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涵蓋十五個領域的六十項具體改革目標，改革力度前所未有，重點包括司法獨立、二胎放開、廢止勞教、戶籍放寬、土地流轉、國企讓利、自貿區擴大、國安強化等。但改革還需要有關部門和機構制定落實的具體方案，甚至修改法律，並將面對特殊利益集團的阻力，包括握行政審批權的部門、地方政府、央企等。
秋冬之交，一年好景，樹樹秋聲，山山寒色，記載着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新政。一年前，他登台執政;一年後的今日，他亮出涵蓋十五個領域的六十項具體改革目標，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再次吸引世界目光聚焦於中南海。
三十五年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把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此後的歷屆三中全會文件，卷卷都有力透紙背的「改革」。剛落幕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展現的改革，複雜程度、艱巨程度、敏感程度，絲毫不亞於三十五年前決定中國改革前途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一個成熟的改革方案不容易，但落實更艱難。這是一場「動一下都會觸碰很多既得利益」的深層次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落實難度更不容小覷，來自中共黨內派系的阻力，來自整個權力運行系統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來自不同部門利益集團的對抗，來自與中央頂着乾的地方勢力的障礙，二〇二〇年要達到目標，七年的路，儘是荊棘，佈滿坎坷。
十一月十二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那天會議公報發佈，台港乃至西方社會媒體反應平平，失望紛紛，中南海對推進改革是雷聲大雨點小。五千字的《公報》，除了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兩大亮點外，儘是空泛大原則，品味不出中國未來七年，甚至二十年的改革紅利究竟在哪兒，世界輿論為中南海錯失創造改革良機而不解，而疑惑。
但三天後，外界關注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於十五日發佈，旋即扭轉了輿論戰場。亞洲周刊在三中全會閉幕翌日撰寫的報道中就披露，不出意外，《決定》將會三天後發佈，果然不出所料。此前的幾次三中全會，其相關文件都是會議結束一周後，由新華社權威發佈的，而這一次卻打破了中共的宣傳慣例。可見，習近平急於將自己主持擬定的長達兩萬字的《決定》，向人民向世界發佈，體現了北京對這次重大體制改革全面啟動的決心。從歷屆看，中共最高領導人出任全會文件起草組組長，習近平尚屬首次。
從十二日的《公報》到十五日的《決定》，台港乃至西方社會輿論，由批評到讚許，由負面到正面，《公報》令人心為之一振，「前所未有」、「包羅萬象」、「出人意料」等詞頻頻出現，前後竟然出現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西方媒體大標題有：「中國數十年來最大膽改革」，「中國披露雄心勃勃改革大計」，「中國改革將經歷浴火重生式的『整體突圍』」，「三中《決定》，清晰有條理，凸顯治國規範化」，「『非常』動作扎眼，三中改革盡顯習近平色彩」……中國大陸的博客、微信的網絡世界，十三、十四日，對三中全會，揶揄的，冷嘲的，熱諷的，抨擊的為主，十五日後，批評的聲音淡了，漸漸呈現讚揚聲。正如北京學者、原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所言，《決定》完全改變市場及民眾在三中全會《公報》之後的失落，讓市場看到未來中國體制改革的真正前景與方向。
制度．改革．機制．市場
《決定》全文中，出現次數最多的帶有「改革與發展」特色的高頻詞，首推「制度」，出現一百八十三次;出現「改革」一百三十七次;「機制」一百一十五次;「市場」八十一次;「公平」二十次。
三中全會推出的多項改革方案，掃走了市場不安情緒。
《決定》威力無法擋，為香港股市帶來龐大動力，大市氣勢如虹，繼十一月十五日(周五)恒生指數上升三百八十三點之後，十八日(周一)港股資金全力追貨，令恒生指數大升六百二十七點，逼近年初高位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二點，主角國指更大升百分之五點六五，為近兩年來最大單日升幅，成交達一千一百二十億港元(約一百四十三億美元)，是一月以來最大成交。大行紛紛唱好中資股前景，得益於三中全會報告詳述改革藍圖，概念股全線報捷，內銀股、內險股全線抽升。滬深股市同樣延續上周五升勢，周一再現放量長揚，市場對三中全會後投資機會全面看好，改革主題性概念全面爆發，國家安全、土地流轉、民營銀行、單獨二胎等概念股集體暴漲，共同帶動股指走高，在權重板塊助攻下，滬綜指數一舉突破年線。興全輕資產基金經理陳揚帆說，三中全會後，經濟結構轉型是國家經濟政策的戰略方向，新興產業代表未來轉型的大方向，以成長股為標誌的結構性行情仍勢在必然，即便出現階段性調整也有利於成長股的長期走勢。
《決定》發佈，如果實現目標，中國改革將經歷浴火重生式的「整體突圍」，滿紙改革犖犖大端，中國有望發生巨變。說起這場新一輪改革，一個普通人的生活將發生哪些改變?如果你每天面對柴米油鹽，你會發現水電氣價格下降了——因為《決定》說：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作不當干預。推進水、石油、天然氣、電力、交通、電信等領域價格改革。
如果你想在中小城市落戶，那要比以前容易多了——因為《決定》說：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如果你生病了，民辦醫療機構也納入醫保定點範圍了，在A醫院還可能掛到B醫院的專家號，如果不幸是大病的話，還有專門救助——因為《決定》說：改革醫保支付方式，健全全民醫保體系。加快健全重特大疾病醫療保險和救助制度，允許醫師多點執業。
如果你兒子過幾年參加高考，那時就沒有文理分科了;如果你退休後想趕個時髦，到農村享受田園風光，完全可以去農村買個宅基地蓋房了;如果你不成器，你家人今後不用再擔心你會被勞動教養了;如果你當上大官，恭喜，你或許要住進「高大上」(網絡流行語，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官邸了……
《決定》中許多改革的內容完全超出了市場之預期。比如，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作用的「決定性」、對產權界定的清楚要求;城鎮化掀起第二次土改;實行網上受理信訪制度;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地程序;賦予農民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設立中小型銀行……《決定》對輿論尚有較大爭議的改革，也表明了推動的態度，如要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革，紀委書記主要由上級紀委提名，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
最大難題是改革自己
有香港學者說，《決定》的改革內容觸及面之廣之深，遠遠超出人們預期。假如從它們中間拿出一兩項，放到西方社會、香港社會都會是大事，這個《決定》如果今後能順利實施，會使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延長。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最大難題是政府如何改革自己。新一屆政府履職後，總理李克強大刀闊斧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立下目標是任期內減少三分之一，第一刀就砍掉一千七百多項中央審批事項中的六百多項。主持減少行政審批工作的是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這意味隨着審批事項減少，部門職數也將減少，這明擺着是要部門和機構改革自己。
《公報》字裏行間透露出的最重要、最讓人期待的突破，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深化改革，固然融合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諸多層面，但其要旨則是以勇氣和智慧為「革自己的命」謀篇佈局，涉及權力運行和利益調整，特別是制度創新，難度更大、涉及面更廣、涉及的領域和碰到的問題更深刻。觸及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動大手術如臨險地，如履薄冰。要攻堅克難，駕馭改革大局，化解利益集團阻撓，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用意所在，設計、協調、落實、推進，要超越現有利益格局，才能力推改革目標實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專職副主任夏春濤認為，《決定》是新時期以來，中共第一個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題的綱領性文件，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已不能靠單一改革完成。以往的改革都是專項的，這是首次推出一個設計諸多領域的中央文件。這次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確定了時間表，提出到二零二零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即在今後七年裏，中國人要幹的事情太多了。夏春濤說：「紙面上的東西最重要的是產生實際效果，還是要落實。這個《決定》提出的僅僅是思路，是大的方向，具體怎麼操作，才是最關鍵的。」他舉例說，比如延遲退休、房產稅怎麼征，這要廣泛聽百姓意見，拿出一個可行的方案，落實難度很大。因此，需要全社會心往一處想。
需要有關部門制定方案
《決定》只是指出方向，擬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幾乎所有的改革項目還需要有關部門和機構制定落實的具體方案，甚至修訂相關法規法律。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這一表述引起資本市場極大關注。不過，中國證監會主席肖鋼日前在北京的一場演講時說，推行股票發行註冊制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革，面臨很多困難，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條件的完善。如果要實行註冊制，必須要修改現行的《證券法》。除了法律制度之外，肖鋼還認為，當前資本市場的參與主體是券商、會計師事務所、發行人等，他們的實際能力還不能勝任註冊制，有些投資銀行沒那麼多人力去對IPO企業做盡職調查，內部也缺乏強有力的會計師和律師團隊的支持。
北京獨立學者吳稼祥對亞洲周刊說：「當代中國第一次啟動改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經濟改革為主，主要是尋求經濟增長，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領導是『摸着石頭過河』，老百姓是『在河中摸魚蝦』。一九八六年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在其它人尚沒準備時，突然闖進深水區，經濟改革還沒完成，在經濟改革問題上持不同看法的人，連思想都還沒轉過來，那次改革就夭折了。現在是第二次，總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這是提綱挈領的，其它跟這個相比就沒那麼重要了。」
吳稼祥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任職於中共中央辦公廳，在趙紫陽時代曾操刀起草被視為最具改革特點的中共十三大報告，八九年「六四」後一度被囚於北京秦城監獄。他認為，第一次改革的目標是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現在是第五個現代化，也就是制度現代化，包含經濟市場化、民主化和法制化。
他說：「按定義，這是深水區的改革，應該比上次難度更大，換句話說，不是所有人都能由此得到好處。難度在什麼地方呢?八十年代改革從結果上看，經濟上獲得很大成就，但推行改革的人，可以說最後全部落馬，比如在開放前沿陣地的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和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他們都是非常了得的人物。比他們更高層的是兩任總書記趙紫陽和胡耀邦，比兩任總書記更高級的是鄧小平，鄧小平的話後來也沒有人聽了，他南巡就是逼着裸奔了，裸奔結果就是雖然恢復了經濟體制改革，把上了岸的改革又拉回到河邊，深水區一直沒有觸及。
所以今日對這次改革，人們擔憂能否推到實處，是可以理解的。」
權力交接是最大障礙
吳稼祥續說：「當下最大難度還不是集團利益的障礙，難度就在於共產黨的權力交接制度上，有一個最大障礙。一般說世界公認中國在鄧小平主導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權力交接方式是隔代指定，即隔代禪讓制，定義就是現任的最高領導人、國家元首和黨的領袖的接班人，竟然是由上任黨的領袖指定的，每一任總書記繼任者都不是自己的『兒子』。這就是目前改革的最大障礙所在。假如這套改革制度實行的話，很顯然，隔代禪讓制度就難以確保了，因為會逐步實行選舉，選舉後民風就會大變，黨內黨外越來越不能接受隔代禪讓制。」
吳稼祥認為，中共最高權力機構十年輪流一次，上一任最高領導人心目中十年後是有一個自己的團隊準備接班的。這樣的團隊，就是十年後可能產生的接班人，對現任最高領導人推進的改革，往往不會持積極態度。前面十年基本是中國的改革不僅沒有進步反而退步了，倒退到了「小文革」，整個國家不能批「文革」，重慶還大搞「文革」，唱紅打黑，這是明顯的社會倒退。如此主導中國十年倒退的這個執政團隊，按照以前規定，權力交接規則，還要執政十年後的中國，因為他指定了十年後的接班團隊。那麼現在推行的改革難度就很大了。這次改革，人民不會反對，包括廢除勞改制度啊、戶籍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等等，這次改革不是集權改革，而是還權改革。一句話，改革的最大難度來自黨內。
北京學者易憲容說，《決定》在體制改革藍圖上大膽宏偉，以此向既得利益集團宣戰，以此克服當前體制改革的重重阻力，同時在改革的步伐上小心為上，透過漸進式方式進行。《決定》也表明改革面對巨大阻力。當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重重障礙，中國社會利益關係已嚴重分化，形成各種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就是希望透過組織來保證深化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也表明當前中國深化體制改革的難度，改革者要對自己改革時，其所面臨的困難與問題會更多。
在《決定》中出現一百三十七次的「改革」是有對象的，涉及整個權力運行系統內的既得利益者，即使習近平表明啃硬骨頭的決心，總理李克強表達「壯士斷腕」的信心，但要想使改革順利推進卻並非易事。改革實際操作，為切身利益受到損害，這些人，這些群體，這些機構，這些部門，這些潛在的改革負能量，必會暗中阻撓，重複過去三中全會以後所發生的一切。
握審批權部門不高興
任職《工人日報》的北京時評人石述思說，面對三中全會的《決定》，首先不高興的是過去握有行政審批大權的部門。《決定》強調政府職能將深刻轉換、優化政府組織結構已經勢在必行。當市場被賦予決定性地位後，一些部門干預微觀經濟從而尋租的空間將被大大壓縮，政府承擔的公共責任更加清晰沉重，但謀求利益的機會卻喪失殆盡，在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全面啟動的背景下，這些人甘心嗎?
石述思說，不高興的還有過去權力不受約束、迷戀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一些地方在傳統政績考核體系下，推行投資主導的短期急功近利發展模式，熱衷招商引資，大搞形象工程，使很多惠及民生的政令在執行中走形。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財政，從中謀取地方利益甚至個人利益，特權泛濫，機構膨脹，面對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採取簡單粗暴的行政化維穩。他們會甘心失去「老爺」一樣的特權和利益嗎?
石述思認為，不高興的還有壟斷央企。這些企業都與權力關係密切，在過去佔盡政策資金資源等上游競爭優勢，普遍掙得盆滿缽滿，企業福利待遇笑傲中華，且經常打着經營困難、負擔沉重的旗號不足額上繳國庫紅利，這些普遍享受副部待遇的央企，能徹底斬斷與權力的紐帶而甘心接受市場化改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