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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軍閥段祺瑞時期言論自由將中共打出原形

—北洋軍閥時期言論自由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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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人奪取了政權。悲哀的是,靠辦報和辦通訊社起家,受惠於言論自由的革命者們,當他們執掌權力之後,卻遠沒有軍閥段祺瑞們的豁達和自信,徹底摧毀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表達自由,倒退到了慈禧以前的時代,連慈禧都不如。半個多世紀了,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胡適、魯迅這樣的巨匠,也沒有出現茅盾、老舍、沈從文這樣的大師,更沒有什麼文化的繁榮。

限制輿論的做法不適合共和國的國體,對輿論應先採取放任主義,以後視情況再說。

這是北洋軍閥政府的掌門人段祺瑞總理在研究開放報禁的國務會議上的拍板表態。

段祺瑞是一個共和意識比較強的軍人政治家。這可能與他曾經留學歐洲有關。他在辛亥革命中和之後的民國初期對中國共和制度的建立與維護做出了貢獻。

辛亥革命時,他做為朝廷派到武漢前線鎮壓革命的軍事指揮官,到任後一反前任馮國璋對起義軍猛衝猛打的做法,儘管當時北洋軍在軍事上處於絕對優勢,但他卻下令停戰,並領銜46位高級軍官給朝廷髮長篇電報,要求清廷順應民意實行共和。特別是1912年2月5日,段祺瑞與部下聯署發電報給中央,威脅清廷,如再不實行共和,將「率全體將士入京,與王公剖陳利害。」等於下了最後通牒。這對推翻清朝統治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是強有力的最後一擊。7天後,清皇室宣佈退位。

主旋律的學者們不認為軍閥會有什麼共和意識,他們說段祺瑞逼宮是為其主子袁世凱奪權效力。但是不要忘了,當袁世凱決定稱帝的時候,段祺瑞也是極力反對的,儘管他是袁世凱一手栽培提拔起來的,他的夫人還是袁世凱的義女,但他在袁世凱決定當皇帝的時候即公開表示反對,並稱病辭去了陸軍總長回家,寧可不當官,也不當媚權的反動派。在各地反對袁世凱稱帝起兵之後,袁世凱要他出山幫助維持局面,他提出的條件就是撤銷帝制。

段祺瑞第三次維護共和是在張勳率領辮子軍打入北京復辟清王朝期間,段祺瑞在天津組織了反覆辟的軍事聯盟,打到北京,一舉粉碎了復辟的鬧劇。所以,有人說段祺瑞有「三造共和」之功。

段祺瑞也是個比較清廉的政治家,儘管他被官史定性為反動軍閥,但在對待共和對待言論自由的態度上,他遠比那些不反動的偉人要進步得多。

1916年袁世凱死後,中國進入了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直到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政府。北洋軍閥統治期大約一半的時間,中央政府實際上是以段祺瑞為核心的。

袁世凱死後才一個月,段祺瑞就廢止了袁氏頒佈的限制公民權力的諸多法令,包括《報紙條例》,徹底開放了報禁。政府允許被袁世凱查禁的所有報紙復刊。隨後又恢復了辛亥革命時的《臨時約法》和國會。

在討論廢止《報紙條例》的國務會議上,有人擔心放開報禁會亂套,反對放開言論自由,段祺瑞說了本文開頭那段話,拍板放開報禁。中央政府內務部還對各省市地方政府發出兩次通告,要求:現在時局正適合充分表達民意,發揮輿論作用,此前所查禁的各報一律解禁。

正是由於段祺瑞主張放開輿論,對言論自由採取放任、寬容和豁達的態度,使得北洋軍閥時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最燦爛的時期。大肆宣揚科學與民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在那個時期;胡適魯迅等文化巨匠和20世紀中國文化界最優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個時期嶄露頭腳。

言論自由是一個民族釋放能量的前提,如果段祺瑞將言論自由完全禁錮了,要求所有的媒體都必須按照軍閥政府的部署發聲,新聞工作者也必須由軍閥們信得過的在政治上與其保持一致的人擔當,新文化運動就不可能發生,文化領域裏的巨匠也不會產生。

儘管北洋軍閥的統治也是專制統治,也不會有徹底的言論自由,具體情況隨掌權的軍閥是開明還是殘暴差異比較大,但由於段祺瑞開了個好頭,總體上來說要比袁世凱時期好得多,比以後的國民黨時期也好得多,比國民黨以後更是好得多。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也是共產黨醞釀和創辦的時期,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活動家都是在那個時期由辦報紙走向政治舞台的。

「先有報,後有黨」。這是對中國共產黨創辦過程的描述。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就是通過辦報紙被蘇聯人注意並與之聯繫的。蘇聯人通過他們傳播了布爾什維克主義,培養和匯集了中國最早期的共產主義分子。

陳獨秀和李大釗都在日本留過學,也都在著名的報人章士釗的手下做過報紙編輯或撰稿人,陳獨秀到北大做教授,李大釗到北大做圖書館館長,也都是章士釗向老朋友蔡元培推薦的。

陳獨秀在袁世凱時期創辦了《青年雜誌》,到了北洋軍閥時期改名為《新青年》,並從上海搬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們輪流擔任主編。當時,《新青年》是中國最革命的刊物,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子低下,《新青年》刊登了許多激進的政論文章和文學作品,如李大釗的《布爾塞維主義的勝利》,魯迅的《狂人日記》和蔡元培的《勞工神聖》等。《新青年》對文化的普及有一個重大的貢獻,就是發表了胡適寫的被譽為白話文聖經的《文學改良芻議》,奏響了文學革命的序曲,引發了白話文運動。

那時,李大釗還創辦了《晨報》和《每周評論》,宣傳十月革命,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在湖南先後創辦和主編了《湘江評論》、《新湖南》,周恩來在天津先後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和《覺悟》。他們宣傳革命,鼓動造反。

在我們的印象中,北洋軍閥統治既反動又蠻橫,暗無天日。但他們卻放開報禁,允許民間辦報,允許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辦報,公開宣傳不同政見,甚至鼓動「顛覆國家」。儘管軍閥們不高興了會封報紙,但這些革命者可以繼續辦報。《湘江評論》被封了,毛澤東再辦《新湖南》,《天津學生聯合會報》被封了,周恩來再辦《覺悟》。

那時候的報紙可以刊登抨擊政府和軍閥的文章,一方面表明那時候的辦報人敢說真話的大無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表明軍閥在控制輿論方面的寬鬆。

舉個例子,著名報人成舍我主編的《世界晚報》,敢於主持正義,批評時政,批評北洋政府。1924年5月7日,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集會,記念21條國恥日,被軍警打傷了幾十人,《世界晚報》當天晚上就頭版頭條報道,嚴厲譴責政府,問責部長,強烈要求懲辦兇手。當時有人甚至可以在報紙上直截了當地指責軍閥統治「名為共和,實為專制」。報紙敢公開與政府作對,在今天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再舉個例子。1926年3月18日,共產黨李大釗趙世炎等人組織北京學生為了抗議八國通牒而到段祺瑞的執政府門前示威,政府衛隊開槍打死47人,打傷200多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後,立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隨後發出政府撫恤令,對死難者進行撫恤。但政府為了推卸責任,還是把學生說成是受到共產學說和赤色分子挑唆的暴徒,說衛隊開槍是因為學生搶奪槍支,由於學生先開的槍,衛隊才自衛還擊,並不是政府下令屠殺示威者,段祺瑞事先並不知情。

但由於那時候輿論陣地沒有掌握在執政府的手裏,京城報紙一致譴責政府屠殺愛國學生的罪惡行徑。《京報》《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京報副刊》等大篇幅地連續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慘案真相,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啓超、朱自清、聞一多等文化名流也著文譴責北洋軍閥政府,魯迅連續發表7篇文章,把三一八稱作民國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憤怒的輿論傳達了沸騰的民意,最終導致內閣總辭職,段祺瑞的政府被迫下台。

由此可見,如果不控制輿論,槍桿子單槍匹馬維護政權是很難的。難怪馬基亞維里清醒而深刻地指出,專制權力的維繫必須同時依靠暴力和謊言。

土匪出身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張宗昌給北洋軍閥執政時期留下了摧殘新聞自由的大污點和惡名。他們1926年殺入北京時,殺害了兩個著名的報人,一個是《京報》社長邵飄萍,另一個是《社會日報》的主筆林白水。這是中國新聞史上極其悲慘的事件。

邵飄萍是張作霖下令殺害的,罪名是「勾結赤俄,宣傳赤化」,而真實原因是邵飄萍此前支持了與張作霖交戰的馮玉祥和叛變張作霖的郭松林,因而被張作霖殘忍地殺害了。

林白水是被張宗昌以「通敵有證」的罪名殺害的,但他被殺的真正原因是敢於說人話,說真話,他不畏權貴不怕強暴,面對殘暴的土匪出身的軍閥依然敢唱反調,揭老底,他在報上撰文揭露了張宗昌及其親信的劣跡,譏諷抨擊了軍閥。由此引來了殺身之禍。

林白水是中國新聞人的楷模,他的一句名言應當做為中國所有新聞人的永恆的守則,他說:「新聞記者應該說人話,不說鬼話;應該說真話,不說假話!」

兩個土匪軍閥在不到100天的時間裏殺害了兩個著名的報人。奇怪的是,他們卻不封報紙。他們的原則是「只殺報人,不封報館。」為什麼呢,他們的邏輯非常可笑,殺人而不封報,就不算摧殘輿論。由此也可以看出,土匪出身的軍閥也把摧殘輿論看得比殺人還惡劣。

張作霖和張宗昌也都沒有好下場。張作霖被外國人炸死了,張宗昌則是被仇人刺殺了。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歷史上留下了永久的惡名,是惡的象徵。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家由外國人創辦的對中國歷史影響極其巨大的通訊社必須被提及,這就是1920年7月由蘇聯人在上海創辦的《中俄通訊社》。

這家通訊社是蘇聯人為了策動中國的赤色革命而創辦的,其本意不是為了做新聞,而是以通訊社為掩護,在中國尋找共產主義的代理人,培訓共產主義者,組建共產黨。

蘇聯人魏金斯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創辦了這家通訊社。他與助手楊明齋帶着上級的指示和鈔票,懷着發動中國革命的偉大使命來到了上海。楊明齋是一個去俄羅斯謀生的中國人,在俄羅斯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隨後被派回中國發動革命。

魏金斯基是一個工作效率很高的活動家,1920年8月,也就是《中俄通訊社》開張後1個月,他就組建了中國共產黨的上海發起組。1年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誕生。

《中俄通訊社》實際上還是中國的第一個「黨校」,它培訓了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同時它也是一個留學「中介」機構,招了不少熱血青年,送到俄國去接受共產主義教育。《中俄通訊社》把馬克思的那一套,斯大林的那一套,顯然,也應當看作是西方的那一套,帶給了中國,也選拔和培養了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革命分子。一個小小的通訊社,能量巨大,把中國前行的方向扭到了布爾什維克的軌道上。當然,它的背後是一個擴張性極強的帝國和「主義」。

二十九年以後,蘇聯人在中國播下的種子開花結果了,共產黨人奪取了政權。悲哀的是,靠辦報和辦通訊社起家,受惠於言論自由的革命者們,當他們執掌權力之後,卻遠沒有軍閥段祺瑞們的豁達和自信,徹底摧毀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和其他表達自由,倒退到了慈禧以前的時代,連慈禧都不如。半個多世紀了,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胡適、魯迅這樣的巨匠,也沒有出現茅盾、老舍、沈從文這樣的大師,更沒有什麼文化的繁榮。茅盾順從了,老舍投湖了,沈從文去研究服裝了。倒是出了一些宮廷名導、含淚大師和幸福鬼,自我讚美的無恥術和歌功頌德的媚權術與時俱進了,真是悲哀悲哀悲哀呀!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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