屆三中全會所開創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進而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以反右為主的方針。十年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同志的預見是正確的。老實說，我當時的思想還是比較保守的，只在具體的提法上有一些意見，特別是我只認為應該在如何堅持方面多作研究，以便同林彪、江青反黨集團所堅持的假社會主義劃清界限。誰知就是這樣，也被視為異端。
「四個堅持」是「四個念念不忘」的翻版
其實，「四個堅持」是從「四個念念不忘」搖身一變而來的。「四個念念不忘」是林彪提出來的。在一九六六年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以後的第三天，林彪發表了殺氣騰騰的《五一八講話》，「四個念念不忘」就是在這個講話里提出來的。林在這個講話中，一方面從揭發所謂「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開始，大講國際上和我國歷史上的「反動政變」，大講反對所謂資產階級復辟，因而提出「念念不忘政權」，說什麼「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提出「這裏最大的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迭打』」；還提出社會上的反動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
另一方面，林彪在這個講話中，又大肆宣揚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說：「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還說：「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林彪進而提出：「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當時林彪就提出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打掉一批中國的納吉」、「一批中國的赫魯曉夫」。林彪在兩手並用的情況下，提出了殺氣騰騰的「四個念念不忘」，他說：「我們一定要嚴重注意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要問題，不要忘掉這個問題，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然的話，就是糊塗蟲。不要在千頭萬緒、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喪失警惕；否則，一個晚上他們就會殺人，很多人頭要落地，國家制度要改變，政權要變顏色。」
重讀林彪的這篇講話，是很令人深思的。鄧小平同志深受「文革」之苦，他對林彪強調「四個念念不忘」的歷史不可能不熟悉。有的好心的同志認為，「四個堅持」是起草講稿的同志提出來的，小平同志沒有注意，是上了當！當然不能這樣說，英明的小平同志對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不可能馬馬虎虎，不可能不注重、不深思，不可能像一般大官僚主義者那樣只是照念稿子。
關鍵是在反對「兩個凡是」以後，的確又冒出了新的「凡是」的苗頭。
領袖的「凡是」，就是領袖的話「句句是真理」；就像「皇帝」的「凡是」，就是皇帝的「金口玉言」。總之，都是要全民奉若神明，上上下下都聽話、都遵從，都堅決照辦、都堅決貫徹，違者必究、從嚴治罪。這是維持統治的法寶；對封建主義來說是這樣，對我們歷屆革命的領袖來說也是這樣。
堅持毛澤東思想是四個堅持的核心
「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毛澤東思想」。因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而「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都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所以「四個堅持」實際上是「一個堅持」，就是「堅持毛澤東思想」。
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是「文革」結束後頭等重大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十年運動的整個過程都是毛澤東思想活靈活現的大試驗、大貫徹，結束這一史無前例的大浩劫大悲劇之後，全國幹部和全國人民都不可能不想到毛澤東的責任。
把責任推給林彪、江青，推給「四人幫」。當時的最高領導是這樣想的，指導思想和輿論導向也是這樣做的。但是，無論是批判林彪、江青反黨集團、和揭批「四人幫」的罪行，也無論是撥亂反正、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都不能不牽涉到毛澤東極左路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他的一系列極左的理論觀點，也就不能不牽涉到毛澤東思想的嚴重錯誤部分。
這同很多已當權的和未當權的權威人物多年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老傳統大相逕庭。因而就暴發了「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一場大論爭。
在這些「高舉」的權威人物中，顯然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已經當權的，他們「高舉」，就是用毛的「兩個凡是」來壓制尚未當權的權威人物，以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而另一類就是那些未當權的，為了使自己從毛的極左路線下解放出來，就不能不反對「兩個凡是」。但是，一旦自己當權以後，仍然感到毛澤東思想這杆大旗放不得，一是因為自己多年來就是在這種思想培育下成長起來的，二是自己無其他權威理論來維持自己的權威地位，因而不能不繼續仰仗這杆大旗來作虎皮。
在反對「兩個凡是」的人物中也顯然有兩類。這兩類人雖然都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可是一類人僅僅是用這來反對阻礙自己當權的「兩個凡是」，因為這句話也是毛澤東的話，他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另一類人也打着這一紅旗，用這一理論觀點作為反對「兩個凡是」的武器，但到此並不止步，他們不只反對「兩個凡是」，而且反對毛澤東思想中一切錯誤的觀點和相應的一系列的方針政策。
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新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
提出「四個堅持」的政治背景
粉碎「四人幫」以後，毛澤東多年來苦心經營的專制獨裁統治被衝破了，首先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出現了一個極為難能可貴的思想解放時期。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最大貢獻，就是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新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運動使我們從教條主義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順利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三中全回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應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拋棄幾十年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基本綱領。三中全會第一個發展農村經濟的決定，動搖了毛澤東極左路線在農村的基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設制度，促進了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從而扭轉了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危局。
在這個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最大的功勞，就是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開始打破了毛澤東極左路線的禁梏，是我國反對極左路線的最偉大的勝利。
這對新解放出來的鄧小平來說，的確是很大的喜悅。同時，也使他產生了憂慮。因為他賴以起家的毛澤東的政治權威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權威，更加被證明是錯誤的和失敗的。特別是在三中全會後的理論務虛會上，思想解放後的各種理論觀點，不僅分析了毛澤東思想的大錯特錯，而且有一些先進人物還分析批判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很多錯誤觀點，這對正要樹立新的「凡是」的鄧小平來說，都是很大的威脅。
這才是小平同志在務虛會上提出以「堅持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清算林彪的極左錯誤，一方面又搞一個「四個念念不忘」的翻版；一方面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要批判毛澤東思想中最主要的錯誤，一方面又不加分析地籠統提出「堅持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就是要堅持毛澤東一系列左的錯誤。這當然是十分矛盾的決策。因而明眼人一看就認為「四個堅持」是「四個念念不忘」的翻版，是「四根棍子」。老實說，當時我的思想還比較遲鈍，沒有認識到這個翻版就是「四根棍子」。
我對四個堅持的幾點補充意見
當時，當局的領導意圖是把思想解放運動局限在「堅持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四個堅持」的範圍內，堅持在二十幾年來的「巨大成績」和維護一黨專政的體制「基本正確」的範圍內。以後我才懂得，當時把批判「四人幫」和反對「兩個凡是」統稱為「撥亂反正」，就是要返回到過去的「正確道路」，因為幾十年的歷史是「基本正確」的。而我的思想還沒有完全突破這種「撥亂反正」的老圈子。
當時我認為，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當然應該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但是在長期的左傾路線和林彪、「四人幫」的嚴重破壞以後，重新提出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不根據二十幾年來的新情況提出如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新問題，如究竟是堅持真社會主義還是假社會主義等新問題，如果對這些新問題不加闡述，就很容易堅持錯誤的原則，很容易同林彪、「四人幫」的所謂「堅持」劃不清界限而混淆起來。當時，我和一些同志在擁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條件下，提出一些補充、修改和澄清理論是非的意見。這在理論上是值得考慮的，在組織上也是合乎黨內民主原則的，可惜這些意見卻被少數權威人物扣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帽子，一口咬定是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後甚至上綱為在政治上同中央不保持一致，是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正道、走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邪路，同黨「分道揚鏢」了。
當時其他同志提出好多意見，我不去轉述，只把我的意見，簡要地複述如下：一、我認為在宣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時，應該講總結十年內亂的慘痛教訓，分清真社會主義和假社會主義；二、應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改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三、在宣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時，應注意講改善黨的領導，如果不改善多年來那一套錯誤的領導，就不可能真正堅持黨的領導；四、主張分清毛澤東前期和他後期的錯誤思想。
這四點意見，哪點是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呢？怎能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自由化思想呢？
這種對待原則分歧意見的惡劣態度，的確是思想專制主義的重新抬頭，就是我前面說的「新凡是」的真實面目。由於在「真理標準」討論以後，他們已經很難拿出什麼有說明力的理論來樹立自己的「凡是」權威，因而，他們打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旗號的目的，一是標榜他們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四項原則」作為「四根棍子」來打擊那些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同志，認為這些人是對他們的「凡是」權威的最大威脅。以後，他們又一再強調什麼「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且自封為代表中央，誰同他們不一致就是同中央不一致。而且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來整肅異己和重用親信，都是為了樹立自己在黨內外的絕對權威。說穿了，無非是「句句是真理」、「一言堂」、「個人迷信」那一套專制獨裁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