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辛導演讓《親愛的》一眾主演集體看了一段新聞紀錄片，這些明星隨着劇情推進難以抑制地流下淚水，看完後，他們和片中被紀錄的這群人坐在一起聊天，握手合影。這些人，就是電影《親愛的》故事原型。
演員與故事原型之間的這段交集場面，又被剪輯成花絮，放在了《親愛的》片尾。
陳可辛拍這部電影的初衷，就是因為一年半前看了這部新聞紀錄片。片子講述的是在深圳開話吧的湖北人彭高峰，3歲兒子彭文樂在2008年被陌生人抱走，從此在社會各界幫助下踏上漫漫尋子路，並在三年後的江蘇邳州農村找回了兒子。更戲劇性的是，兒子的養母高永俠並不知道彭文樂是被拐來的，還以為是因自己沒生育能力而被丈夫韓忠青帶回來的私生子。當時韓忠青已經因癌症去世，家裏還有一個四年前以同樣理由抱回來的女嬰小粵粵。因為已經和養母有了深厚的感情，最終回到家的彭文樂像是經歷了「二次拐賣」。
這個故事是如此有力量，以至於陳可辛在整個商業考量都沒做好準備之前，就已經決定非拍不可了。「這不只是一個打拐的題材，也不是簡單找到孩子的奇蹟，更多是找到之後的故事。這非常符合這十多年來我一直想拍的人生和人性的雙面性——就是我們永遠只站在一個角度去看事情，而不知道另外一個角度還有什麼。」
找角度
在此之前，國內極少有公映的電影觸及敏感的新聞題材，陳可辛卻做到了。這位香港導演有着錯綜複雜的履歷：香港出生，泰國長大，美國讀書，在香港電影工業騰飛之時回到香港。之後又去荷里活小試牛刀，然後回到亞太電影圈做泛亞洲電影，直到2005年看到大陸不斷增長的市場潛力，才憑歌舞片《如果·愛》正式進軍大陸。
也許正如陳可辛自己所說，由於一直在缺乏安全感的環境中生存，他在任何情況下都能拍電影，因此才會對各種題材都得心應手。「我不存在一個導演應該擁有的所謂『自我』，我拍攝的電影市場需要就好，我不在乎它是什麼題材，我只需要讓它迎合觀眾。」
陳可辛的電影一直被業內稱讚將商業和藝術平衡得很好。他的上一部作品是《中國合伙人》，這也是一部在原型人物上加以虛構的傳記片，主演是黃曉明、鄧超、佟大為。這次拍《親愛的》，他再次起用全明星陣容，趙薇、黃渤、佟大為、郝蕾、張譯……連客串都是張雨綺，用他的話來說，「這些商業模式已經在我的血液裏面，成了無意識的選擇。」
衝着趙薇去的觀眾可能會感到驚訝，在電影開始一個小時後，這位影片的第一女主角才姍姍出現，而再往後看下去，才又冒出來一個佟大為。這是陳可辛冒着打破商業片規矩的風險刻意為之的「雙面性」結構——前半段從丟孩子的黃渤郝蕾夫婦視角「尋子」，後半段孩子找到後轉成趙薇扮演的養母視角開始另一種意義的「尋子」。陳可辛知道，「這個結構很怪，對觀眾來講會很不習慣，因為前後是剛好相反的。」
為了平衡前後兩部分，陳可辛在趙薇扮演的角色李紅琴身上加了不少戲份。儘管如此，趙薇看到劇本後還是猶豫了很久，「像郝蕾演的這種城市母親，遇到這種事還比較容易理解代入，但這個農村婦女的形象真是腦子裏一點畫面都出不來。」而且角色需要說方言，編劇原本將李紅琴設置為山東人，但趙薇拿到劇本已經離開拍只剩一兩個月，於是乾脆建議就說自己老家安徽蕪湖的方言。
「反正安徽話也不是特別洋氣的方言」，趙薇說自己唯一顧慮的，是影視劇里出現安徽話一般都是用來搞笑的，印象中沒有誰用安徽話演過現實題材的正劇。「不過我媽說我講得特土，因為我說的還是十幾年前的安徽話，現在好多詞都變了。」為了幫助趙薇進入語言環境，陳可辛還特意從蕪湖當地調了一批群眾演員過來飾演和李紅琴同村的村民。
佟大為飾演的律師高夏則乾脆是沒有原型的純虛構角色，這個角色其實是彭高峰的「分身」。彭高峰後來單獨去看了高永俠，陳可辛就覺得他真的很不簡單，「儘管他有很多怨恨，卻能真正從對方的角度出發，能理解他人。」於是電影裏的高夏一開始拒絕幫李紅琴打爭奪養女撫養權的官司，最後卻被感動答應幫忙，片中借他之口說出了類似「戲眼」的一句台詞，「這個國家大家都不站在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
佟大為覺得《親愛的》比《中國合伙人》更具社會意義，「除了讓更多人關注到『打拐』這一社會現象，最想讓觀眾知道的就是：多站在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別什麼事都只想着自己。」
該片編劇張冀也是《中國合伙人》的編劇之一，除了新加的人物，他也在原型人物上做了很多改動。最讓陳可辛猶豫的改動，是讓黃渤和郝蕾離了婚，以及讓張譯飾演的孫海洋變成了「土豪」。陳可辛開始擔心這會讓故事變得不夠純粹，後來劇本寫完才覺得這是更接地氣的大格局。「兩夫妻離婚是因為從老家來大城市後變成了不同階層，郝蕾成了中產，而黃渤只是開網吧的失敗者。再加上土豪，就多了三個階層去表達今天的中國社?會。」
過審查
當初一看完紀錄片，陳可辛就找了身邊一些比較熟悉大陸審查的導演朋友，問他們能不能拍。「我不知道拐賣兒童是不是大陸一塊很大的傷疤，好像跟計生辦一樣都挺敏感的。」身為香港導演，陳可辛的電影一直「享受」合拍片待遇，除了劇本大綱需要審查，還要在立項前提供完整劇本。「這其實對我而言反而是好的，因為在劇本階段我就知道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而且不是說不準拍的就真的不能拍——你知道他擔心的點，就可以找一個比較溫和的方法去拍，畢竟看文字跟看畫面還是不一樣，只要拍完是溫暖動人的就可以。」
有些貌似敏感的戲份就是這樣完成的。比如原來劇本有一場關於張譯張雨綺夫婦去計生辦辦二胎准生證的戲，廣電總局是希望不要拍的。但陳可辛還是拍了，裏面部門公務員一副標準公事公辦嚴守規章的態度，張譯忍無可忍對着他咆哮，「你們居然讓我去開一份兒子的死亡證明，我兒子沒死!」結果，拍出來後這段順利通過了。
「可能因為他(公務員)的態度還是很好的，要是我拍的他態度不好，可能就很難通過。」陳可辛記得，審查部門唯一提出修改的是刪除張譯回憶吃猴腦的畫面。
其實陳可辛早在2001年就嘗試過進軍大陸了，他買下了當代美籍華人作家哈金的英文小說《等待》，講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因文革造成東北農村青年孔林的婚姻悲劇，拿過美國的國家圖書獎。在2010年一度有新聞說項目已經進入開拍倒計時，之後卻不了了之。
「我當時完全對大陸(審查)不了解，不知道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只覺得批判政府或者色情的戲不能拍，文革的戲我也看過啊，《霸王別姬》不就是嗎。後來發覺原來講人性的雙面性和灰色地帶的都不行，人物必須非黑即白。那我就知道自己還沒做好準備來大陸拍戲。」
電影雖然沒拍成，但陳可辛卻因為選景第一次知道了大陸農村的樣子。後來轉做古裝片，每一部都拍過農村。「《投名狀》裏劉德華住的村子，跟意大利的鄉村一樣美。」就算拍寫實題材，陳可辛也堅持自己的審美，《親愛的》本來應該在深圳拍，但他跑遍深圳也沒找到合適的城中村，最後還是在廣州找到了。片中村子入口的巷子很窄，光線從巷口穿過來，有種舞台式的美感。
《投名狀》在大陸上映時遭遇了嚴格的審查刪減，包括點題的「投名狀」都沒能倖免。陳可辛覺得有些沮喪，「本來預告片都宣傳了半年，說《投名狀》是殺人結義的故事，結果那場戲在上映時說要刪掉。但問題是《投名狀》並不是要講反抗什麼，而是跟《親愛的》很像，講的是人的雙面性，這裏面沒有對錯和好人壞人之分。我就是從《投名狀》開始對這個主題有興趣，人到中年就會對那種雙面性有興趣。」
分對錯
因為是感興趣的題材，《親愛的》拍得特別順，4月4日開機，6月6日拍完，9月26日就上映了。做過導演的趙薇連夸陳可辛，「太厲害了，而且看起來一點都不草率，應該給導演頒個『又快又好』獎。」
《中國合伙人》當時沒少被影評人抨擊價值觀媚俗，但這仍是陳可辛自己最喜歡並自認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這也是我最有自傳色彩的一部電影，裏面每個角色都是我，你們喜歡的不喜歡的都是我。我都拍電影到五十多歲了，還管人罵我價值觀嗎?我的價值觀早已經定下來了。」
他自然知道這樣講會被罵，包括這部《親愛的》裏避開了所有對制度的批判。「很多時候大家拍寫實題材都非常具有批判性，覺得這個世界是沒有希望的——某種程度上我同意，人生很多事情都是沒有希望的。但我的電影想表達的跟我人生觀是一致的，就是樂觀的悲觀主義，總體還是溫暖有真情的。當然，我也肯定沒說制度是對的，但我覺得那不是我的責任，我沒那麼偉大，我拍電影就是拍情感，制度不是我能改的。」
所以陳可辛將這部電影裏每個人的無奈歸為天意，「所有的人都沒有錯，但結果就是所有東西都錯了，有一種好人壞事的感覺。後來就終於想出這個主題，就是人間有情。這些其實很吻合我小時候看的某些老片，包括一些荷里活電影和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電影，當時社會貧富更懸殊，你看到很多殘酷的故事，但也有很多人互助互愛，這是會讓人感到希望的。」
趙薇就覺得雖然陳可辛拍的是現實題材，但從來不是從寫實的角度，而完全是從人性的理解出發。「可能大陸導演太熟悉這個環境，手腳被束縛起來了，而香港導演反而敢拍，對他來說只要是能打動人、好看、有意思的，他就去拍。我覺得他不是追求電影外表多麼像大陸導演拍的，而是讓電影的情感超越地域。」
佟大為也覺得電影跟地域沒關係，「導演敏銳性很強，《中國合伙人》是把改革開放這幾十年那些能讓百姓感動的點都串在一起，以新東方為原型創作了這樣一個故事。這次也是抓到了這樣的一個社會事件，他是對這類東西比較敏感，跟他是不是香港導演沒太大關係。」
尤其讓佟大為印象深刻的是，拍完電影去見那些尋子互助組織里的家長時，六七年還沒找到兒子的孫海洋跟他吐露心聲，說就算真的找到孩子了，也不一定會帶回來，就只是想知道養父母有沒有虐待他，如果孩子選擇願意和養父母一起過，他都可以接受。
孫海洋還主動問陳可辛，能不能把他的電話號碼加到片尾，這樣萬一有知情人看到，他們還會有機會打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