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了。母愛是永恆的，但我的兒子死了!在他慘遭殺害後，我這樣計算着自己的生命：連兒離去半個月……一個月……一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到今年已經整整二十五個年頭了。在這漫漫長夜般的最初幾年裏，我多次徘徊在生與死之間，每每在那生死一念間，最最縈繞心田的常常是兒子的生與死——他是如何來到這人世間的?我們給予了他怎樣的愛?他因何而死、怎樣死的?他的死是否有意義、有什麼樣的意義?……這一連串的追問支持着我活了下來，仿佛只要我堅持着，兒子就沒有死。母與子的生命是相連的，這種相連的生命是偉大的，它不因愛子的離去而止歇、凋零，它只會變得更加深沉、厚重。
在這些年裏，連兒十七歲的短暫人生一遍一遍地在我記憶里復活。記得連兒剛剛離開人世時，我的七嬸史濟瀛女士曾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她說：「小連一生雖短，只活了十七年，但他活得充實、豐富，也幸福。他得到了家人對他全部的疼愛、全部的照顧。他死得又有意義：有人渾渾噩噩活了七十、八十，死了就死了，還比不上這孩子十七年的價值。」是呵!連兒只活了十七年，雖短促，卻甜美;他擁有人世間父母、兄長、老師、夥伴們對他的完整的愛，他也把自己全部的愛回報了父母、兄長、老師、夥伴們，乃至全人類。他無憂無慮、無私無畏、自由自在，對生命充滿了無盡的追求與美好的憧憬。他是帶着對生活、對人們(包括殺害他的戰士)的無窮盡的愛離開人間的。連兒這場短促而甜美的夢，曾經給父母那無盡痛苦的人生惡夢帶來過短暫的歡欣，也讓我們在後來的漫漫長夜中不斷地去尋找那美好的回憶，這或許是冥冥之中連兒為父母的餘生作出的安排罷。
循着這樣的安排，我自1989年6月以後即開始用文字斷斷續續地記錄這些回憶，通過這些記錄，從中重溫幸福和咀嚼痛苦，從中獲取力量。歷史的車輪嘎吱嘎吱地轉動着，至今已經轉過二十五年，每一年還會碾出新的血印，因為遲到的正義還沒有來到……我不是一個堅強的母親，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堅持到遲來的正義終將到來的那一刻;我只希望有一天，當我和連兒相見時，我還能把他緊緊地摟在懷裏，對他說：「兒子，我是這樣地愛你!」而我希冀着他這樣的回答：「我一直知道，媽媽，我也愛你!」……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此言不假。我自己的人生軌跡就驗證了這一點。
我三十剛過，便喪夫;三年後再論婚嫁，與蔣培坤最終結為夫妻。這段婚姻歷盡磨難;生養連兒，萬般艱辛，未及成年，殤於一瞬。隨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與苦難，既是命運的安排，也是我性格所使然。
我常常想要迴避當年那段不堪回首的經歷，但現在卻不可遏止地從我的潛意識裏一幕一幕地閃現出來。
那是在動亂的「文革」之初(1966年6月中旬)，全校學生和青年教工紛紛起來造校黨委的反，我與語文系的一些青年教工也「不甘寂寞」，於6月14日晚在人民大學城裏鐵一號小花園「連夜策劃」，第二天便趕到西郊貼出了一張「炮轟」當時主持學校工作的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孫泱的大字報(當時學校黨委書記、校長郭影秋在鄉下主持「四清」工作未歸)。大字報貼出後，我們一批教工立即遭到系總支書記俞××的批評壓制。沒幾天，我作為當時一個班的政治輔導員，被上面派來的工作組指定為系「文革」小組長。然而，又沒過幾天，即6月22日，我就被本系的一些「革命群眾」揪了出來，人大西郊北二樓後牆整個牆面貼滿了「炮轟」我的大字報，該報的大標題為：《不許保皇黨徒丁子霖竊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生以來，我第一次遭受到這般衝擊，從此我便被歸入了另類，被撤銷了「文革」小組長職務，成了系裏的一名「內部審查對象」。平時我周圍的一些同事都躲得我遠遠的，唯恐避之不及。無論我走在校園裏，還是去食堂吃飯，我都是孤零零獨自一人。我也很知趣，再也不去扎人家的堆了……到了1967年，我突然喪夫之後，又連遭大字報的無端攻擊，我的境況更加艱難了。在以後的幾年裏，不少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看着我獨自帶着5歲的孩子相依度日，也許有些看不過去了，我便受到一些人的同情和關心，多次成為「被作媒」的對象。最先對我表示關心的是同在語文系任教的前輩劉憶萱老教授。她祖籍湖南，終身未嫁，是個典型的老姑娘，平時給人一種冷冰冰、拒人千里的感覺。1968年軍、工宣隊進駐校、系後，因為她與我一樣是「內部審查對象」，除周末外，平時不能回家——人大城內鐵一號宿舍，住在人大西郊北樓的學生宿舍里，與學生一起按部隊的連、排、班編制，白天政治學習、搞大批判、作檢討、寫「揭發」「交代」材料。她與我被分配住在同一間宿舍，中午除了我們兩人外，還有一位系革委會副主任王××(也是同系教古漢語的助教)，另外，還有兩位，一位是與劉教授同教中國文學史的劉瑞蓮老師，另一位是外國文學教研室的茅於美老師(茅以昇的長女，茅于軾的堂姐)。傍晚她們三人都乘班車進城回家後，屋內就剩下我和劉教授兩人。「文革」前，我與劉教授不熟悉，所以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倆雖是「室友」，同出同進，去學生食堂打飯回屋共餐，彼此客客氣氣。人麼，相處久了就會漸漸產生感情，尤其是彼此之間又無任何利害糾葛。老太太比我年長二十多歲，富有人生閱歷，我想她定是從旁仔細觀察了許久，才下了幫助我的決心。
時間進入1969年10月，駐校、系軍、工宣隊搞的整黨已經結束，我在第二批黨員登記中恢復了中共黨籍。人大第一批200多名教工已經去了江西餘江縣的五七幹校，我們第二批也正作着出發準備。一天，劉教授神秘而又嚴肅地對我講：「丁子霖!我同你說件事：你丈夫去世也快兩年多了，我看你一個人帶着孩子不容易，再遠去江西生活一定更難。我想給你介紹個對象。這人是北京一個工廠的車間主任，年齡與你相當，為人不錯，曾有過一次婚姻，沒有孩子，你如願意，將來還可以不去江西幹校，與孩子一起留在北京生活、工作，機會難得，你好好考慮，不過有一點條件他不如你。」劉教授特別認真地提出：「這人是中專畢業，學歷可沒有你高。」
我心裏很清楚，劉教授完全是出於一片同情心，對於我們母子的愛護。面對老人的誠懇，我還是狠下心來謝絕了。當時我們正要赴江西，忙忙碌碌準備行裝，說實在的也顧不上這件事。她一再勸我，別先下結論，讓她安排見個面再說，我還是沒有同意。我的理由是萬一見了面，就不好拒絕了，反而會給她增加為難。
如今這位老人早已過世，但這番情意我永記心間。多年後我再回想起這事，猛然醒悟到，這也許是駐系工宣隊對我的特殊關照。當時工宣隊中有位姓郭的老工人師傅對我很關心，他們見我與劉相處不錯，常常形影不離地在一起，可能就托她出面來給我做媒。因為這位老太太平素深居簡出，很少與人來往，在北京從哪兒去認識什麼工廠的車間主任啊?
幾乎在與劉教授給我做媒的同時，我在「文革」中「死保」的一位「走資派」、系領導夫婦倆也來向我「說媒」了。當時正在緊張準備行裝赴江西的前夕，他們夫婦約我在積水潭醫院門診部見面，我以為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呢!見面後的那一番講話令我驚詫不已。
他們夫婦倆聽說我與蔣的關係很好，蔣還常常照顧我(蔣原來也是這位領導的下屬，而且蔣在文學研究班畢業時還是他親自決定將其留系任教的)，他們大概覺得我們兩人在一起不合適，於是想給我另找一個對象。
我同蔣的認識純屬偶然。蔣原畢業於上海華東師大，1961年9月考上了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語文系合辦的文學研究班;1964年7月畢業。蔣於第二年1月留在人民大學語文系當助教，幾個月後便去北京西北郊蘇家坨、香山等地搞「四清」。而我於1964年9月至1965年5月在陝西長安縣農村參加「四清」。此前在校園裏見了，誰都不認識誰。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人大校園裏鬧得如火如荼、沸反盈天，我受衝擊後，成了不受歡迎的「孤家寡人」。蔣剛從香山返回學校，摸不清楚幾天來校、系發生了些什麼，也許是書生氣，不知深淺，也可能是出於一種同情心吧，在食堂碰到獨自用餐的我就搭個話茬，有時還會與我坐在同桌吃飯。一來二去，慢慢就熟悉起來。1966年底，我被「紅衛兵」第一次抄家後，不得不加入當時的一個群眾組織以求保護。我申請參加的「戰鬥隊」，正好與蔣是同一個「戰鬥」組織。在以後的三年時間裏，我獨自帶着一個5歲的孩子，困難多多，還不時要躲避「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揪鬥，蔣總是給予我諸多幫助。因此，我們相互之間就漸漸建立起了感情和信任。
那天在醫院門診部這位領導對我說：「世界上有些事不能感情用事，應該從利害來考慮。」當時聽了，我覺得這話裏有話，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相信這話是出自我一貫尊敬的老領導、老革命之口。我當即表示不能苟同。我說：自己沒有做錯什麼，我喪夫兩年多，沒有人幫我，蔣願意幫我，我與蔣之間的感情是真摯的，我現在不會提出與蔣結合，蔣雖然多年前提出與妻子離婚，但一直沒有離成，我可以等他。我一邊回答一邊心裏暗想，要是當初從「利害」考慮，我就不會挺身而出「死保」他，因而得罪了一大批要打倒他的師生，但終礙於情面沒有說出來。接着他們轉到正題：希望我考慮與當時剛離婚的人大黨史系權威××結合。我知道他與××是好友，原來他們夫婦是替××當說客來了。他所說的「利害考慮」，除了政治風險外，當然包括經濟上的考量。當時××已獲「解放」，是人大有名的高級教授，嫁給了他，雖然要同去江西五七幹校，但不僅我們母子倆經濟不再拮据，而且在蘇州貧病交加的老父親也會得到很大的實惠，雖然這位老教授的年齡已與我父輩相差無幾。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只覺得心中隱隱作疼。那次在醫院與老領導夫婦的談話不歡而終，也許在他們看來我是一個不識時務、不諳實際的人。
於是，1970年4月，我兒子隨我，包括那位老領導以及他所介紹的那位老教授都同一批下放到江西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去了，而那位劉老太(劉教授)則受到照顧留在北京養老，免去了勞役之苦。
這一系列「說媒」活動到了江西也未停止，我赴江西後被分配在幹校的修路隊。當時幹校茶場的勞動力緊張，一到春天忙於採茶的季節，常常要抽調修路隊的女隊員去協助。一天傍晚時分，我們冒雨突擊幫茶場採茶，收工歸來在食堂等着就餐時，我聽到食堂外有人呼喚我的名字，說是有人來找我。我出去一看，原來是遠在五里地以外的三連五七戰士××。他來找我做什麼呢?自從「文革」初期他同一些人帶頭貼我的大字報把我打成「內部審查對象」以後，我就一直沒有理睬過他。此人1960年從人大畢業後和我分配在同一教研室，他還被指定為教研室的黨支部副書記。到了五七幹校以後，我們從未見過面。那天我見到他時滿腹狐疑，他倒滿不在乎，滿臉堆笑地對我說：「丁子霖!我給你做媒來了，對方也是你熟悉的人，倫理教研室的許××，他妻子已去世，但沒有留下孩子，他對你一直抱有好感，現從北京托我來問問你的意思。」是的，我對許××確實很熟悉。許與××是國政系的老同學，畢業後，一起分配到哲學系，××分在美學教研室，許××分在倫理教研室，且任黨支委。我知道他已婚，妻子在陝西，來京探親時，我們還曾見過面。但自從1963年美學教研室從哲學系轉調到語文系後，我們一般在城內鐵一號活動，因此，很少去西郊與倫理教研室的人見面。加之，我從來對許××印象不佳，所以沒有等××講完，我便一口回絕了他，他只得悻悻而去。
這件事我當時沒有往心裏去，只是感到駁得他好痛快。但是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圖一時之快，過後是要付出代價的。該年秋天我向幹校臨時黨委申請與蔣結婚時，居然碰了壁，這大概就是遭到報復的苦果——這都是後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