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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淚》記名作家翻譯家

“四海無家一滴淚萬里回鄉半步橋”

“1951年7月18日清晨,陽光燦爛,我登上駛往香港的克里夫蘭總統號郵輪,政道前來話別。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也就一笑置之,乘風破浪回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這是《一滴淚》封底的一段話。書作者巫寧坤,1920年生於揚州。39至41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外文系,後投筆從戎任空軍英語翻譯至戰爭結束。46年9月進入美國曼徹斯特學院繼續攻讀英美文學,51年夏於芝加哥大學英文系撰寫博士論文期間,應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急電邀請,返國接替一位因韓戰回國的美籍教授。上文提到的政道姓李,是他當時的好友,6年後榮獲諾貝爾物理獎。

當李政道登上華人榮譽光輝的頂點時,巫寧坤身陷大陸黑暗的深淵。兩年前的肅反中,他因“歷史的和現行的反革命罪行”,包括38年參加過軍事委員會的抗戰幹部訓練,51年韓戰激烈之際自美回國動機可疑,等等,而受殘酷批鬥,全家被搜身。後來宣布搞錯,將他調到北京國際關係學院。57年鳴放開始後,他起初一直緘口不言,但在副校長一再登門動員後,終於掉進“陽謀”羅網。他的發言主要談了對肅反的意見,並認為“一邊倒”政策未必最符合國家利益。結果在當年“國慶日”前夕被正式定為“極右分子”,受到最重的一類處分:“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

從1958年4月17日他被押送北京半步橋勞教所開始,其噩夢持續了21年。中經北大荒的風雪嚴寒,清河農場的餓死邊緣,61年6月病危“保外就醫”,僥倖逃過鬼門關。文革進“牛棚”,70年流放農村,但又不能與家人一起。其間種種艱辛屈辱,均見於《一滴淚》中。該書有英、美、日、韓及瑞典文譯本,中外讀者無不為之感嘆唏噓。

非但本人遭殃,還禍延妻孥。其妻李怡楷,54年畢業於南開大學外語系,多年擔任資料員、打字員一類工作。作為極右分子家屬更備受歧視,59年被貶往安徽大學,69年帶着孩子下放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達五年之久。所幸身為虔誠天主教徒的她,雖不從不和人爭論,但意志十分堅強,她排除萬難據理力爭,74年終得與巫寧坤一起,獲安徽師大接收,全家團聚,熬過了文革浩劫。

《一滴淚》封底還寫道:

“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辦理右派改正時,我從報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我想闊別二十八年後重見一面也許挺有意思。於是我‘開後門’打了電話給他,我很高興他還記得我。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我們倆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在‘美帝國主義的堡壘’安居樂業,回到共產中國榮膺‘愛國主義者’的桂冠,受到最高級黨政領導的接見和宴請,作為國賓出入有專用‘紅旗’大轎車代步。我響應號召回到祖國,卻被劃為‘人民公敵’,受盡無產階級專政下勞動改造和‘牛棚’的煎熬,幾乎成為餓殍葬身一抔黃土。即便在我們交談時,我的肋條還隱隱作痛,由於在來飯店的公車上受到‘紅色恐怖’一代的小青年臂肘的推撞。我突發奇想:‘如果在三藩市那個七月的下午是我送他上船回中國,結果會怎樣?也許我會坐在他的椅子上,他坐在我的椅子上?’不,我絕不會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時,上帝保佑,即便他當年回來,也萬萬不會落入我的苦海。”

上帝是仁慈的。誠則靈。如今,巫寧坤教授全家都在大洋彼岸,過着正常人的生活。老兩口安居於弗州的老人公寓。三個兒女俱事業有成,第三代正健康成長。已度過‘米壽’的巫老精神矍鑠,聲音洪亮。傷心淚已干,耄耋喜開顏!讓我們為這苦盡甘來的一家祝福。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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