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2014年9月22日訊)犟人楊超(定稿)
高越農2014-9-19
本文的主人公是筆者不久前採訪的清華學子楊超。我把他稱為犟人。在一個專制社會裏，犟人除非飛黃騰達，一般是不見容的。
本文講述楊超不見容於1952年後的清華園、不見容於改革前的「「「新中國」」」的故事。
這本《清華文革反思文集》的主要背景是清華園。文革浩劫，在清華人的心靈里，留下了怎樣的哀痛和教訓，在《文集》裏已有記述。
但是，在清華園經歷文革的清華人畢竟是少數。我們也需要關心，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清華人是怎麼熬過文革的?作為一個例子，且看犟人楊超的傳奇經歷。
1.楊超的身世——父親楊逢挺與其同鄉蔣南翔
楊超系江蘇宜興人，1937年生。其父楊逢挺(1907~1973)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31年畢業，因為當年相當高的淘汰率，他是該系這一屆里唯一能夠堅持完學業的畢業生。因此，他曾得到葉企孫大師的一對一授課，耳濡目染。葉企孫在闡明物理系的教學理念時說過：「在教課方面，本系只授學生以基本知識，使能於畢業後，或從事於研究，或從事於應用，或從事於中等教育，各得門徑，以求上進」。可見他對於人才培養的極度重視。1937年，在葉企孫推薦下，楊逢挺到江蘇省四個優秀中學之一的上海松江中學教理科;1945年應聘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後任理科主任。1949年初，國民政府在教育界『勸赴台』的上中教師有朱鳳豪先生和楊逢挺，他兩都拒絕了。1955年被評為上海市第一批優秀教師。他於1956年由校友陳光祖校長做介紹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在歷年公開出版的上海中學介紹里，均是歷史上的十大名師。1956年調任上海師範學院籌建物理系，終身從事教育工作。
在楊逢挺畢業的1931年，蔣南翔(1913-1988)考入了清華。他與楊原來就是同鄉，兩家同村，且宅院緊相毗鄰，都是大戶人家。現在，一個剛畢業，另一個就踏入了校門。
蔣南翔1950年入主清華後，曾兩次親自到上海中學，邀楊逢挺回母校共事，但後者以『不想再動』為由婉謝了;蔣的此舉，除了年少時的情結外，主要還因為：1935年蔣作為『一二•九』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度被當局拘捕，楊逢挺聯絡了在京的宜興同鄉，聯名向清華校長和當局擔保，並接蔣回校。
這個出校那個進，似是無緣卻有緣!
從1954年開始的五年大學生涯里，楊超遭遇的校長又正好是這位蔣南翔。
在上海清華校友會的文章《葉企孫教育思想的傳承者——訪楊逢挺之子楊超》裏，作者楊洋說：「楊超學長、、、、、、一開口就拋出了一個陌生詞「量子糾纏」。這本是量子力學的一個概念，指有共同來源的兩個微觀粒子之間存在着某種糾纏關係：不管它們被分開多遠，對一個粒子擾動，另一個粒子立即就「知道」了。楊超學長將此引申到人生際遇——『前世有緣』，2012年諾貝爾物理獎，正是這一個宇宙現象的實驗證實。」讀者通過本文將看到，楊超與蔣南翔這兩個「微觀粒子」之間存在着怎樣的「量子糾纏」。
2.說說楊超的犟
說楊超犟，是指在一些基本方面上天馬行空，我行我素。
例如，他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子曰：「君子群而不黨」，他說：「所以，我在國民黨時期拒絕參加童子軍，共產黨來了以後，拒絕參加少先隊、共青團。」
例如，在他的記分冊上有很多課的成績是兩分(即不及格)，其原因是：他對教學計劃里的課程一律自選聽課，對於包括金工課、機械製圖課、中國革命史課等等在內，他都棄而遠之。那麼，他騰出時間幹什麼了呢?到北大旁聽德語去了，蹲在宿舍里孜孜不倦地寫書去了，他寫下了三本書：《新人口論》，《人性通論》，《人性各論》(草稿)，如果出版，每本均有近100頁。
例如，在1955年反胡風的時候，熱九三班全班批判他三天，因為他認為胡風的骨頭——「魯迅說的嘛!」——是最硬的。而且，他還堅持「勞動也可以破壞世界」的觀點。他理直氣壯地以希特拉強迫勞工為德軍修工事為依據。對於批判他的同學，他很不屑，說他們連邏輯學都沒有學過。三天批判，最後不了了之。他覺得打了一個平手，頗為得意。
例如，在反右派號角吹響後，動力機械系在清華大學大禮堂開大會批判他三個小時，最後，主持人問他：「你知錯了嗎?」他說，「你們說的都是事實。但是，我不知道我錯在什麼地方。」
筆者問楊超，你當時有什麼感覺?他說，「我沒有聽」，「我沒有感覺」。
例如，文化大革命來臨以後，他帶着摘帽「右派分子」這樣的「負罪之身」，總應該學乖一點了吧。不，他照樣口無遮攔，終於落得大難臨頭。
又例如，2002年到2005年間，他曾三次在美國生活;期間一些「好心人」勸他憑1957到1969年中的兩次遭遇，即可順利長期在美生活。但他的回答是：1)「現在無政治難可避，我是正常途徑出國的」;2)「民族、國家、政府是三個不同的層次，我永遠跟民族同命運」。
但是，他也有不犟的時候。
他從小就知道有十八層地獄，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在他感覺到可能有違『天意』的時候，他不犟。
他年少時曾請人給算過命，算命人說他每逢本命年必有劫難，他處在命運之車的車輪邊，會有周期性的浮沉起落，落難時候會有貴人相助。他相信其靈驗。對於「命中注定」，他不犟。
實際上，當「胳膊擰不過大腿」犟也沒用的時候，他不犟。
他有一次被人舉報到父親那裏，說你家的小超拿彈弓打路燈，遭父親一頓暴打，他沒有犟到底，不再玩舉弓射燈的遊戲了。順便說一句，他媽媽黃靜涵從來都捨不得打他。
他從小喜歡生物課，從上海中學畢業的時候，他拿定主意報考上海第一醫學院。但是，他拗不過父親大人，填志願是被他老人家代勞的——清華大學電機系。楊超並沒有為此而拼命抗爭，終於違願赴京與蔣南翔這顆微觀粒子「糾纏」上了。
3.楊超「極右」的帽子是怎樣帶上的?
1957年5月，中國共產黨宣佈要開展整風，號召全民參與。種種官方的正式宣傳，他並沒有留意。他只是覺得，現在可以讓人自由說話了。
楊超乾的第一件事是在他的宿舍明齋前面張貼了一張抄錄的詩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在整個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他唯一造訪過的老師是居住在二校門東側的錢偉長，因為父親楊逢挺和錢偉長早就有私交。楊超回憶與之晤談的感受是：一、「我不適合學工」;二、教授治校很有道理。
1957年5、6月間，清華園裏僅有兩個自由論壇，分別在明齋的東南和西南側。而西南側的是楊超參與張羅的，負責出海報、搭台子等等。有一晚上論壇的主題是教授治校，有錢偉長、孟昭英、常迵等等知名教授登壇演講。楊超也跑上去「推波助瀾」，他說：「我100%贊同以上教授們關於教授治校的主張」。「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統治是改朝換代，因此，對於改朝換代以後由黨領導一切，我沒有意見。不過，在大學裏還是應該實行教授治校。」「清華大學是世界一流大學。但是，那僅僅是在1952年以前的事情，那時候清華大學的國學難道不能夠算世界一流?現在呢?不堪回首。」【筆者註：1952年院系調整前，清華大學擁有五個學院(理、工、文、法、航空)。調整後的清華大學只保留工學院。北京大學工學院、燕京大學工科各系併入清華大學。】後來人或許不知道，僅僅一條「支持教授治校」，就是當年足以定罪右派分子的充份理由。
鳴放期間，在二校門旁郵局佈告欄，出現了一張署名「弱者」的小字報，內容是揭露在延安整風時期共產黨作踐知識分子的黑暗。據筆者所知，它被定性為「極其惡毒地攻擊共產黨」，「弱者」是誰，受到嚴密追查，動用了一切現代化的偵破手段，好像至今也沒有破案。
它立即遭到眾多小字報圍剿。圍剿者氣勢洶洶，一口咬定「弱者」是反革命分子。學習過邏輯學的犟人楊超「路遇不平」了。他也回應了一張小字報，認為應該讓人家說話，現在就這樣一口咬定，證據不足。楊超在小字報上堂而皇之地署名，並且寫明，我住在明齋多少號房間，歡迎前來一辯。
果然有不少同學找上門來，質問楊超：你憑什麼說「弱者」不是反革命分子?楊超客客氣氣地反問：那麼，你憑什麼說「弱者」就是反革命分子?直說得登門者一個個都悻悻而去。
犟人楊超不要自以為得計，他終於不得不品嘗「胳膊擰不過大腿」的滋味。
既然熱九三班難以降服你楊超，我們整個動力機械系在大禮堂與你周旋。於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大禮堂挨批判的那一幕，就有了主持人聲色俱厲的發問：「你知錯了嗎?」楊超也就有了一頂結結實實的「極端右派分子」的帽子。
4.第一次貴人相助
大禮堂批判會後的第三天，有一自稱為蔣南翔秘書的邵斌來到楊超宿舍，自我介紹以後就吩咐：「到工字廳來一趟，蔣校長要見你」，「你爸爸給蔣校長的信呢?一起帶上」。這時候，楊超才想起入學前父親託付有一封要親送蔣南翔的親筆信。他從箱底找出了這封信，同時還有他媽媽的「閨蜜」阮女士寫給堂弟阮銘(其時是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的信。兩信的內容都是請惠予教誨和關照。
在蔣南翔辦公室里，蔣南翔閱信後，不勝唏噓地說：「都怪我沒有把你管教好!」又責怪：「信為什麼不早交過來?」楊超的回答是：「我忘了」。也許蔣校長對楊超還訓斥了一些什麼，但是，現在也統統屬於「我忘了」。
楊超事後知道：在這次召見之前，他的『極右』定性早已被北京市委批准。
蔣南翔獲知楊超進了清華，獲知他眼下出了紕漏，其消息來源並不是動力機械系，而是楊逢挺的詢問電話。而楊父之所以消息靈通是因為就學於清華的楊超上海中學同屆校友急沖沖的通風報信。
一般右派分子是允許繼續跟班完成後來的學業的，只不過畢業時拿不到文憑。但是，「極右」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一律停止學業，接受實實在在的勞動改造。如果說，帶「右派」帽子是帶帽人人生軌跡的轉折，那麼，帶「極右」帽子就幾乎是此人人生軌跡從生到死的轉折。
1958年二月某日，天寒地凍，按照早一天的通知，楊超凌晨4點拎着鋪蓋捲來到校醫院旁邊的一字排開的兩個高低不同的單槓旁邊，周邊已經稀稀拉拉地站着20來個着裝雷同同樣帶着行李的同學，他們都是等待發落的「極右」。不久，一輛敞篷卡車開過來了，負責人從司機室下來，拿着名冊呼叫：「某某某，門頭溝煤礦」。一個人應聲上車。這樣地一個個地被叫上車以後，只剩下楊超孤零零地形影相弔。這時候，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篤信基督教的楊超真的有一點恐懼了：「我好像感到耶穌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冒出來了邵斌先生。他對楊超一揮手：「回去!」「回哪裏去?」「回宿舍，繼續上課!」哦!原來是一次陪綁!「極右」分子楊超可以與一般右派分子一樣繼續跟班上課了!負責管他的同班同學後來親口告訴：讓跟班上課這件事是蔣校長簽了字的。
啊!果然是命中注定的貴人相助呀!
59屆的清華學子們，等到了畢業分配的時候了。對於許多從上海考進清華的畢業生而言，返回上海或其周邊地區是他們的夙願。
「貴人」對於楊超的眷顧還在繼續，畢業以後楊超仍然滯留在清華園內等待悄悄的發派。在蔣校長三次疏通以後，他終於在11月得到通知，到上海人事局報到。但是後來又得到一則消息：上海市市長柯慶施有令，右派分子一律不得在本市安排工作。於是，在蔣親自向許家屯寫信後，楊超得以在江蘇省人事廳報到。
在離京前一天，他住在清華市區招待所(騎河樓)。他常對人說起他那一夜輾轉反側的心情——五味俱全，永世不忘。
貴人相助!這不是一般的相助，這是讓他的人生之旅從「九死」轉折到「一生」的相助!每念及此，楊超均十分感恩，而且他相信，他的這種感恩，蔣南翔先生的在天之靈是能夠感知的。出自這種不能自已的感恩之情，他不止一次地捐贈葉企孫基金會和蔣南翔獎學金。那當然是在楊超重見天日以後。
5.楊超在畢業後到文革落難前的度日謀生
所謂「貴人」，如今已經遠在天邊了。楊超必須面對現實：他已經被拋到這個已經改朝換代了的新社會(按照楊超的說法是「新奴隸制社會」)。1959年寒冬，在到南京後的十來天時間內，以江蘇省人事廳為起點，楊超完成了「三級跳」：→南京電業局→下關電廠→揚州市水利電力學校。
在南京電業局報到處，人事處處長喝令楊超：「你給我站好!」。這聲威風凜凜的喝令，使楊超開始感受到「右派分子」在新社會裏是如何地低人一等。
在揚州市水利電力學校，楊超以超人的勤奮和深厚的業務功底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中專帶帽」的學校委派的一切教學任務。校領導心裏都明白，該校的獲獎教材是楊超寫的，該校能夠獲得1961年度江蘇省教育系統先進集體的榮譽稱號，楊超居功至偉。他以自己的非凡業績贏得尊重，並且在1961年國慶成為揚州市首批「摘帽右派」。1962年，校領導主動提出，讓他在一個月內把一學期的課程全部上完，以使他能夠以更多、更集中的時間到上海「養病」和干他自己喜歡的事情，並且以有病為由把他的戶口遷回了上海。從1962年到1964年，他能夠每年有一半時間在上海。1964年以後，該校還主動為楊超調回上海而助一臂之力。由此他體會到，即使當上了「極右」分子，仍然有很多機會感受到人性的溫暖。他不無感慨地說：「人和人之間本身就是互相利用嘛，如果自己沒有本事，提供不出可交換的籌碼，「貴人相助」也終於會落空!」
在為爭取調回上海的日子裏，楊超到同濟大學和上海業餘機械學院代課，儘管講課備受歡迎(而且，還有頗為豐厚的課酬，使他能夠每次上課前上西餐館用餐，在當時一般人眼裏，這簡直是一種奢侈)，但是，回上海就業的願望總是落空。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楊超存在抹不去的歷史污點——「摘帽右派」。
1962年後，楊超滯留上海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因而有更多的機會在生活上照顧他的父母，同時也參與他爸爸的編書、審稿等等工作。
打1964年以後，他雖然成為了無業青年，而且仍然頂着摘帽右派的帽子，但是，他享受着與父母共同生活的天倫之樂，還能夠參與楊逢挺等「物理三巨頭」領銜的《辭海--物理卷》的編纂工作，他是這個團隊裏的三個青年助手之一，他貢獻過100餘條初稿，其中有10多條被採納。他覺得在1964~66年間，自己接受了研究生式的培養，很榮幸地有機會「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其時他的心情可以用《黃河大合唱》裏的一段歌詞來描述：「我們看見了河岸，我們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氣啊，喘一喘。」。
1966年文革巨浪撲來，改變了楊超的家庭，擊碎了他的夢想。
1968年，楊超想，成家立業，業立不了，先成家吧，就與他的第一任夫人郁氏在交往半年以後匆匆完婚。夫人是上海某特大資本家的女兒。
6.楊超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是怎樣帶上的?
文革將臨前，他看了揭露納粹排猶的著名德國故事電影《馬門教授》，很受震動。很相信宿命的楊超說：「我冥冥中有一個不詳預感，像1957年那樣的文字獄又要來了。」「該來的總要來的，躲也躲不了。」
文革來臨以後，他爸爸立即被揪了出來，家被炒，他爸爸被強迫勞改，收編在一個有40幾個人的勞改隊。被揪出來的原因之一是重用身為「五類分子」的兒子楊超(楊超認為是唯一原因)。
楊逢挺先生為照顧「上師院」的同事，曾經把幾本編物理教材的任務分派給這些同事，後來收回成命重新委託給兒子是事出有因的。楊先生訓斥：「你們怎麼竟然會出這麼多的錯!被我兒子挑出來。你們想想，他還不是學物理的!」
楊超感到禍由他起，主動向勞改隊申請陪同參加勞動改造。終於被應允。因此，1966年8~12月，楊超天天早出晚歸，真正地與他爸爸實行「三同」。
1969年8月6日夜，公安局來家裏把楊超拷走了。楊超的命運發生大逆轉：他成為上海市由林彪骨幹王維國親自查辦的兩大反革命大案的罪犯，被羈押在上海徐匯區看守所，罪名是：美蔣派遣特務。(另一反革命大案的罪犯是彭加木。罪名是：美蔣潛伏特務)。
楊超1961年回滬後，結識了一位女友，她父親生前是蔣介石的私人飛機駕駛員，後撞山早逝。她的母親有一個朋友圈，定期搞聯誼活動。活動內容不外閒聊、吃飯、郊遊、拍照等等。圈內成員，不少是原香港中華航空公司的故舊。楊超每每陪同前往，常常情不自禁地「天南地北，海闊天空」一番。文化大革命一來，聯誼會的成員統統成為審查對象，專案組讓對象們比對照片，就輕而易舉地把楊超這個陌生人指認了出來。「怎麼回回都有他」?專案組成功地將楊超這個美蔣派遣特務發掘出來，靠的不是逼供信，而是對審查對象的「啟發和誘導」，以及他們自身高度的「敵情觀念」。
某年月日，專案組通知楊超將被公判，問及有什麼想法，楊超回答：「如果公判我死罪，明年6月上海會下雪。」專案組的傻瓜只知道筆錄，到第二天才悟出這是借關漢卿《竇娥冤》鳴冤叫屈，把他叫去惡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後來，公判大會於1970年12月在上海市襄陽南路小學(永嘉路上)召開了。大會決定將楊超帶上現行反革命帽子，交革命群眾監督。
所謂美蔣特務的罪名終於不再成立了，楊超蹲看守所的日子隨之結束。
那麼，這個現行反革命帽子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看守所期間，主案方意外獲取了楊超反中央文革的確鑿證據。
1967年7月，楊超在翻譯了一些橋牌書以後，興趣轉移到打橋牌上，他張羅起一個並不掛名的橋牌俱樂部，有上百人的規模。它以上海市體委為活動中心，把棋牌界的大腕人物如胡榮華、徐天利等等都吸引進來。興致高的時候，橋牌從天亮打到天黑。楊超每天都會與10來個牌友周旋。
在30年代就蜚聲影壇的上官雲珠是楊超的乾媽，她姐姐與楊超的三姨是終身相伴、無話不說的知己。當年江青(藍苹)的軼事就這樣從橋牌桌散佈出去了。反對中央文革就成為了楊超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幫覆亡前根本無法洗刷的罪名。
因此，被放回社會的楊超仍然是上海市的「五類分子」——現行反革命。他在田林居委會管制下變換地從事各種體力勞動，與「同類人」一起進行政治學習，每月領到24~26元生活費。
在各種體力勞動中，楊超最樂意的是每周三次的早出晚歸踩三輪車，一早將某街道工廠生產的1000公斤圓規半成品拖到蘇州河北邊的上海普發儀器廠電鍍，並且把成品拉回來。他於是有了作息自由，能夠獨享在樹蔭下看書的快樂，養成了忙裡偷閒讀書的習慣。楊超太另類了。有人覺得這是不好好接受改造;也有人相信他是「神經病」：一個窮途末路的反革命，還要痴心念什麼書，不是一個十足的「神經病」是什麼?
1975年批鄧，在一次「五類分子」政治學習會上，人人都表了態，最簡單的表態僅僅是短短五個字：「打倒鄧小平!」。楊超卻始終默不作聲，在主持人逼問下，他回答：「我沒有資格說話，我們五類分子怎麼可以打倒國家領導人呢?」這被定性為「反對批鄧」，罪上加罪。
居委會負責管制他的人曾多次以「神經病」為盾牌掩護過他。楊超多年後登門向她道謝。她說：「不用謝。我當年的確覺得你是「神經病」。」【筆者註：「神經病」是上海人對於精神病人的習慣叫法。】
在這個「新奴隸制社會」里，他逐漸修煉出了自己的處世之道：人還要有一點玩世不恭，要有51%的阿Q精神等等。
7.第二次貴人相助
故事說到這裏，讀者很容易想到，粉碎四人幫以後，楊超立即就能夠一洗「反對中央文革」的前罪，鳳凰涅盤浴火重生了。但是事情遠沒有這麼簡單。現行反革命帽子仍然一直箍在楊超頭上。
1978年，已失去老伴的楊媽媽黃女士為爭取他的平反而到處求助。信訪無果後，她向當時在上海主政的彭沖、林乎加投書，也同樣沒有回音。
她靈機一動，抱僥倖心理往北京蔣南翔寫了一封求情信。
一周後，蔣南翔親自來到上海，關心起這個命中有不解之緣的微觀粒子——楊超——來了。
蔣南翔派小車三次接楊媽媽到靜安賓館與之面晤後，單獨召見楊超。
楊超鞠躬問候：「你受苦了」，蔣答：「劫數難逃」。蔣說：「我和你媽媽商量好了，今後由我來管教你，你跟我回清華去，做我的助手。」楊超出乎意料地說：「我覺得不合適。」「為什麼?」他指着與蔣南翔一起來上海的海軍司令員葉飛面前的一個圓形煙灰缸說：「比方這個煙灰缸，要是葉老硬說它是方的，你叫我這個助手怎麼說?」。蔣南翔拍桌吼道：「秉性難改!」
息怒後，蔣南翔表示，將與華東師範大學劉佛年校長聯繫，讓華師大來安置和管教你這個馴不服的楊超。
一周以後徐匯區公安分局把楊超叫去，說他已經「修成成果」了。公安局的人感慨地對楊超說：「想不到你在中央還有人!」
1978年11月30日徐匯區公安分局《關於楊超問題的複查結論》認定：「楊超同志『惡毒攻擊』屬誣陷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撤銷1970年8月30日「戴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革命群眾監督改造」的決定，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楊超『惡毒攻擊』的對象是江青。現在，四人幫倒台了。為什麼當局還要揪着不放呢?其中的蹊蹺在於楊超『惡毒攻擊』的還有另外的對象——偉大領袖毛澤東。他說過：「毛澤東是混世魔王下凡。」
在接受筆者採訪時，楊超實事求是地說，「我的確說過，在交代材料中也承認過，所謂的『惡毒攻擊』是確有其事的」。
貴人蔣南翔和官高一級的葉飛硬是逼着上海市徐匯區公安分局裁定，楊超同志根本就沒有說過這樣『惡毒攻擊』的話。
筆者由此感受到，在一切極權社會裏，「事實」是可以打扮的：權勢者說是事實，不是也是;權勢者說不是事實，是也不是。
問及怎樣歷史地評價教育家蔣南翔，楊超說：「我歷來認為：黨性加人性等於常數」。「蔣南翔(至少在我楊超身上)表現出更多的是他的人性。」
筆者讚賞楊超關於「黨性加人性等於常數」的論斷。
筆者指出，蔣南翔作為中國共產黨派駐清華大學的總代表，清華反右派運動的統帥，在廣大的右派分子面前，鮮有人性的流露，在袁永熙、錢偉長、黃萬里、徐璋本、馮國將、孫寶琮、黨治國等等老師和學生身上表現出的是他一貫的黨性。什麼是黨性?黨性就是要堅持黨的信仰，執行上級黨的指示，按照上級黨的戰略部署亦步亦趨，為官者的黨性就是千萬要保住自己的烏紗帽。
筆者認為，在清華大學，蔣南翔堪稱是『黨性第一，人性第二』的典範。
8.楊超老當益壯的劫後餘生
可以將楊超的一生劃分為前半生和後半生，而1978年是其分界。
1)楊超的前半生
筆者認為，就前半生而言，楊超的輝煌在於與專制政權強加的噩運抗爭，樹立了一個站着做人的榜樣。除此以外，值得記述的主要業績在於給世人留下了一套書。楊洋說：「楊逢挺編寫了大量教材，、、、、、、名氣最大的當數楊逢挺參與主編的《數理化自學叢書》，該叢書共有17冊，於1964年首次出版，「文革」後第一次重印即在社會上引起轟動效應，一時洛陽紙貴，後多次重印，先後發行了435萬套共7395萬本，已成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蹟。2012年上海廣播電視台攝製了紀錄片《上海故事》，其中有一輯專題《一代人，一套書》，一代人指的是77-79級『老三屆』，一套書指的就是這套叢書。」
在上海市松江中學2004年《校友通訊》裏，刊載了1936屆學生顧儔的《緬懷母校百年大慶》，裏面也說到：「物理教師楊逢挺先生，1963年曾參加上海科技出版社《數理化自學叢書》的編寫。、、、、、、這一套叢書嘉惠學子，真是功德無量。」的確，對於終於遇到升學良機的一代學子而言，它不啻是雪中送炭。
楊逢挺在出書、編書方面的許多成就其實都是楊氏父子的共同成果。尤其是這一套叢書，是當時正年富力強的楊超作為助理主編而全面參與並總其成的。
2)楊超的後半生
本來，楊超的後半生應該以他在蔣南翔的引薦下到華師大繼續他的教育事業為起點。但是，命途多舛，由於夫人郁氏家族「夾着皮包回來了」，他進入了商界，成為了香港新鴻基集團(中國)上海辦事處負責人。1983年他以新鴻基首席顧問的身份主持了上海多國儀器儀表展覽會，這是這種展覽會在中國的首次成功舉辦。會展期間，楊超遇到了兩位熱九三同班同學，對方頗感意外：「我們早聽說你已死了」。他們哪裏能想到，楊超不僅活着，而且還頗為風光。
但是好景不長，由於楊超容不得郁氏家族對於新鴻基上海辦事處的干預而被擠兌出來。他的第一次婚姻因此也就在1985年(他的本命年)畫上了句號。楊超淨身出戶了。真正的後半生開始了。
這段在新鴻基從商的不凡經歷也為他後來的「崛起」積累了經商的經驗，儲備了人脈資源。
他必須面對經濟的窘困，業務的荒疏，現代科技知識的落伍。
但是，他沒有失落感。他深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他認為一切現代科技知識的都是物理學管着的，而在這方面他不落人後。
1996年，楊超在上海教堂做禮拜的時候，邂逅了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原上中同學，他向楊超介紹了美國在機械潤滑領域裏領先的新技術，希望楊超能夠在國內予以推廣。兩人一拍即合。楊超於是輕車熟路地邀請美國APS(Advanced Products& Service)公司來中國石化研究院做技術交流，活動圓滿成功。從1998年起，楊超擔任該公司在華的高級顧問。這標誌着楊超進入了該技術領域。
此後16年來，楊超撰寫了許多文章介紹「潤滑優化工程」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例如：《顛覆舊思維，實現真潤滑》，《風電齒輪箱的潤滑》，《風電設備運行和維護的盲點》等等，風塵僕僕在國內外奔走，參與技術認證和推廣。
近年來，中國在「潤滑優化工程」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株洲車輛廠、三峽機組大電機等等應用現場，都有「潤滑優化工程」成功的範例。楊超至少起了「助推器」的作用。
在全球公開發行的《現代製造及現代驅動雜誌(MM)》2014年第17期上以他為主題的封面及另三個版面上，再次報道了他16年來在潤滑優化工程方面的工作(2009年曾報道過)。
楊洋說：「從90年代開始，楊超受到以「恢復沙漠土地原來生態」為核心的美國沙漠治理技術的啟發，開始關注我國土地沙化的治理工程。他受邀擔任了「中華原生態治沙工程聯合會」首席顧問，與「中科院蘭州寒旱所」、「上海僑商會」等多個單位合作，在十幾年時間裏奔波於美國技術與產品的引進，治沙資金籌集，在甘肅敦煌、武威，內蒙阿拉善右旗、烏海等多個沙化災害地的實地考察和技術實施，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08年9月楊超學長受邀參加「中國首屆沙產業高峰論壇」，並榮獲「技術先進獎」。」
筆者概括他後半生迄今為止的兩大事業：一是「潤滑優化」;二是「治沙」。在楊超看來，他之所以從「潤滑優化」進入「治沙」的根本原因是：兩者均屬於精細化工。
有人問楊超：你這一輩子最感謝哪個人?他回答：「如果說要感謝一個人的話，那麼，毫無疑義，我感謝上帝!」
9.楊超傳承了哪些清華精神?
本文認定清華精神是「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筆者按此試答如下：
是什麼使楊超忘記了呈交父親給蔣校長的親筆信?如果說當年楊超就已經認識到蔣南翔就是推行黨化教育的大人物，因而避而遠之。這並不是事實。但是，清華精神不屑於任何趨炎附勢。楊超認為，我既然是「堂堂正正考進清華的」，那麼，就無須任何人的特殊提攜和關照。
從父輩的親疏關係看，蔣南翔比錢偉長更親。但是，在清華園裏楊超登門拜訪的人，不是蔣校長，而是錢教授。為什麼?因為他覺得從後者那裏，更能夠感受到清華精神。在1957年身陷絕境的時候，楊超絲毫也沒有從父母那裏得到援手的念想。他對父母一聲不吭。不向任何人乞憐求助，表現出『好漢做事好漢當』的氣概。
楊超堅持選課自由。他為什麼不聽必修課《中國革命史》?他說：「明明抗日戰爭是蔣介石領導下打勝的，卻要說是共產黨的功績，這樣的課聽它幹什麼?」為什麼不聽機械製圖課?他說：「機械製圖太辛苦了，遲早會被比較節省人力的現代化製圖取代。」
蔣南翔以被商量的口吻通知楊超回清華做他的助手。楊超敢於頂撞。是什麼使其時戴着現行反革命帽子的楊超敢於批這位頗為春風得意的蔣校長的逆鱗?正是清華精神：一個堂堂清華學子，豈能安心做一個在工字廳里諾諾隨從?【筆者註：工字廳是中式傳統的三進院落院子，現為校領導的辦公地。】
在「新社會」里，楊超敢於說出「毛澤東是混世魔王下凡」這樣的話，就像在歐洲中世紀末期的哥白尼說地球圍着太陽轉一樣，需要有超出同時代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楊超的這種洞察力和勇氣從哪裏來?來自清華精神。
10.結束語
「極右」和現行反革命兩頂帽子是通過反右派和文革兩大運動強加給楊超的。現在，像從前那樣的運動已經不再能夠搞得起來了。但是，民主憲政還遠，專制制度還在，並且被肯定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不搞運動不等於不搞專制。所以，把一切有「獨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以莫須有的罪名劃為「敵人」而加以蹂躪和摧殘的危險並沒有遠離我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