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的一所醫院
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這些富庶的長三角城市，正在變成一座座談鳥色變的城市。
SARS至今已經十年，經歷了這十年，中國的疾控系統已經非常成熟，醫療科技水平亦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H7N9禽流感病例至今並沒有呈現爆發式增長，然而公眾的恐慌情緒，卻日益增長。
活禽市場被關閉之前，人們早就不敢買雞吃；公園裏的和平鴿被隔離之前，人們也早已遠遠繞着走。H7N9禽流感來襲，公眾像是「驚弓之鳥」，而官方的表現卻一直十分淡定。
公眾在怕什麼？
絕大多數人不知道SARS的全稱是什麼，但是即使10年過去了，SARS留給中國人的恐慌，依舊清晰。
4月1日，國家疾控中心稱，發現新型H7N9禽流感病毒。此時，距離第一例禽流感病例死亡，已經過去僅一個月。關於瞞報的質疑，綿延至今。早在4月4日，首例病例的發現者盧洪洲就對我詳細說明了新病毒的確定流程，「新病毒的發現和確認，肯定是需要時間，這需要一個很嚴謹的過程。」盧洪洲說。
直到今天，面對上海是否拖延上報時間的質疑，盧洪洲依然在做着同樣的解釋。SARS雖然已經過去十年，但是由於當年瞞報失去的公信力，讓官方至今都在還債。
在H7N9禽流感病毒被發現後，香港媒體比大陸顯得更加積極。兩名香港《壹周刊》的記者，在4月3日專門從香港趕到南京。採訪的間隙，我問其中的一位記者：「為什麼你們比大陸記者還關注禽流感？」
「我們害怕啊。」這位記者說，經過了SARS、H5N1禽流感的肆虐後，香港每每在這種時候，就如同驚弓之鳥。這樣的「害怕」，也體現在這位香港記者個人身上。
因為要來大陸採訪禽流感，這位記者專門帶上了一瓶免洗洗手液。每當完成一次採訪，她都會從這瓶洗手液里擠出一點，在手上不停地搓。
政府為什麼不來消毒？
4月3日，當我剛剛從上海抵達江蘇時，這裏正是收治H7N9禽流感病例最多的省。當時，江蘇境內共有H7N9禽流感病例4人，其中南京收治兩人。
擁擠的地鐵里，很少能看到戴着口罩的人。
在南京最高的摩天大樓紫峰大廈下的廣場上，一個女孩對男孩說，我好像感冒了。男孩笑着對女孩說：「不會是禽流感吧？」然後輕輕在女孩的額頭親了一下。
對於這個擁有600餘萬人口的城市來說，兩個病例確實不足以引起廣泛的恐慌。幾乎所有的公共場所，都沒有任何標識提示人們要注意防控禽流感。
同屬江蘇的無錫也是如此。一位出租車司機告訴我，雖然知道有禽流感，但是公司並沒有專門因為這個病毒，給出租車進行消毒。
所有的焦慮、不安，都僅僅集中在病患直接接觸的人群中。其中一位病患的鄰居抱怨：「發生禽流感了，為什麼政府都不來給小區里消毒？」這位鄰居就住在患者同一棟樓的隔壁單元，因為禽流感，她的外孫女這個假期都沒有過來，老人為此很懊惱。哪怕只將範圍擴大一點點，禽流感的影響就幾乎消失殆盡。到了傍晚，這個社區依然有很多中老年婦女在空地上跳廣場舞。
在南京一位患者此前工作的農貿市場裏，來買菜的人寥寥無幾。農貿市場的管理人員和我說，官方只是過來消毒過，但是並沒有說要關閉這個農貿市場，甚至連活禽攤點也沒有關閉。
這個農貿市場從4月3日起，沒有賣出過一直雞，賣雞的攤主，乾脆在4月4日收檔休息了。直到4月6日，南京官方才停止了境內的活禽交易。
「動作過大，會引起恐慌吧。」他的這句話，似乎透露了官方的邏輯。
誰才是驚弓之鳥？
如果H7N9易於人際間傳播，或許會暴露出官方在此次公共衛生事件中的更多問題。
關於禽流感，幾乎每一位專家都強調，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現人際間傳播的病例。但是這並不代表在預防措施上，就可以掉以輕心。正如同樣沒有專家願意出來保證，病毒不會變異成人際間易於傳播。
在浙江的浙一醫院，確證的H7N9禽流感患者被隔離在傳染病最高級別的負壓病房內。在南京，一位高度疑似病例卻仍然有家屬進行貼身照料，院方甚至沒有提醒家屬需要注意隔離。
患者的女兒至今依然感到後怕，她告訴我：「如果這個病是有傳染性的，是不是我和我的孩子這時候都被傳染了。」在預計到母親可能會被確診為H7N9禽流感後，這位女兒和自己的家人只能自己去外面的酒店住。
在疫情面前，官方和醫院總是表現的頗為鎮定，緊張的則是家屬和公眾。但是官方的鎮定，並不一定會帶給社會安全感。
正如一位患者的鄰居和我說的那樣：「不管有沒有傳染性，政府哪怕過來消消毒，我看着也放心一點。」
流感防控的動作幅度，才越來越大。發現疫情的城市基本都關閉了活禽交易，社區里圈養的雞和鴿子也被撲殺。
（H7N9病毒：政府為什麼不來消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