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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司馬璐近照（曾慧燕攝） |
司馬璐，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到延安。後因遭到政治迫害，離開延安，1941年被開除出黨。後一直從事自由、民主活動。司馬璐被人稱為「當代中國政治人物的活詞典」，他在回憶錄《中共歷史的見證》中，對於中共開國元勛劉少奇在延安整風時期的言行有詳細記載。在這部分章節中，司馬璐認為，早在1943年，「毛(澤東)劉(少奇)體制」就已建立，毛成為至高無上的「君主」，劉取代周恩來成為中共中央的「大管家」。劉少奇也是延安整風毛以外最大的贏家。以下為相關章節全文摘錄.
周恩來報了30年的仇
1945年中共七大時，陳賡代表周恩來反對薄一波當候補中央委員，結果毛澤東把薄一波提為中央委員。劉少奇派另一名大將彭真，在審查參加代表的資格時，也故意對周恩來的黨齡提出疑問，結果被毛澤東宣佈擱置討論。
劉少奇在七大中升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七大當選的中央委員中，周恩來得票的名次落在全部四十四名委員的二十三位。毛澤東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主管中央的日常工作，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為書記。
1964年3月22日，蘇聯「紅星報」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貫反蘇，可能與他每次講話必罵王明有關。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派劉派互揭瘡疤，周派抓住「六十一個叛徒事件」打劉，其時劉少奇還沒有完全被打倒，他和另一個當事人張聞天，聯名要求周恩來複查檔案，周未答覆。原件呈毛，毛批確是反革命事件。於是周恩來下令將安子文、薄一波等人逮捕。其後，「劉少奇項目組」(專案組——轉注)、「六十一個叛徒集團項目組」，兩個項目組的組長皆為周恩來。毛澤東開始「提劉壓周」是1936年，文革開始於1966年，周恩來總算等了30年報了仇，其實周劉都是毛澤東的工具。
1938年9月，中共中央舉行六屆六中全會，開始清算王明，會前攝有這張照片。毛澤東特意讓王明坐在正中的主位，他與康生則站在後排兩邊。前排右起：劉少奇、陳雲、王明、凱豐、項英。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
在延安時，劉少奇當時是中央幹部教育部長，常對我們作政治講話。不過我一向不喜歡聽劉少奇的講話。他總是沉着臉，腔調不男不女，陰陽怪氣，講的內容也很沉悶，死板的教條極多，好象他一身全是「黨性」。「文革」期間，我在香港出版過《劉少奇語錄》和《劉少奇選集》，中外報刊居然把我當作「劉少奇派」。當時中共清算劉少奇，我認為應該客觀地公正地介紹劉少奇的思想與觀點。
抱朴談劉少奇
我在香港辦《展望》雜誌時，有位作者秦滌清常為我們寫稿，他的文章都是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後來我到紐約，見到彭昭賢，他說，「你有一位老朋友叫抱撲的，急於想見你。」接着彭打了電話，抱朴來了，一談之下，抱朴就是秦滌清，秦滌清是他的本名，早年共產國際代表維丁斯基到中國時當翻譯的楊明齋在上海辦過俄文專科學校，秦滌清是該校的學生，後來他與劉少奇等同去俄國，是中共正式成立前的第一批留俄學生。
我問秦滌清一個問題，我知道你是最早去蘇聯的，又是最早與共產黨決絕回國，為什麼呢?
秦先生說，他在莫斯科時，最受不了的是日以繼夜的批鬥會，他當時和劉少奇住在一個房間，劉忙於開會，秦則幫他做飯。當時他們就讀的是中山大學。中大表面上是中國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合辦的，實際上完全由蘇共操控。劉少奇總是批評我學習不積極，當時蘇共還顧及維持國共合作關係，我提出退學，他們就讓我回國了。當他把回國的決定告訴劉少奇時，劉驚問：「你有沒有向組織反映?」秦答：「我不是共產黨員，不需要組織決定。」
秦滌清對我說：當年，中國的留俄同學受蘇聯黨爭的影向，互相鬥得很利害。在共產黨內部，許多領導人的上升，都是踏着別的同志的肩膀，先把別人打倒甚至踏着血跡而獲得的。劉少奇就是踩着王明和周恩來爬上去的。
我問秦：「王明和劉少奇，這兩個人有什麼不同?」
秦答：「王明浮躁，劉少奇深沉，兩個人的性格不同。」
1937年，劉少奇回延安
從「毛周聯盟」到「毛劉聯盟」
劉少奇回國後，主要從事職工運動和地下工作，他和周恩來之間，經常發生磨擦，劉指周太左，周指劉太右。
秦說：「其實兩個人都緊跟共產國際，沒有什麼自己的思想的。不過，劉這個人跟得很笨。上海人形容不會跳舞的叫『拉黃包車』，被善於跳舞的拖着走，劉就是這個樣子的。周呢，左腿來右腿去，右腿來左腿去，他跳舞如此，政治戲法也如此，劉就遠遠不及周了。」
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上，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是在五大才當選中央委員的。他們早期與爭奪北方局的控制有過鬥爭。中共六大後，1928年12月，北方局稱為順直省委，韓連會為書記，劉少奇為組織部長，陳潭秋為宣傳部長，周恩來當時是中共中央的實際當權者，認為劉少奇工作不力，將他撤職，改派張慕陶為組織部長。這個張躲陶後來在陝北的中共黨內鬥爭中擔任了重要角色，我將在第三篇第九章「陝北黨爭秘史」中寫到他。
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後，周恩來仍然是黨中央實際工作的主持者;劉少奇主持職工運動，他上書中央，認為中央的職工路線太左，曾被周恩來扣上右傾帽子。1932年3月，臨時中央又撤消劉少奇對職工部和全總的領導職務。1932年底，劉少奇到達江西蘇區，重任全國總工會委員長。1934年10月，隨紅軍到達陝北，這時張國燾的敗局已定，毛澤東的矛頭轉對周恩來，大力支持劉少奇，因此新的「毛劉聯盟」逐漸代替過去的「毛周聯盟」。後來王明回國，又形成新的「王周軸心」。中共黨史高潮迭起，好戲連台，值得看的。
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講演，圖為劉在楊家嶺窯洞寫講演稿
劉少奇重建北方局
1935年12月中共舉行瓦窯堡會議，劉少奇被派到華北重整北方局。劉少奇到達天津，才知道北方局只剩下寥寥幾個人，其中包括我後來在延安認識的高文華、柯慶施等。他們商量的結果，認為當時華北抗日情緒高漲，必須爭取領導學生抗日運動。但當時絕大多數中共的領導幹部，都被關在國民黨的監獄。
據王光美回憶：「1936年初，少奇到華北時整個北方局能夠聯繫到的黨員不過三十人左右，……通過他正確積極的領導，黨組織和左派愛國團體迅速發展起來，……需要說明的是，少奇是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挺身赴險。」
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向劉少奇提出，要展開北方局工作，必須要使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幹部爭取出獄;當時國民黨堅持，共產黨員出獄必須要辦一個「自首」的手續。劉少奇明白，這種「自首」就是公開宣佈反共的意思。當即表示可以辦假「自首」，等我們的同志出獄了，不是一樣可以為黨工作嗎?但茲事體大，必須請示黨中央。因此，劉少奇向延安正式提出此一意見。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在獲得毛澤東的同意後，正式批准。當時劉少奇發出一個指示說：「華北形勢危急，……共產黨員不要再蹲在監獄裏搞鬥爭了，應爭取出獄，迎接抗戰局勢，不過出獄時要履行一個手續，就是要在指定的報紙上登反共啟事，但這實際上只是一個形式。」根據上述指示，1936年有大批在獄的共產黨員公開在報紙上刊登脫黨或反黨聲明。
1936年6月，劉少奇告訴柯慶施，中央已經批准。
並指示柯慶施、徐冰等共同處理共產黨員假自首爭取出獄的案件。劉少奇指示，假自首罵共產黨，怎麼罵都可以，將來為黨繼續工作，中央不會追究的。於是，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安子文、薄一波、楊獻珍等都在表態後，相繼擔任領導工作。這就是後日文革時期「六十一個叛徒案」的來源。就當時而言，劉少奇的這項工作對黨的貢獻很大。這時由上海臨時中央撤退的王世英也輾轉到了天津，成為北方局的主要幹部。王世英和楊帆，後來都向中共中央提出過因為他們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間熟悉江青的私生活，認為毛澤東不適宜和江青結婚，這兩個人都曾在劉少奇領導下工作過，後來都先後遭到江青報復。
1937年春，劉少奇從平津回到延安，給中央四封長信，檢討白區工作過去太左，領導錯誤，需要徹底轉變。5月17日，延安舉行白區黨的代表會議，劉少奇的「萬言書」在會上散發。劉少奇又在會上作「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劉的觀點又被認為有針對性，因為過去中共的地下工作，主要是由周恩來領導的。在這次會上，劉周兩派對罵，場面火爆。起初毛澤東沒有表態，後來董必武報告，據許多老同志向中央的反映，過去白區工作過左，使黨的力量受到嚴重損失確是事實，董的報告並沒有針對誰，在會上被認為實事求是就事論事的，被認為公正，受到肯定，繼之毛澤東作出總結說，劉少奇的意見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