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財神出事，讓我驚心之處，不是「大密度寫作」，而是他被抓的地點：公寓，以及被捕的誘因：被群眾舉報。現代社會，私隱空間越來越小，私隱保護的難度越來越大，但要舉報別人在公寓裏的活動，還是比較困難，何況，當事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行為的性質，一定不會敲鑼打鼓、張明八榜地將自己的活動亮在方便觀察的地方。要舉報對面鄰居在露台上種南瓜(作為一個被工作佔用了大部分時間的植物控，我對此嫉恨不已)，非常容易，但若要準確舉報鄰居在臥室里的不道德，難度極大。電影《後窗》裏，受傷記者架起一個望遠鏡，對面公寓的一格一格窗子，就成了活動舞台，偷情殺人任由觀看，這是電影賦予的透視功能，現實中絕無可能。
聯想這幾年的若干事件，卻不能不覺得，當事人幾乎是活在透明後窗里。滿文軍被抓是在私人聚會上，張元是在工作室，含笑是在自己家裏，李代沫是在自己租住的房子裏，都屬私密場所，卻能遭遇精準打擊，非近身的關係，做不到這點。
答案或許只有一個，身邊人驟然發威。所謂「群眾」可能並不是茫茫人海中，面目模糊的一員，而是各懷心事的身邊人中的一個。
中國人歷來認為，「發人陰私」是不道德的，中國法律傳統中，有「親親相隱」之說，西方人也提出「至親不舉證」。儘管，在「親親相隱」的對面，也站着一個「大義滅親」，我們的法律價值觀，也長期向着「大義」傾倒，但2012年3月25日，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做出規定：「除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親屬有拒絕作證的權利。」為的是給人性和倫理留一點空間。
當然，成文的規定里，用「近親」限定了有這種迴避資格和騰挪空間的人——得是配偶或者有血緣關係的親人，人際圈的其他人，並不在其中。但它所提出的倫理命題，倒也可以適度延伸，人該不該去揭發自己的朋友同事，如果對方的行為並沒傷天害理，並沒威脅到世貿中心的安全。
人們心裏其實早有答案。滿文軍事件後，被懷疑是告密者的某明星，竭力證明自己的清白;寧財神被警方控制後，有消息說這和張元導演有關，張元工作室立刻做出澄清，說明人們都知道，那角色在世人眼中，會得到怎樣的評價。
我不認為吸毒有理有益，尋找靈感說值得推敲，但在毒之沉重之後，卻有人生的另一份沉重，兩份沉重，給身為圍觀者的我，帶來的是同樣的重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