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越南有着上千年的交往歷史。北宋開寶六年(973年)，交趾丁朝「遣貢使方物，上表內附」。宋太祖趙匡胤接受朝貢，並於開寶八年(975)封丁氏為交趾郡王，自此確立了中越兩國的藩屬關係。此後直到近代，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比較穩定，但是也曾有過幾次激烈的軍事衝突，發生在北宋熙寧年間的宋越熙寧戰爭就是其中之一。這場戰爭中的邕州(今廣西南寧)之戰則因為戰後五萬多邕州軍民慘遭屠殺而成為中越戰爭史上最慘烈的一戰。劉作宇撰文還原了邕州之戰的前前後後。
一、從侵擾滋事到大舉進攻
宋代之前的大多數時間裏，如今的越南都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一部分。秦平嶺南，在如今的越南中北部地區設立象郡，開始了中國王朝對越南地區的正式管轄。西漢武帝時再平南越，在這裏設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此後直至唐朝，越南地區都沒有脫離中國王朝的管轄。隨着唐朝滅亡，大一統王朝的消失，整個中國秩序大亂，各地豪強紛紛擁兵自立，建立了諸多地方政權。這些小政權之間以及政權內部統治者之間頻繁地相互攻殺，誰也無暇顧及偏居南方一隅的交趾。趁此機會交趾的地方勢力也割據一方，並逐漸獲得獨立。在經歷了獨立初期丁朝、前黎朝兩個短命王朝之後，李朝的建立使交趾終於有了一個比較穩定強大的統一政權。然而李朝建立之後很快便開始覬覦北宋領土，「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僅舉幾例為證：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交州寇欽州及如洪寨，掠人畜甚眾」;仁宗天聖六年(1028年)「交州李公蘊令男弟領眾，使婿申承貴為鄉導，入省地打劫，累行根逐，並不放還人口」;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李朝「甲峒及諒州、門州、蘇茂州、廣源州、大發峒、丹波縣蠻寇邕州之思陵州、西平州、石西州及諸峒，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雲河峒原為北宋邊境領土，到了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雲河(峒)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李日尊即位後，李朝對北宋的侵襲愈演愈烈。單就邕州一地，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李朝蘇茂州派兵入侵邕州;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交趾與甲峒夷人又寇(邕州)水平寨」;十二月，蘇茂州兵再入侵邕州。面對交趾的不斷侵襲，北宋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同樣誕生於五代十國時期的北宋從建立伊始就面臨着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圍攻，尤其是北方的契丹和稍後西北方的西夏給北宋帶來了沉重的國防壓力。對於南方的交趾，北宋起初認為是「唐宋繼亂，區內剖分……遂為僭偽之邦」，是北宋「未歸輿地之圖」，並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以黎桓脅主擅政為由發動了第一次以收復交趾為目的的戰爭，但這次戰爭以北宋失敗告終。經過這次不成功的出兵嘗試之後，北宋不得不採取了和平、忍讓的羈縻政策，承認交趾的獨立國家地位，對其頻繁的邊境侵擾行為儘量息事寧人，不予計較，「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太宗之後的歷任皇帝也基本延續了這一政策。
到了北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厲行變法以圖富國強兵。這一時期北宋君臣在國防方面的注意力全在北方的契丹和西北的西夏身上，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遙遠的南方邊境會有什麼大的危險。李朝統治者卻從王安石變法引起的北宋朝野上下新舊兩派的激烈鬥爭中看到了機會，認為這是李朝「開疆拓土」的大好時機。為了鞏固邊防，北宋政府先後派遣沈起、劉彝擔任與交趾接壤的廣南西路(大致為今廣西省範圍)知州。兩人在任內對防務進行了一番整頓，如依照「保甲法」組織當地民眾練習作戰，加強水戰操練，為懲治交趾的間諜活動暫時斷絕貿易、禁止交趾人入境等。然而李朝竟以此作為藉口，羅織北宋政府所謂「罪狀」，並打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我出兵，欲相拯濟」等荒唐旗號，由三朝元老李常傑率領十幾萬大軍(一說八萬)水陸並進，於熙寧八年(1075年)十一月大舉入侵北宋。北宋政府和廣西地區的軍民都沒有料到，一場浩劫正向他們襲來。
二、喋血孤城
由於北宋在廣西邊境並無打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僅按照防衛小股軍隊襲擊的標準佈防，因此在交趾大軍的全面進攻下很快敗退。交趾軍陸路由宗亶率領，先後攻破邕州境內的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殺土丁8000餘人，直逼邕州;水路由李常傑親自指揮，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攻下欽州，二十七日攻陷廉州，然後與宗亶兩軍會合，合圍邕州，並於十一月三十日開始攻城。
此時邕州城的知州是蘇緘。蘇緘，字宣甫，泉州晉江人。早在熙寧四年，蘇緘便已探知交趾可能大舉入侵的消息，據《宋史·蘇緘傳》記載：「緘伺得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緘致書於彝，請罷所行事。彝不聽，反移文責緘沮議，令勿得輒言。」就在地方大員的這種麻痹大意下，邕州軍民幾乎毫無準備地遭遇了交趾的大軍。
交趾軍兵臨城下之際，邕州能夠上陣的官兵及峒丁、土丁加到一起也僅有兩千七八百人，蘇緘極盡所能也只能聚集四千餘人守城，相比城下的十萬大軍可謂敵我相差極為懸殊。但是蘇緘並未動搖守土抗戰的決心，他立即召集州內官僚及民間有才之士，交代以守城方略，並劃分防衛地段，指派軍隊分區防守。面對即將燃起的戰火，城中百姓出現驚慌失措，四處逃難的狀況。為了穩定人心，堅定眾人守城禦敵的信念，蘇緘將官府和和自己的私人財物全部拿出來示於百姓，並告知百姓「吾兵械既具，蓄聚不乏，今賊已薄城，宜固守以遲外援。若一人舉足，則群心搖矣，幸聽吾言，敢越佚則孥戮汝」。以此一方面激勵百姓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也警告百姓不要想着逃避。大概是蘇緘的決心激發了城中軍民的勇氣，全城上下一心守城，英勇作戰，竟然使得之前一路高歌猛進的交趾大軍在苦戰四十幾日，遭受了一萬五千餘人的沉重傷亡後仍不能攻克邕州。據越南史書記載：「知州蘇緘以城固守。我為飛梯以臨城，彼施以火炬，飛梯不能近;又以毒矢射之，城上人馬死者相枕。彼以神臂弓發，我之象軍多有殪者。城髙而堅，攻之四十餘日不能下。」
然而敵我雙方實力的懸殊註定了如果沒有外來力量的支援，邕州軍民再英勇也是難以一直抵抗下去的，更不必說擊退敵軍。蘇緘也清楚地知道這一點，戰事一開始他就派人向劉彝請求援軍，劉彝派遣張守節帶兵救援。然而不知是因為蘇緘曾指責劉彝對交趾之患負有責任導致劉彝心生間隙還是張守節自己臨陣畏戰，其竟帶領援軍逗留不前。無奈之下蘇緘又向提點刑獄宋球告急求助。宋球見到書信大驚，連忙督促張守節救援。張守節這才出兵。不料張守節的援軍在半路就被交趾軍殺了個猝不及防，全軍覆沒。張軍的覆滅意味着邕州就此成為孤城，軍民期盼援軍解圍的希望也就此破滅。
邕州城這邊，進攻的交趾軍一直沒有好辦法立即攻克邕州。交趾軍曾嘗試了多種手段，如對被俘宋軍中善於攻城的士兵加以利誘，命其製作雲梯，又派他們攻澗濠，上面蒙上布做掩護。但是這些手段都被蘇緘設法一一破解。面對官兵傷亡越來越慘重，而邕州城依然屹立不倒的現實，交趾軍一時無計可施，甚至考慮退兵。然而張守節援軍被消滅的消息堅定了其繼續攻城的信心。最後，降軍中有人提出了「囊土傅城」之計，即用袋子裝土堆在城牆外邊，當土袋子堆得高達數丈時，交趾軍再踏着土堆湧上城頭。猛攻之下，孤軍奮戰了四十二日的邕州軍民終於抵擋不住了。熙寧九年(1076年)正月，邕州城破。
城破之後，蘇緘抱着「吾義不死賊手」的信念，返回家中殺死全家三十六口，然後縱火自焚。交趾軍進入邕州城後遍尋不見蘇緘屍體，又因城中軍民「無一人降者」，竟慘絕人寰地屠盡城中軍民共五萬八千餘人，老弱婦孺，僧侶道士皆不能倖免。屠城之後，交趾軍又將邕州城拆毀，用以填塞邕江。邕州原本為宋代南方最繁華的城市之一，此戰下來，人煙絕跡，一片荒蕪，成為死城。加上之前在欽廉二州等地的屠殺，交趾軍至此總計屠殺廣西軍民近七萬人，其中軍人僅佔四、五千人，其餘大部分都是平民，占當時廣西全省人口的近二十分之一。
三、何以慘敗?
回首熙寧年間這場戰爭，儘管北宋隨後展開反擊，並使得交趾被迫求和，但北宋軍隊在整場戰爭中的表現並不理想，尤其是在神宗派遣郭逵率軍南下之前，除了邕州城軍民拼死一戰，沉重打擊了交趾軍之外，其餘各處幾乎是一觸即潰，甚至沒能在史書中留下一星半點關於抵抗的記錄。為什麼廣西的北宋軍隊會如此不堪一擊，邕州之戰又為何會以慘敗告終呢?恐怕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一是北宋「重北輕南」的整體國防戰略導致南方軍事實力不足。五代十國時期，後晉皇帝石敬瑭為求得契丹援軍，將北方「幽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自此中原王朝失去了一道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在華北地區面臨着無險可守的尷尬境地，北宋自然也不例外。契丹王朝國力強盛，並且一直有進軍中原的野心，北宋輔一建國就與契丹戰事不斷。儘管澶淵之盟以後宋遼之間基本再無大的戰事，但來自契丹的軍事壓力卻始終懸在北宋君臣心上，北宋不得不將國防力量的一大部分用在北方邊界。宋太宗年間崛起的西夏讓北宋的國防壓力進一步雪上加霜。與西夏的幾次戰爭不但沒能將其消滅，反而讓西夏得到了靈州、涼州等西北重鎮，實力不斷增強，嚴重威脅北宋安全。北宋又不得不分派大批軍力駐防西北，與西夏對峙。相比之下，南方的大理、交趾儘管也是割據一方，但國家實力遠弱於北宋，且從一開始就採取對北宋主動稱臣納貢的臣服態度。雖然兩國也時有邊境挑釁行為，但畢竟客觀上沒有實力向北宋發起全面進攻。「北強南弱」的基本周邊態勢決定了北宋政府必須採取「重北輕南」的國防戰略。
除此之外，有鑑於五代十國時期軍人亂政導致政權更迭頻繁的現象，北宋從一建國便確立了「強幹弱枝」的國家政策，將國家軍隊的相當一部分留駐京師。由於這兩點因素，北宋將最具戰鬥力的禁軍都集中在京師和北方邊境，南方則基本靠地方官兵和峒丁、土丁負責防務。例如北宋在廣南西路所布署的軍隊有禁軍、廂軍、鄉兵(峒丁、寨丁、土丁、保丁)等編制，不過禁軍人數極少，由廂軍作為軍隊主力。但即便如此軍隊人數也是極為有限的。邕州為北宋時期南方大城，守城之時尚且僅能聚集兩千餘官兵，可以想見廣西其他城寨兵力之不足。軍隊絕對數量的不足決定了哪怕宋軍士兵個個戰力超群，在數量占絕對優勢的敵軍面前也是「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廣西絕大部分士兵並非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精銳禁軍。
熙寧之前，北宋政府尚有恢復漢唐故土，於交趾置郡縣之雄心，因此對南方交趾不能說完全不重視。只是北方更為沉重的現實壓力決定了北宋無法將更多精力用在交趾，只能用羈縻政策予以應對。交趾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敢於謀劃入侵北宋。
二是北宋政府對交趾侵略擴張的野心估計不足，更沒有預料到交趾竟敢「批逆龍鱗」，大舉進攻宗主國。從邕州之戰中蘇緘能夠以四千對十萬並抵抗四十二天和此戰後北宋政府能夠很快派遣大軍南下並迅速降服交趾來看，首先北宋並非缺乏實力與交趾對抗，主動進攻或許力量不足，但在廣西地區實行被動防禦實力仍綽綽有餘;其次從京師派大軍南下並未影響到北方防務，也沒有出現之前有大臣所擔憂的「國家銳意南討，而忽於西邊北邊之備設，萬一有乘虛掩不備之寇」的情況，這也說明多調撥一定的兵力加強廣西防務並非一定會影響國防大局。相反，如果戰前廣西軍力稍有增補，交趾軍也斷不會在入侵初期勢如破竹，大肆攻城略地。之所以會有如此局面，關鍵是因為北宋政府從來就沒有想過認真防備小小的交趾對自己發動大規模進攻。交趾從李朝之前的丁朝、前黎朝時期就已經「負阻山海，屢為寇害」，李朝建立後，其對北宋的侵擾更是變本加厲，地方官員對交趾侵襲的奏報也屢見於史料。但畢竟兩國體量差異之巨大擺在那裏，因此北宋政府始終認定交趾不會如此「自不量力」。即使在熙寧戰爭爆發前不足一月，神宗因出現彗星而「以安南為憂」時，執掌軍政大權的王安石仍然「以為不足虞」。朝廷如此態度，廣西的地方官員也大多對交趾可能的入侵不以為意。上文提到的邕州知州蘇緘曾向連續兩任執掌廣西的官員上書示警，但都未獲重視便是一例。因此北宋也就一直沒有真正重視廣西防務。
北宋錯誤判斷交趾進攻意圖也與情報不靈，掌握信息落後有關。自北宋真宗景德年間至神宗熙寧年間的七十多年裏，「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神宗時北宋君臣腦海里的交趾還是太宗淳化年間遣使所了解的「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堪用，勢不能為中國患」的形象。殊不知經過幾十年的穩定建設，熙寧時的交趾已經是「城柵隍塹乃有數重，兵力民眾必益充足，頗略旁近占城等諸小國，事勢設施比前為強大」的全新氣象了。
神宗即位後，交趾愈加猖獗的侵擾總算讓北宋政府不得不注意加強廣西防務，這才有了先後派沈起、劉彝到廣西推行保甲，操習水軍，禁絕交趾貿易等行為，以期震懾交趾。然而大概是李朝統治者認為若廣西防務果真加強則再無機會大舉入侵，因此趁北宋防務整頓尚未成形之際一舉揮師北上。
三是廣西地方官員之間、官民之間關係失和，遇有危機常常互不援助。先後坐鎮廣西的沈起、劉彝二人一方面「一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無端加劇交趾猜疑，另一方面又並不認真全面地整頓防務。這些舉動令很多廣西地方官員不滿，蘇緘就曾公開指責二人「致寇又不救患」。此外當時正值王安石變法時期，朝野上下的官員分裂為新舊兩黨，雙方尖銳對立。二人作為「新黨」成員免不了與地方「舊黨」官員更多一層矛盾，加劇了彼此間的不和。戰爭打響後許多地方官員或是迅速逃竄或是作壁上觀很難說沒有相互之間關係失和的影響。
另外，廣西屬於少數民族眾多的地區，民族構成極為複雜，再加上地處偏遠，氣候惡劣，北宋朝廷無力全面掌控，只能採取「以夷制夷」的羈縻政策。儘管北宋政府對地方少數民族勢力多有籠絡寬撫，但實際上仍對其猜疑甚重。交趾入侵後北宋政府本應和廣西地方少數民族有着抵禦外敵的共同意願，但神宗在趙禼領兵南下之前，卻囑咐他「王師之南，宜選募勁兵數千，擇梟將領之，以脅諸峒，諭以大兵將至，從我者有賞，其不從者按族誅之。兵威既振，先脅右江，右江既附，復脅左江，兩江附，則諸蠻無不附者，然後以攻交人」。可見北宋非但沒有把地方少數民族視為可靠的同盟軍，反而將其當做應該首先提防的對象。另一方面地方少數民族勢力對北宋政府也並不信任。交趾入侵之後，除了邕州、欽州、廉州等附近的少數民族武裝配合官軍作戰外，其餘武裝基本都是敵不來則不動。據史料記載，交趾軍在久攻邕州不下的情況下，也曾經想繞過邕州向北進攻，但是其中2萬進攻北部的交趾軍迅速被廣西少數民族武裝擊敗，從此交趾再不敢北進，而集中全力圍攻邕州。可以想見，如果廣西地方少數民族勢力能與官軍相互信任，攜起手來，共同抗敵，憑廣西自身力量擊敗交趾大軍並非沒有可能。
邕州之戰並非必然要以慘敗告終，其中的人為原因也確實值得深思。但是平心而論，「重北輕南」的國防戰略對北宋來說是無論如何不能變更的，這關係到北宋王朝的生死存亡;苛求北宋政府對交趾的進攻提前預知並做好準備也是有些不近人情的，廣西離京師萬里之遙，通信往來極為困難，況且交趾的計劃就是不宣而戰，也不會讓北宋輕易探知相關信息;至於地方官民不和這一點，以北宋的實力能夠保住廣西不失，控制廣西少數民族及地方豪強不脫離北宋而獨立已屬不易，又如何有精力去進一步加強地方政府執政、控制能力呢?可以說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並沒有給北宋留下太大的轉圜餘地，邕州之敗留給北宋以及我們後人的恐怕更多的還是無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