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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如此必勝?!圖

—自大和仇恨會蒙蔽雙眼

作者:
廖保平/比如中國人反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對武士道又有多少了解呢?又有多少人知道武士道的「義」、「勇」、「仁」、「誠」,其實是淵源於中國的孔孟儒家?比如中國人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厲鬼信仰?據學者李長聲先生研究,厲鬼信仰認為抱怨、銜恨而死的人會變成厲鬼,置之不理就會為害,用酒食祭祀,能使之轉化為正能量,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安撫厲鬼,它和我們理解的祭祀有一定的區別

2014年7月25日,是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紀念日,在那場影響兩國前途命運的對決中,中國為什麼會失敗,日本為什麼戰勝,已經有汗牛充棟的研究,大到政治體制,小到戰術運用,累無遺漏。然則聯繫今天的現實,我感受很深的一點,就是國人對於對手的學習和了解十分欠缺,不止在兩個甲子前那場戰爭中如此,現今仍如斯。

對於日本來說,甲午戰爭是場蓄謀已久的戰爭,在戰前七年就已拿出了戰爭方案。為了摸清中國的底細,研究中國國情,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本派間諜到中國搜集情報,對中國里里外外、尤其軍事進行了充分的了解、學習和分析,最後完成了《征討清國策案》。

在戰爭過程中,日本仍然通過多種渠道,從各個方面、層次獲得中國的情報,掌握中國的軍事動向,做到應對有餘。而中國對日本的國情了解得非常淺浮,情報掌握的少得可憐,所以也有人說,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也是情報戰的失敗。可在我看來,這不叫情報戰的失敗,叫學習戰的失敗,是開放好學打敗了封閉自固。

日本的《征討清國策案》已經說了,「今日清國之人民,只知有本國而不知有外國,沿襲自尊自大之舊習,且疏於天下之形勢,乃無智愚昧之人民。」這個判斷是比較準確的,當時的國人盲於世界、聾於周邊,對世界各國一知半解,而且所了解的信息多是過濾、扭曲、片面的信息。對東鄰日本更是心存蔑視,視之為「蕞爾小國」、「蠻夷小邦」,裝聾作啞,沒有了解學習的興趣。

曾任清朝駐日使館參贊的黃遵憲,可謂當時最了解日本的人,他撰寫的《日本國志》,對日本作了百科全書式的介紹,他於1889年將書稿呈送給李鴻章和張之洞,兩位大臣向總理衙門推薦出版,但直到甲午戰前該書都沒能出版。等到在戰爭中被打得落花流水,才想起要了解學習日本,出版了此書,但為時已晚。時人說,「此書早布,可省銀二萬萬兩(賠款)。」這實在是誇張之詞,一本書救不了一個垂死的帝國,但卻真實地反映了國人「自尊自大之舊習,且疏於天下之形勢」的睜眼瞎狀態,不願意「看世界」,不願意向先進學習,或是學習也只是學點皮毛,做不到知己知彼,不吃敗仗幾無可能。

二戰期間,同樣與日本打仗的美國,為了更好地管制即將戰敗的日本,美國政府專門委託學者魯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這個民族,最後得出一個研究報告——《菊花與刀》,成為不光是美國人,而且成為世界上很多人了解日本的一把鑰匙。

盲目自大會蒙蔽雙眼,盲目仇恨也會蒙蔽雙眼。時至今日,仍然有許多大陸人對日本仍抱着「蕞爾小國」、「蠻夷小邦」的自大心理;除此之外,還增加了仇恨心理,極端仇日反日,可謂是雙重蒙蔽。中日要是再來一場戰爭,中國可能還會因不能知己知彼而一敗塗地。

日本對中國有過侵略和屠殺,要讓中國人做到不仇恨是困難的,但是從官方到民間極力宣揚、灌輸仇恨的民族情緒,卻極少宣揚灌輸理性思維;將民眾的仇恨情緒當作工具來使用,固然可以成為政府應對國際局勢的手段,但仇恨心理也讓民眾對日本的一切採取排斥心理,不屑於了解和學習對方,只會條件反射式的反對,最終又要成為井底之蛙。

比如中國人反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但對武士道又有多少了解呢?又有多少人知道武士道的「義」、「勇」、「仁」、「誠」,其實是淵源於中國的孔孟儒家?比如中國人反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的厲鬼信仰?據學者李長聲先生研究,厲鬼信仰認為抱怨、銜恨而死的人會變成厲鬼,置之不理就會為害,用酒食祭祀,能使之轉化為正能量,參拜靖國神社就是安撫厲鬼,它和我們理解的祭祀有一定的區別。

舉這兩個例子是想說,國人現在對日本的了解和學習,未必比120年前的人強多少,當執政者對自己的道路、理論、制度十分自信,認為創造了「宇宙真理」,反對「言必稱西臘」,就跟120年前的人沒有兩樣:「皆恥言西學,有談者指為漢奸,不齒士類」;當中國憤青們強烈抵制日貨,打砸日貨,企圖對日本採取完全的排斥態度時,學習研究日本,說日本這好那好,會被他們認為是漢奸,這也一定程度形成學習的負激勵,打過敗仗不可怕,這種強迫的或是自我繳學習之械的愚蠢做法,才最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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