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氏談「雙簧論」：曾與蔣長談，「君為其易，我任其難」
為汪精衛辯護的聲音常稱：蔣、汪二人在對日問題上早有默契，一在後方主持抵抗，一在淪陷區與日人議和，如此可使中國在同盟國、軸心國兩面押寶，無論戰局如何，「中國」始終可立於「不敗之地」。其實此論並不新鮮，汪氏當年即屢屢使用「君為其易，我任其難」這般論調，來迷惑世人。
汪氏左右親近均表示：「原以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託」
汪精衛與日本議和得到蔣介石同意，這一論調，最初來自汪的「自我爆料」。汪氏曾告訴褚民誼，他出走前和蔣介石有過長談，蔣說：「抗戰易，和平難」，汪答：「君為其易，我任其難。」故褚民誼相信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是蔣介石默許的。曾任汪偽政權考試院院長的江亢虎也說：「我以為汪系蔣主席暗命出而另想和平救國辦法，且據汪稱日本無條件於二年內退兵，歸還中國領土，尊重我國主權，故與汪合作。」在汪偽政權中歷任要職的梅思平也說：「（原）以為汪先生此行必系受中央之委託」，後來在香港見到周佛海等人，才知道「汪先生此行事前並未與中央接洽，欲以個人之地位，發表通電大體贊成近衛宣言，一面促成中央之注意，一面引起國內輿論，使國民對和戰問題有正確之認識。」
汪氏把「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雙簧論講給褚民誼等左右親信，固有讓他們放心地加入偽政權之用意；但褚民誼等人事後以誤信「雙簧論」自我辯解，也難免逃避漢奸責任之嫌。
汪氏自我解釋：散佈「雙簧論」之用意，乃對日「將計就計」
在組建偽南京政府之前，汪氏亦曾公開講話，解釋自己散佈「雙簧論」之用意：「我此次出來，日本總以為我與蔣先生唱雙簧，以為中國真欲媾和，我不妨將計就計，藉此為緩兵之計。自我等離開重慶、發表和平通電之後，日本前方官兵不明真相，以為和平真正到臨，均已喪失戰意。……故我等組織政府並非與重慶爭政權，乃為重慶作掩護，減弱日軍之戰意而緩和其攻勢。即從反面言之，我等在南京組織政府，於重慶之抗戰工作固絲毫無所妨害。我等既非如共產黨之在延安於抗戰後方另組政府，擾亂戰線，割裂軍政，又不謀於抗戰區內佔據尺寸之地盤，以自樹勢力。我等所管理者為業經淪陷之土地及人民，所爭者為敵人已經吞噬之利益，我等所欲保存者為國家之元氣與淪陷區人民之利益，固不能於後方取得一草一木以附益敵人，故我等在南京組府，不但於抗戰無害，而反於抗戰工作有所輔助，亦未可知。」
汪氏此番言論，雖否定與重慶有「雙簧」之約，但字裏行間，卻埋伏有「雙簧」之實，並將此種「雙簧」之實，稱作「將計就計」。
「雙簧論」在當年淪陷區大有市場
因汪氏此種巧妙宣傳，「雙簧論」當年在淪陷區頗有市場。1942年夏天，17歲的山東學生王鼎鈞欲自淪陷區投奔大後方，去找本地警察局的巡官開「探親證明」。王鼎鈞回憶：「探親證明的大標題是『良民通行證』，鉛印，重磅紙，紙面發亮，拿在手裏嘩嘩響，精神一振。那巡官跟我談汪精衛，汪在1939年投靠日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汪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勛，是追隨中山先生的革命先進，他怎麼會當漢奸？有人猜測，汪在抗戰局勢最惡劣的時候有此一舉，是國家設定的計謀，汪蔣兩人間有默契，他這個漢奸是假的。這猜測在淪陷區流行，使下水當漢奸的人也可以有一番說辭。那巡官說：『我認為汪先生不是漢奸，我才跟着汪先生走。你到重慶去打聽打聽，來封信告訴我，他到底是真漢奸還是假漢奸。』我沒能替他辦到，他太高估了我。」
一個淪陷區小縣城裏的巡官，其是否選擇去偽警察局任職，與汪精衛是否在和重慶唱雙簧，其實不會有多少關係。如王鼎鈞所言：「也許，他並不真正需要答案，只是向我，向一個到大後方參加抗戰的人表明心跡，儘管我還是個孩子。」巡官之所以相信「雙簧論」，是因為他願意相信「雙簧論」。「雙簧論」為許多淪陷區的漢奸尋回了自己的道德立場。
汪精衛參加日、偽軍聯合演習「雙簧論」乃大謊言，汪氏本欲在大後方與重慶唱「對台戲」
有論者謂，汪氏是抱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拋下名譽、地位，前往淪陷區建立政權，救民於水火，與日軍周旋。其實，汪氏一開始並沒有想去淪陷區。
汪氏本意，是想在西南大後方，脫離重慶另組政府對日和談
汪氏本人及其汪偽政府核心成員均宣稱，其在淪陷區建立政權，為的是「救民」。汪氏打算赴日談判時，陳公博給致電汪氏：「先生如此，何以面對國人？」汪氏回覆：「弟為國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對國人？」褚民誼也以此為自己辯護，「以淪陷區域之廣大，安能責全體民眾一概西遷？此為不可能之事。在淪陷區中，見日人對民眾之肆行侵虐，不但悲憤，抑且不忍。和運以救民為口實，本人以為最少限度，亦必做到『委曲求全，加以保障』。」據此而論，汪氏一干人等似乎不是去淪陷區做漢奸，而是去淪陷區為民「獻身」。
但事實是：汪氏一開始並沒有想過要去淪陷區，他念茲在茲的，乃是在大後方建立新政府與重慶分庭抗禮。在重光堂會談中，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代表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等人擬定的計劃是：汪氏從重慶出走，發表「和平」聲明後，「雲南軍隊首先反蔣獨立；其次，四川軍隊起來響應」；「雲南的軍隊以及四川軍隊將領作為同志已有了可靠的盟約，只是因為有中央直系的三個師在四川，所以決定先從龍雲起義」；「並且廣東軍隊以及其他戰線上的軍隊，有不少也是諒解這一行動的，因為受到中央軍的監視，儘可能使他們的起義從緩行動。」
汪精衛、陳璧君夫婦在得到雲南、四川、廣東響應後，汪精衛「將其同志集中於其手下，在雲南、四川等日本軍隊尚未佔領的地區成立新政府，建立軍隊」，然後「撤出一部分日本軍隊，使廣西和廣東兩省成為新政府的地盤」。史實具在，清晰可見——汪氏之本意，乃是通過自己「革命元勛」之「威望」，號召西南將領「起義」，在日本支持下建立與重慶政府相對抗的新政權。
西南實力派無人響應，汪氏在後方唱不成對台戲，只好去淪陷區「唱雙簧」
按重光堂會談，在汪氏「大後方另建新政權」計劃中，雲南省主席龍雲是關鍵中的關鍵：龍雲率雲南軍隊首先響應汪的聲明反蔣獨立，是新政府產生的前提；龍雲及其軍事力量是新政府的主要支柱，雲南則為新政府的主要基地。陳璧君1938年夏秋之際，曾多次前往昆明面晤龍雲，對龍雲非蔣氏嫡系之處境深表同情，並鼓動龍雲反蔣。龍雲對反蔣不置可否，但卻表示：「汪先生如來昆明，我很歡迎，如果願意由此出國，我亦負責護送。」另據汪之親信陳春圃講：他在與龍雲聯絡時，汪氏不許他多說，須待汪到達昆明後再親自「把全部計劃毫無保留地告訴龍雲」。汪、龍會談之後，汪氏亦曾對其親信轉述龍雲之語：「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點，日本要兩年之內撤兵，時間太長一點，最好改為一年。」
但此番言論，大概只是為了安撫人心。汪氏本預計在昆明停留兩天，會談後卻催促親信次日即走，「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龍雲之真意究竟如何，當可揣知。汪氏於河內發表「艷電」（發表於1938年12月29日，因29日在電報中的代碼為「艷」，故稱「艷電」。這是汪精衛公開降日的標誌），尚期待雲南響應，龍雲卻旗幟鮮明地選擇支持重慶政府。余者如桂系之李宗仁、粵系之張發奎等汪氏寄予厚望者，亦無一人響應，汪氏「大後方另建新政權」計劃泡湯，與蔣唱不成對台戲，只好另覓出路，去淪陷區「救民於水火」，「對台戲」也順勢變成了「唱雙簧」。
至於褚民誼等人為己辯護，聲稱：「貝當是維護法國人民的，他的苦衷情形與汪先生是一樣的，他的政府近乎南京政府」，「如果英美登陸仍在抵抗而不策應是漢奸，或勝利後還在擁兵自衛的也是漢奸。南京政府於敵人投降之後的第二天即自動撤銷，就不應算是漢奸了。」此言純屬狡辯。貝當之維希政府，建立在未被德國人佔領的自由區。若重慶政府與日本停戰議和，自可類比於維希政府。南京偽政權身處淪陷區，卵翼於日軍鐵蹄之下，實屬傀儡，安得以維希政權相比擬！
1942年，汪精衛(右三)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會」，與東條英機(左二)會面汪氏投日的真實邏輯：對抗日絕望，爭權心盛，被日本人騙
「雙簧論」乃汪氏當年自我掩飾的一塊遮羞布，殊不合於真實的歷史邏輯。汪氏之所以投日，就其演變脈絡而言，有三點至為重要：對抗日無信心；與蔣爭權心盛；被日本人騙。
首先，汪氏認為「抗戰必然亡國」，故而一力主和
「七七事變」後，汪氏發表《最後關頭》演說，認為在日寇步步侵略下，中國同胞惟有「一齊犧牲」。汪氏說：「我們不但因為不願做傀儡而犧牲了自己，我們並且因為不願自己犧牲之後，看見自己的同胞去做傀儡，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的犧牲，不留一個傀儡的種子。」悲壯之中，有濃厚的悲觀情緒。
汪氏之所以認為「抗戰必敗」，主要基於兩點原因：其一，中國是弱國，日本是強國，「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其次，歐美各國會坐視日本侵華而不顧，「鑑於『九一八』後，英、法之操縱國聯，優容侵略，及美國置身國聯之外，與英、法一鼻孔出氣之態度，深恐彼等始終保持此種態度，使德、日等國肆意侵略」。據楊天石統計，截至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在此前後，汪精衛勸說蔣介石與日本言和，共達十多次。」至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汪精衛對抗戰前途已悲觀到了極點。不過，也沒有必要過分苛責汪氏這種悲觀。「抗戰必然亡國」這種認知，在當時並非汪氏所獨有，相反，是許多人的「共識」。政界中人如孔祥熙、何應欽等自不必論，學界中人，陳寅恪、胡適也有相似的認知。再如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國社黨黨魁張君勱、《大公報》主持者張季鸞，在南京失陷前後，也都曾向蔣介石「進言和平」。
其次，汪氏以國民黨領袖自居，與蔣爭權之心旺盛
汪氏向以孫中山繼承者自居，曾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武漢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後來居上，成為抗戰之全民領袖，汪在內心是不滿的。全面抗戰之前，汪氏曾數次參與反蔣，均未成功。汪氏之不滿於在黨內充當副職、虛職地位，乃眾所周知之事。1938年4月，在國民黨臨時大會上，蔣介石當選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參加會議的少將參議龔德柏觀察到，當時汪精衛臉色十分難看。
汪氏親信大多認為，汪蔣權爭中汪之失意，乃是汪氏投敵的一個重要原因。如曾任汪偽政權財政官員的楊惺華回憶：「汪在重慶雖居國民黨副總裁之尊，但無實際權力，早懷不滿，只是沒有機會發作罷了」，日本人肯讓汪精衛出面組織「中央政權」，恰恰是一次「發作」的機會。
1938年，汪精衛發表《對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再如：改組派重要人物甘乃光在汪精衛離開重慶後對人說，「汪先生的出走，恐不止因為共產黨問題意見衝突。一年來，汪先生在政府里沒有什麼權力，在黨里也一樣。他雖身居副總裁地位，只是虛名，許多重要舉措，從來不曾與聞，這一點大概最使他難堪。」高宗武依據他對汪精衛的了解，談及1937年蔣介石做了國民黨總裁（主席），而汪精衛只是副總裁（副主席）時也說，「汪對於副主席一職非常不快，他認為自己比任何人更有資格當黨主席。這件事也最終影響了他的動向。」
其三：汪精衛上當受騙，以為日本人真會在兩年內撤軍，然後給他自主權
1938年11月達成的「重光堂密約」是日、汪合作的基礎，其主要內容為：（一）承認滿洲國；（二）隨着治安的恢復，日軍在兩年以內撤退；（三）為了防共，日軍駐紮內蒙，以日華防共協定有效期間為駐紮期限）；（四）外國租界、治外法權歸還中國；（五）互相不賠償軍費。
在這個密約中，對汪氏最具誘惑力的無疑是撤軍一項。當日本陸軍部的軍人們看到這個條款時，他們極力反對：「假使戰勝國讓戰敗國來約定撤兵時間等等，這種不名譽的表白，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是對不起在前線辛苦作戰的官兵的。」在軍人的壓力下，1938年12月22日的近衛第三次聲明中，沒有加入關於撤軍的內容。
12月29日，汪氏發表「艷電」回應時，還滿懷幻想地說，「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在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為限。」汪精衛當時對日本的信任近乎天真，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有些人「以為日本除了滅亡中國沒有第二條路，所以我們除了抗戰沒有第二條路。」汪精衛指出了第二條路，即「中日合作」，他還說「日本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日本必陷於絕大的困難。中國如果不選擇這第二條路，中國將無以保其生存獨立而進為現代的國家。」
1939年6月，汪氏親自前往東京，拜會日本軍政要員。汪表示，「如果他成為日本支持的中共政府的領袖，日本應該准許他建立一支50萬人的中國陸軍；中共政府成立後，日本應該儘快撤軍；日本不應干涉中國內政；日本應立刻承認他的政府，並儘快取得德國和意大利的承認；日本應給他三億日元的財務資助；在首都南京，應有權控制華北。」日本領導人表示，「只要汪能夠實現和平，將儘可能滿足他的『要求』。」隨後他們給上面一個個要求都加上了限制，給汪精衛潑了一頭涼水。
1939年12月，陳公博看了《中日基本條約》的草案後，對影佐禎昭說：「這哪裏是基本條約，簡直日本要控制中國罷了。」影佐回答說：「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公博向汪精衛轉述了影佐的話，汪氏說：「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汪精衛最初顯然是相信日本會給予他一定自主權的。然而事實上，南京偽政權徒有其名，滿洲國「獨立」，華北地區還在王克敏名下，日軍依舊駐紮各地。
汪精衛與德國、意大利各國使節交談參考資料：南京市檔案館編：《審訊汪偽漢奸筆錄》，鳳凰出版社2004；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南京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編：《汪精衛集團賣國投敵批判資料選編》，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高宗武：《高宗武回憶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黃美真編：《偽廷幽影錄》，東方出版社2010；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蔡德金：《歷史的怪胎：汪偽國民政府始末》，團結出版社2008……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