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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看不到藥企賄賂背後 中國人治病難的驚人天機

—蔡慎坤:外媒看不到 藥企賄賂背後還有什麼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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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病房的存在就是普通民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香港僅僅800萬人口,政府撥給醫院的預算一年就高達400多億!而我國政府投入的公共衛生經費十之八九都用在了為數不多的官員身上!若要問「幹部病房」花了納稅人多少錢?有一組相當驚人的數據。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早先幾年曾經披露,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政府有關部門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40萬名長期佔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約500億元——這些是2005年之前的統計數據

國家某部委的負責人有一次泄漏了天機:在我這裏,公費醫療支出每天相當於購買一台進口寶馬車。換言之,僅僅一個小小的部委機關,一年就要花掉上億的醫療衛生費用。


中國正加緊調查葛蘭素史克賄賂醜聞。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稱,中國的醫療體系存在諸多問題,這次對商業賄賂的高調調查只是彰顯中國醫療體系功能失調的又一個案例。甚至,有些問題的發生,是由於沒有建立起合理的機制導致「逼良為娼」。

資金極度匱乏和醫院人滿為患,是中國醫療體系的特徵。這一體系運轉不良,滋生了猖獗的濫用職權和腐敗現象,也成為醫藥企業的陷阱。這次對商業賄賂的高調調查只是彰顯中國醫療體系功能失調的又一個案例。不論是手術前索要賄賂的醫生,為節約資金而把瀕死的癌症患者趕走的診所、還是向醫生支付回扣的藥企,中國醫療體系中的不當做法屢見不鮮。

由於保險覆蓋面不夠,醫生匱乏,農村地區醫院過少以及監管不到位,務工人員看不起病,已成為多年來引發社會不滿的一個潛在原因。自2009年以來,中國官方一直試圖通過一項改革解決這個問題,具體措施包括興建更多醫院、擴大醫保覆蓋面以及將國家醫療開支提高一倍。儘管這些舉措確實令局面有所改善,但中國患者自行負擔的醫療費用仍然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

最難處理的一個問題是中國醫院的資金短缺。在中共政府控制下,藥品定價和醫療費用被人為壓低,而醫院的大部分開銷卻要由自己籌措。結果是,多數醫院只能通過銷售藥品來取得大部分盈利,這導致醫生過度開藥成為慣例。

英國金融時報只是看到了中國醫療體系功能失調的一個方面,還有許多深層次的原因並沒有被扒開,如果我們不對整個醫療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僅處罰幾家行賄的藥企,根本不足以改變整個醫療體系混亂而又缺德的現狀!

近日,一則「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醫院投資3.5億元建幹部病房樓工程」的圖文帖在網上引發廣泛關注。所謂「幹部病房」是從前蘇聯移置過來又在中國發揮到極致的特權特色,類似的幹部病房幹部醫院從北京到各地,都是普遍存在而且習以為常。

據《中國周刊》2011年的調查報道,在中國,幾乎所有的三甲醫院都設有幹部病房,當然這些幹部病房未必都是獨立的大樓,有的只是一棟樓里的若干層。幹部病房的共同特點是,有最好的醫療設備,最好的醫生護士,為幹部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幹部病房內部也分成三六九等,不同級別的官員住不同規格的病房,享受不同標準的醫療待遇。

幹部病房越來越豪華氣派近年來已成為某種趨勢。最有代表性的當數兩年前媒體曝光的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院幹部病房,碩大無比的病房內書桌、衣櫃、盆裁、真皮沙發、液晶電視一應俱全,被網友稱之為「窮奢極欲堪比八星級」。廣西在建的這個28層幹部病房樓,投資高達3.5億元之巨,加之環評報告中公開披露的「樓內設置各類高級病房」等內容,一旦建成,其奢華程度比之吉林的「八級星幹部病房」恐不遑多讓。

用納稅人的錢供特定群體享受,這是長久以來幹部病房在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疑問。對此,官方的解釋往往是「歷史遺留問題」。幹部病房的歷史可以追溯至新中國成立之初,當時,為了加強對老紅軍、老幹部、高級知識分子保健和醫療上的照顧,一些醫院被指定為幹部保健定點醫院,「幹部病房」因此誕生。若說彼時對戰爭年代建立特殊功勳者予以醫療保健上的特別照顧有其合情合理之處,60多年過去了,還有多少老紅軍、老幹部健在?今日的幹部病房早已異化為官員群體按級別享受的醫療特權。

某種意義上說,幹部病房的存在就是普通民眾看病難、看病貴的根源。看病難主要在於優質醫療資源稀缺且分佈不均衡,看病貴主要在於公共財政資金對公共醫療衛生投入不足。恰恰是在這兩個最要緊的方面,幹部病房佔盡了天時地利,既不愁資金,也不愁資源。

而醫院之所以不惜投入巨資建造幹部病房,皆因有針對公務員群體的公費醫療制度兜底。如今的公立醫院雖然姓「公」,也是要靠賺病人的錢維持生存的,而有資格住進幹部病房的「客戶」,醫院自然不必擔心其消費能力,肯定要竭盡所能提供優質醫療服務。醫院很清楚,幹部病房建得再奢華,也不會是賠本的買賣。因此,無論建造幹部病房的資金是醫院自籌還是政府投入一部分,最終為之埋單的也是全體納稅人。

若要問「幹部病房」花了納稅人多少錢?有一組相當驚人的數據。衛生部原副部長殷大奎早先幾年曾經披露,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80%是為850萬以黨政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另據政府有關部門披露,全國黨政部門有200萬名幹部長期請病假,其中,40萬名長期佔據幹部病房、幹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開支約500億元——這些是2005年之前的統計數據,更為嚴重的是,自2006年之後,醫療衛生主管部門的統計年鑑里再也沒有了「公費醫療」這個細項,公職人員醫療花費被隱含在「政府其他行政事業費用」里,具體數目公眾根本已無從知曉。

而另一方面,從1980年到2003年,我國個人衛生支出從21.2%急劇上升到55.5%,甚至在2001年達到60%。僅以2000年為例,發達國家政府負擔了國民醫療衛生總費用的73%,新興國家的政府負擔了70%,最不發達國家的政府負擔了59.3%,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負擔了57.2%。衛生部部長陳竺在全國衛生工作會上表示,在衛生總費用方面,政府預算衛生支出和社會衛生支出的比重,2001年分別僅佔16%和24%,2010年分別提高到28.6%和35.9%。 

香港僅僅800萬人口,政府撥給醫院的預算一年就高達400多億!而我國政府投入的公共衛生經費十之八九都用在了為數不多的官員身上!公共醫療衛生費用長期以來沒有公開,老百姓並不知道龐大的公共衛生經費花到了什麼地方,只是國家某部委的負責人有一次泄漏了天機:在我這裏,公費醫療支出每天相當於購買一台進口寶馬車。換言之,僅僅一個小小的部委機關,一年就要花掉上億的醫療衛生費用。

於是,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在遭遇疾病時求助無門只能仰天長嘆。很多家庭往往因為一個親人身患惡疾就傾家蕩產,更多的農村老人有病只能抗着忍着,根本不敢去醫院。媒體經常報道無名病患孤獨的、坐在藥店邊或躺在路邊死去的消息。在一些城市的街頭,繁華的購物商場旁邊,常常能見到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或者農村婦女跪在行人路上,低着頭,或者目光呆滯的看着地下,面前放着一張紙,上面寫著女孩的父親或婦女的丈夫得了重病,需要大筆錢交納醫院費用,求助無門,只好請路人幫助。

今天,中國仍有許多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特別是打工者,在遭遇疾病風險的時候無法得到政府的救助。也就是說,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存在着一個規模龐大的弱勢群體,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境地。把他們放在今日醫療水平日趨現代化的大背景下,就會看到這個群體「小病扛、大病拖、不怕窮、就怕病」的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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