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作家、經濟學家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
由於期盼中國的政改有如「等待戈多」，於是不少人將視線轉向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出台的經濟改革。
兩份內容接近的改革藍圖
2012年世界銀行曾應中共政府邀請，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制定了一份「長期改革路線圖」。這份藍圖所規劃的改革，在行將出台的經濟改革中還能保留多少?由於中國新一代領導有通過《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等外媒發聲的愛好，因此，即將揭盅的經濟改革目前已有端倪可循。
先說經濟改革想達成的目標，因為所有改革措施只是通向目標的手段。
《華爾街日報》10月7日文提到，習近平等中國高層領導人的目標是「努力將本國經濟建成一個更像美國的經濟：推動消費文化的發展，即鼓勵中國人購買更多汽車、服裝、家電和電子產品等中國目前正在出口的商品，同時也鼓勵創新型民營公司的發展」。江胡時代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出口拉動型，外加政府大舉投資促動基礎設施建設。新一屆政府的目標是想將出口拉動型經濟改變為內需推動型。
圍繞這一目標，世界銀行在吸收了大量中國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描繪出一幅改革藍圖：推動銀行業私有化進程，允許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展開競爭，同時降低政府對銀行業的管控。土地私有化，允許農民自由買賣土地;國企改革，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
世界銀行將這份報告遞交給中共政府時，並不清楚這份報告的未來命運。據說，由現任中央財辦主任劉鶴領導的七個「研究小組」負責制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經濟改革藍圖，包括金融自由化、財政政策、放鬆管制、城鎮化和地權等問題。兩相對比，應該說，世行「應中共政府邀請」而作的報告內容大部分被中方採用。這種重合是必然的，因為參與兩份報告寫作的專家有較高重合性。世行承認，去年劉鶴為世行報告提供了指導。為何國內專家的想法需要讓世行出面背書?估計是因為改革阻力較大，外來的洋和尚好念經，想利用中國官方對世界銀行比較迷信而推出一些改革措施。
可能的經濟改革輪廓
從上海自貿區9月29日正式開張後的情況來看，所謂「金融自由化」只是實行了利率市場化與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允許民資外資設立合資銀行等邊緣性改革。一個上海自貿區的步子都邁得如此謹小慎微，只能對三中全會的金融自由化的開放程度表示存疑。但除此之外，金融方面已經開始實施一些放鬆資本管制的措施，可看作為改變現有外匯管理體制所做的熱身動作(本人對這將另行分析)。但只要國企與地方政府能夠利用資金管制制度取得廉價甚至無償信貸，任何金融體制的邊緣性改革都可能是徒勞之舉。
《華爾街日報》文章引述內部人士消息，稱被世界銀行官員視為報告的「標誌性建議」，即國有企業應當受到獨立資產管理者的監督未被採納。這一建議的目的是讓獨立資產管理者督促國企專注於商業目標，不利用他們的政治權力來打壓競爭對手。由於遭到國務院國資委以及國有企業的反對，這個提議被取消。
城鎮化與地權問題可能是經濟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與此相關的將是戶口制度的改革，以及放開限制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其家鄉以外地區享受醫保和教育的政策規定。據說地方政府因擔心增加社會服務開支而反對這項建議，但習近平已暗示對此表示支持。鑑於大多數地方政府還未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不少地區已經提前制定了近十年新城鎮化的計劃並開始付諸實施，我相信，不管中央如何規定，地方政府總能找到對自己最有利的辦法。
財政政策如何改動，《華爾街日報》在其採訪了大批「內幕」人士的兩篇採訪中均未提及。從現在動向來看，估計最重大的「改革」是讓各地政府開徵房地產稅。鑑於中共中央現在對地方政府的控制除了省級領導的人事權之外，經濟上只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而且這兩者都因為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習慣性做法，不僅未起到預期作用，反而被充分利用，因此大概不會朝向放權這個方向調整，否則中央的控制更加無力。
「走出一片艷陽天」？
習近平現在之所以堅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是因為他對經濟改革抱有較大希望。今年2月他在中紀委全會上說：中國與前蘇聯有諸多相似之處，「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艷陽天;弄不好，蘇共的昨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通往「艷陽天」的道路上有三重障礙：
第一個障礙就是政府如何轉變角色。世行報告的假設前提是，中共政府將轉變角色，依賴市場機制運作。但這在現階段的中國幾乎是緣木求魚。中共政治上現在的「左」，就是為了強化專制，大力維穩。這種情況下，要求中央政府轉變角色，退出經濟領域，幾乎不大可能。中央政府倒是希望地方政府轉變角色，但中共政府早就將自己辦成一個只求盈利、不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公司，各地方政府有如無需盈虧自負、但有獨立利益的分公司，這種積30年改革形成的地方分利集團又如何能在短期內轉換角色?況且，中央的改革藍圖還需要地方執行，地方政府如何才能依賴市場機制執行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
第二個障礙則是各利益集團的阻力。江胡兩代奉行的發展模式早就養育了許多特殊利益集團，朱鎔基任期內的國企改革是抓大放小，讓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壟斷有關國計民生的領域，如交通、能源、糧油物質等。在各種政策的強力扶持下，這些國企早就成了中國的經濟寡頭，能夠對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施加強有力影響。目前正在國企高層開展的反腐敗，最多是國企利益集團易帥，卻很難改變這種「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的格局。
「美國經濟體」？
最根本的障礙乃在於中國體制自身。
中國經濟體與美國經濟體之間差別甚大，有些是難以逾越的鴻溝，比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美國是完全競爭型市場經濟，政府只是市場的守夜人，維護秩序;中國則是半行政干預半市場化經濟，政府集市場規則的制訂者，裁判者與參賽者三種角色於一身。即使從經濟角度看，也還有一個重要差別，即美國市場依靠內需支撐，消費佔GDP的比重高達70%;而中國國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屬於世界上少數特別低的國家，2011年僅為36%，比印度還低14個百分點。
兩種體制的歷史淵源與現實狀況完全不同，由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分配機制更是完全不同。由此形成的結果是，美國是政府窮、國民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區間(基尼係數0.4)之內，國民購買力較高;中國則是政府富、國民窮，收入分配差距特別大，2010年基尼係數高達0.61，70%以上人口的購買力不強。加上住房價格昂貴、教育、醫療負擔沉重，國民對養老前景的擔憂，這些都扼制了中國人的購買力並加強了儲蓄傾向，而富人消費的大頭主要是奢侈品、出國旅遊，以及送子女到國外讀書，這種情況下，中國國內的內需始終無法提振。
綜上所述，習近平希望將中國變成美國那樣的經濟體，目標很美好，但卻缺乏通往目標的現實途徑。美中兩國經濟大廈的地基完全不同，建築師畫的藍圖再宏偉，也不能指望在流沙上建成摩天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