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了好幾次電話，聞其聲未見其人，總覺遺憾!想不到昨天(2012年5月19日)，他千里迢迢專程來京看望我。相見一個擁抱，幾聲平安，我們都活得很好，相慰晚年幸福。
他和我都是對《往事微痕》寄有很大的希望。他說前蘇聯「古拉格群」那本書，已成為今天俄羅斯的教科書。他堅信「往刊」會留在中國的歷史上。
由於我們經歷相似相近，有生之年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放棄毛澤東思想，切勿再回到「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老路。執政的中共要尊重人權，應給公民起碼的言論自由與寬鬆的生存空間，讓他們自由自在的生免於恐懼和驚嚇。
他長我三歲，乍看去比我年輕有精神，只是眼睛與耳朵不如我。他出身窮苦，少年當過酒廠的學徒，能喝上幾杯，故性格豪爽。土地改革成份是貧農，全家兄弟四人分得三畝二分地。他兩個哥哥在「解放前」與地下黨有接觸，常為地下黨秘密工作，「解放後」鎮反時當地要處決一個汪偽時的區長和幾個反革命，他大哥去找當時的縣長說是好人，結果弄得來天天要他寫檢查，那時大哥正患嚴重肺結核病，折磨得死去活來，很快死去。後來才知道這位被處決汪偽區長，是黨派去的地下工作人員，因是單線聯繫，無人證明，說不清楚。二哥早年入黨，因受他右派影響不能晉升。
這麼一個根紅苗正的窮該子，怎麼成了「反黨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呢?始於性格與認識。他是個天生崛強的性格，是個寧折不彎的硬漢子。自幼好學，喜歡讀書，51年師範畢業分配到一所中心小學去教書，為學校舍事向領導提意見，被當場拒絕，要他檢查，他拒絕，並於1953年公然報考高等院校。按規定，在職教師不能報考大學，他便辭職去考，而且考上了，分到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想不到1957年反右時，北師大是重災區，而中文系是重中之重。他知道這個運動是整人的，便有意迴避，不但不寫大字報，在嗚放座談會上也不發言，還勸別人少說為佳，結果莫明奇妙地成了系裏「苦藥社」的「軍師」。在劫難逃，榜上有名。
在交待問題時領導問：你是貧農，共產黨解放了你，讓你有飯吃，你為什麼還要「反黨」?他不值一屑地回道：我不反黨，也不是靠共產黨解放我，不靠共產黨吃飯。我是自已解放自已，靠自已穿衣吃飯。面對「無藥可救」的他，領導上又找不出其它證據，只好發配到遼寧省岫巖縣一個學校去教書，但縣上不按政策辦事。在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再次「下放」到一個農場去「勞動改造」。
那改造歷史與全國五七難友一樣，吃不飽穿不暖，成天勞動，成天餓着肚子，過着非人生活。「文化大革命」中還被造反派抓出來批鬥，胸前掛個「右派反軍黑幹將」的大木牌。他為什麼了成了「反軍黑幹將」呢?是他私下向人說，「軍隊支左要引起武鬥」，別人立馬去立功檢舉。後來他的預見成為事實，但是共產黨沒有獎勵他。
不過他和許多五七難友最大不同點，他回憶得最多的不是苦難，而是在那段苦難歷史中幫助過他的人。他說，在他餓得快要死的時候，正是收穫花生時節，管理他的輔導員悄悄向他說：薛若安，肚子餓就拿點吃，但不能拿走。也許這些花生挽救了他頻臨死亡的生命，所以他永遠記得這位輔導員，可能出於人性關愛生命的原因，對他有過關照。另一位是縣委宣傳部長，常常在暗裏保護他，使他避免了許多危險。但這位部長卻成為「右傾機會主義者」，而受到殘酷的迫害與打擊。
1979年，他得到「改正」，好容易爭取回到家鄉無錫後，曾多次去尋訪看望這些有恩於他的人。可惜他們都走了，留下難以回報的遺憾。
這就是我們的難友薛若安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