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書是小說，又不是小說：在某種程度上，我是把它當作歷史來讀的，而且是比中國大陸現行的歷史教科書和某些歷史著作要真實得多的歷史。
因為本書真實地描述了中國當代歷史上的三大歷史事件：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9——1961年的大饑荒，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在歷史教科書和某些歷史著作中，或着意迴避(反右，大饑荒)，或輕描淡寫(文化大革命)：這都是歷史研究和歷史敘述、歷史教育的禁區，「強迫遺忘」是中共當局既定文化、學術、教育政策。
還因為本書描述了普通人在三大歷史事件中的個人命運，展現了他們的內心世界。而我曾經說過：「在我們的歷史視野里，只有歷史事件而無人，或者有歷史偉人(大人物)而無普通人(小人物)，有群體的政治，而無個人的心靈世界」(《六十劫語。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
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本書都顯示了它的特殊意義和價值。
你要真正了解中國的當代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嗎?請讀本書這樣的「野史」。
（二）
但我又無法將本書當作一本給我以歷史知識的教科書來讀，我是用心去讀的，或者說本書給我的是一種心靈的震撼。
我首先注意到，並心為之一動的，是本書作者的「身份」。在書中這樣介紹作者：「三歲時成了右派狗崽子，於是坎坎坷坷上完了小學，沒有讀完中學。文化大革命遣送十種人，大年三十與父母一起押送農村整整十年」。簡短的數十言的背後，是一部心酸的歷史。我立刻想起了：在剛剛參加的一次有關反右運動的討論會上，一位「小右派」的帶血的傾訴——
「1957年，我在媽媽肚子裏當上小右派。
「全國有一百五十萬個和我同命運的小右派。
「我們的父母受迫害，我們跟着倒霉。他們是冤枉的，是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但他們或多或少說了點什麼。而我們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也沒說，沒做，什麼人也沒得罪，卻受到和他們類似的身心迫害，那種凌辱和磨難留下終身的創傷。
「我們別無選擇地生，又別無選擇地變成小右派，僅僅因為作出選擇的父母。我們只能看着父母受難，和他們一起承擔苦難，忍受非人的折磨。我們用清純天真、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紛亂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會底層活着。
「我們這些小右派學會了不再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反右運動不僅讓一代知識分子成為後天的啞巴，也讓他們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啞巴。
「而我們這些小右派，又向誰去討公道，要賠償?誰來為我們平反?我們失去的童年、青少年、生命，誰能夠償還?誰能夠撫平我們心靈的創傷?」(巫一毛：《我們這些小右派》。作者寫有自傳《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英國藍燈書屋出有英文版，香港明報出版社出有中文版)
在這些無辜的孩子的追問面前，不僅罪惡的製造者，而且我們每一個人的良知，都受到了審判。我因為自己在此之前，在研究反右運動時竟然忽略了這些「小右派」所承受的歷史苦難，而感到羞愧，不安。
就本書的閱讀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提醒：要讀懂本書，就必須先讀懂(了解，理解，體會)「書外」的這一「小右派」的心靈史。
據我所知，本書的作者還沒有寫下個人的這段歷史，而是首先把注意力轉向父輩的歷史：他早在1985年就因自己的尕爺爺餓死在夾邊溝，而開始走訪活着出來的人，寫成報告文學和小說，在全國首次披露了夾邊溝勞教農場的血腥的歷史，打破了禁區，並頂着各種壓力，經過長達七年的努力，於2002年寫出了《風雪夾邊溝》這本嘔心瀝血之作，五年後又再作修訂出版。作者顯然懷有歷史的責任感：父輩被遮蔽的歷史，後代來書寫，父輩沒有說出、不允許說出的話，後代說出來;父輩的血不能白留，父輩的苦難要轉化為精神資源，父輩的精神傳統要一代代地傳下去。
這是歷史的命令，是父輩生命的囑託，更是自己內在生命的需要：可以看出，作者正是通過本書的寫作，而使自己擺脫了體制製造的先天「失腦」(不會獨立思考)和「失語」(不會說自己的話)的狀態，第一次「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用自己的嘴巴說真話」。——我正是為此而感到了震撼：「一代先天的啞巴說話了!」，這意義實在是非同小可的。
作者在本書的結尾特地寫到，小說的主人公楊鵬劫後餘生回到當年的墳地，「把熱身子貼在地上，好似感受到了地下難友們的血在我的心臟和血管里流動」。這其實也是作者的心聲：他通過本書的寫作，同樣感受到父輩的血在自己「心臟和血管里流動」：這實際上是完成了真正的精神的，生命的傳遞。這意義同樣是非同小可的，因為它宣佈了「強迫遺忘，割斷歷史」的體制意圖的無用和無效。
「誰能撫平我們心靈的創傷?」——「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
（三）
本書的描寫，最引人注目，最驚心動魄之處，自然是關於在大饑荒年代，在夾邊溝里，所發生的「人吃人」現象：作品中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參與其中，不僅「韓胖子」，連小說中的重要人物賴世俊，以至男女主人公楊鵬和雷燕，都有意無意地吃過人。而小說中的多才多藝的上海小伙子馬豐的臨終遺言，竟然是希望自己死了以後，難友們吃了他的肉，以便活下去，有一天能將自己的死訊告訴父母!
在人類社會，特別是原始社會的歷史中，都有因戰爭或災荒而「求生性吃人」的記錄。但中國的特點，一是這樣的「求生性吃人」事件特別多，一是還有「習得性吃人」，即「理論指導下的吃人」。有學者根據《清史稿》的記載，統計出清王朝有352次災荒，發生了19例人食人事件，都不是吃一個人，而是大規模的相互吃;這就是說，清朝統治的250年間，大約每十五年就發生一次人食人的事件。(參看《拒絕遺忘。說「食人」》)。而本書所描寫的人食人事件，卻發生在人民共和國剛十年之際，而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在廣西等地發生，這個事實是觸目驚心的。還要指出的是，文革中的廣西吃人，是在所謂「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革命旗號下發生的，是典型的有理論指導的「習得性」吃人;而本書所寫到的夾邊溝的吃人，其表現形態主要是「求生性吃人」,但其背後卻依然是有「理論指導」的，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革命的犧牲論與代價論」。本書寫到，夾邊溝農場場長劉宏因死人太多，且出現吃人現象而感到壓力，向地委書記商震匯報時，竟遭到了怒斥：「你這是右傾。國家暫時遇到了困難，你一個共產黨員不應該說這話，這是個立場問題。該死的娃娃球朝天，搞社會主義呢，死了一個人，尻子就鬆了嗎?」——在當政者眼裏，在「社會主義」的「最高目標」面前，人的個體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這樣的高論，越是理直氣壯，越令人恐怖。
（四）
我們因此不能不注意到，夾邊溝事件發生的時代背景。本書對此涉及不多(這可能是一個弱點)，只有一處點到，就特別值得注意。據說勞改農場後來從夾邊溝轉移到高台縣明水灘，是因為中共甘肅省委要在那裏，「聯合酒泉一帶的十一個農場，讓它成為共產主義的基地，成為甘肅省的一個米糧倉，以便甘肅在糧食問題上完全自給自足」。——原來在歷史的空前慘劇上面，還蒙有一層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的神聖光圈!其時也正在河南農村(那裏也出現了人食人的現象)勞改的右派，著名的經濟學家顧准，一語道破這樣的所謂「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的浪漫空想的實質：不過是要建立「地上天國」(參看《顧准日記》)。這正是典型的「國家烏托邦主義」。而這樣的「地上天國的社會主義觀」，和反右運動以後極大地強化了的，拒絕科學決策，缺乏制約和調節功能、糾錯機制的高度集權體制，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結合起來，就必然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兩千八百多個勞改犯，最後只剩下六七百人的「夾邊溝事件」，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事件。在1959——1961年三年內，全國死於由「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中的人數，至今官方還沒有提出準確統計，但據學者的研究，總在一千萬至四千萬之間。
這真是血的教訓：「地上天國的社會主義」的浪漫空想，在專制體制下，它的現實實現，只能是「人間地獄」。這正是我們所面對的「夾邊溝事件」的實質。
（五）
最後，除飢餓的懲罰之外，還加以精神的迫害與控制，使「人」不成為「人」。
於是，我們注意到，本書在結構上的一個特點。它有兩條平行線索：一條是主人公楊鵬和他的藏族姑娘桑傑卓瑪的愛情故事——他們在青海興海縣的「鬼山」上相遇，其時桑傑卓瑪正戴着「法王」所強加的「黑帶子」，被視為「鬼」;正是時為共產黨縣長的楊鵬，將她「從鬼變成人」，並在這一過程中結出了愛情的果子;而另一條主線，卻是楊鵬無端被打成右派，送到夾邊溝接受「改造」——而所謂「改造」，就是要「從人變成鬼」。人們自然要聯想起我們那一代就很熟悉，今天年輕人也時有接觸的《白毛女》的著名主題：「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那麼，我們也可以將本書看作是《白毛女》的續編：「新社會又試圖把人『改造』成鬼，而人卻要堅持為人」，於是，就有了「改造」與「反改造」，「人」與「鬼」的反覆較量：這構成了本書的基本情節故事與內容。
這裏不準備具體分析本書對形形色色，個性各異的「人」與「鬼」的形象以及他們之間的曲折鬥爭的生動描述——作者一點沒有把複雜的生活與人性簡單化，而是如實地寫出了：「鬼」中尚存的「人氣」(當然也有毫無人氣的「鬼」)，「人」中沾染的「鬼氣」，看似墮落為「鬼」，卻在堅守「人」的根本的「人」，以及「人」擺脫「鬼」的誘惑、糾纏的鬥爭-------等等。我想要強調的是，儘管外在環境的一切條件都在逼人為鬼，但夾邊溝里的大多數人，都堅守住了「人」之為「人」的底線，並且正是在漫漫無盡的苦難中，維護了人的尊嚴，理想，獨立思考的權利和精神自由，從而閃現出人性的光輝。這又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我們不能把作為本書描寫對象的右派，僅僅看作是歷史的受難者，更要珍惜他們身上所積澱的民族精神財富。本書的作者，作為一位右派的後代，正是從他的前輩那裏，吸取了寶貴的精神滋養，從而挺身為「人」的：本書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這或許是我從中獲得的最大的啟示。
2007年8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