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與國際社會的反應
1999年，就在江澤民緊急動員鎮壓的時候，李洪志先生正好在澳大利亞悉尼參加世界各國部份學員主辦的法輪大法修煉心得交流會。5月2日，李先生會見了《澳洲新報》、《自立快報》、《亞洲周刊》、中華電視公司等中文媒體的記者，當天下午，又會見了澳洲國家廣播電視局、《悉尼晨鋒報》、法新社等媒體的記者。
李先生在開場白中說：「我認為佛法是嚴肅的，通過媒體像做廣告一樣吹，這本身就是不嚴肅，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借用媒體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學員覺得好，學了之後，他就把自己心裏的感受，身體的好轉，整個狀態告訴他的親戚、朋友。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對自己的親屬撒謊，對自己的丈夫撒謊。那麼說出的話就是真實的，絕不會我受騙上當了，再叫我的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再去上當，絕沒有這種事情。」
李先生還表示，「學員當中有許多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科學家，有許多是博士、碩士，特別是在美國那個環境下，有很多，不下幾千人，那都是拿幾個學位的。這些人不聰明嗎？他們非常聰明。比如說，在我們中國大陸，有許多人是高級知識份子，有許多是高級幹部，甚至於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們經過了文化大革命，有過思想信仰，追求過，也有過盲目的信仰，也經歷了這樣、那樣的運動，這些人是傻子嗎？他絕不是，他能夠盲目地追求一個東西、盲目地信仰一個東西嗎？這些人是絕對不會。」
李先生的談話打消了國外許多人對法輪功的很多疑慮。所以江澤民在開始鎮壓法輪功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類似的、能夠澄清法輪功事實真相的訊息截堵在國門之外。
在中國開始鎮壓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發表了一篇聲明，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國際機構、善良的人們能給予支持和幫助，解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危機，同時希望中共政府及領導人不要把法輪功群眾當成敵人。
接下來的幾天裏，李先生接受各國媒體採訪，不斷說明一點：法輪功不會構成對任何政權的威脅，相反，對任何政府、國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7月22日，法輪功明慧網發表李先生給中央和政府領導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籲中共政府不要對無辜的法輪功群眾採取打壓政策，而應該通過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他預言這種不計後果對修煉人的殘酷迫害，將最終導致國家和民族的災難。這是所有善良的人們都不願意看到的。
與國內數十萬、甚至上百萬人規模的和平請願同時發生的還有世界各國法輪功學員的聲援。7.20事件後，許多學員自發匯聚到美國首都華盛頓康乃迪大道2300號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前靜坐和平請願。那以後的2個星期中，學員向美國各級政府、議員、媒體和世界170多個國家的駐美大使館，講述中國發生的迫害，希望他們能夠幫助法輪功學員跟中共政府對話。
很快，自由社會的各國政府和人權組織就做出反應。1999年7月至12月，加拿大政府、聯合國世界公民聯合會、澳大利亞、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等紛紛通過決議,強烈抗議和譴責中共這一侵犯人權和踐踏自由的行徑，並呼籲營救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中共決策層
自從鎮壓命令下達以後，作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權力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竟然從此就從電視上消失了，一連半個多月沒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電視台播出了一則江澤民座談國企脫困的新聞。本來國企三年脫困，是朱鎔基就任總理時的豪言壯語，如今這個領域也交給了江澤民，看來朱鎔基當時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講」匯報上，李鵬說：「對法輪功人員不要追究參與沒參與，關鍵是看其思想認識是不是轉變了。這一點，一定要向同志們講明白。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轉化成敵我矛盾，要把握分寸。」這也是李鵬在刻意和江澤民殘酷鎮壓政策保持距離。
政治局委員們也對鎮壓不以為然。讓江澤民十分惱火的是，除山東、遼寧等少數省份外，許多省市對鎮壓不感興趣，對鎮壓的指令陽奉陰違，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廣東，到1999底仍然有「法輪功絕大多數是好人」，「在廣東不判一個」等說法。被選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錦濤、李長春也是消極敷衍、低調對待，不願和江一樣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江澤民沒辦法，2000年2月只好親自去廣東督戰。他批評廣東對法輪功「鎮壓不力」、「軟弱」，要李長春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還親自給深圳市委發傳真要他們「守住陣地」……。在江澤民和羅乾的高壓下，廣東終於開始勞教法輪功學員，第一批被勞教的學員中就有胡錦濤的大學同班同學張孟業。有人對江澤民說：你這是一石二鳥，既給廣東省鎮壓法輪功開了先例（胡錦濤的同學都判了，誰還不能判？），又給胡錦濤套上了「出賣同學」、「不仁不義」的恥辱牌。
江澤民一個人在台前大跳大叫，中央許多人卻像看小丑一樣看着他表演。
脅迫朱鎔基
看到鎮壓的遲緩進展情勢，薄一波給江出主意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這和鎔基同志不重視、不公開表態有關。」
老百姓中流傳着一句話：「馬列主義一卷卷，毛澤東思想一本本，鄧小平理論一篇篇，江澤民學說一句句。」實在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了。實際上，江澤民的「三講」和「三個代表」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幾十個字而已，實在是算不上什麼思想。然而，從鎮壓法輪功後，曾慶紅開始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推廣「三講」，江澤民也把「三講」作為個人樹碑立傳的好機會。
按照曾慶紅的想法，朱鎔基在「四.二五」事件中親自接見法輪功學員，他不出來講話，會給外界造成黨中央分裂的猜測。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譽，如果支持鎮壓，可以讓不少人倒向江澤民這邊，也可以讓那些來上訪的法輪功斷了希望。「三講」運動是一個很好的強迫朱鎔基表態的機會。
曾慶紅把這些分析告訴江澤民後，江立即把朱鎔基找去訓了一次話，大意是說，國務院部門「三講」進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鎔基把「三講」當作維護執政黨地位的運動重視起來。江澤民指責朱鎔基長期以來「不知道服從政治的大局，對黨中央的政策有牴觸情緒，消極應付。要知道，『三講』中最重要的就是『講政治』。鎮壓法輪功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江說，「鎔基同志，黨中央要求國務院不但要『講政治』，而且要講好，要把推廣『三講』和當前最大的政治結合好，否則就是分裂黨！」
從江辦出來，朱鎔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後朱鎔基還是違心地表態支持江澤民的鎮壓決定，也許他是不想再受當年被打成右派時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趙紫陽的悽慘狀況。
「三講」其實並沒有什麼成效，老百姓中流傳着一副對聯，借用政治局委員吳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說：「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講來講去無官正，反貪污反腐敗反墮落反來反去未見行。」
當年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馬昭也是讓賈充在前面幹壞事，自己躲在後面；毛澤東發動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張春橋等人推在前台；但鎮壓法輪功這樣愚蠢的毫無理性的行為，沒有多少人願意賣命，江澤民想躲在後頭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沖在前頭，所有的黑鍋都自己當眾背上。他不但四.二五當晚連夜寫信給政治局，還在9月份參加在新西蘭奧克蘭的亞太經合會議上，親自給每個國家元首遞上誣衊法輪功的小冊子，失盡體統。
江澤民滿心希望各國元首「干涉一下中國內政」，對他的鎮壓表示贊同，結果碰了個大釘子。克林頓通過美國國務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佈了《國際宗教自由報告》，批評中國大陸對法輪功的迫害。不到三個月以後，克林頓在華盛頓的一次人權演講中，公開批評中國鎮壓法輪功，把逮捕法輪功成員稱為壓制人權的「一個麻煩例子」。當然，江澤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賦人權，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元首敢說他江澤民鎮壓有理。看到遞小冊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澤民隨即祭起了兩頂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內政」和「反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