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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牆體的深處，發現了用高標號水泥和鋼筋包裹着的竊聽器裝置。更讓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種有線竊聽裝置竟是「MADEINCHINA(中國製造)」!
文摘自《「山鷹之國」親歷》，作者：王洪起，出版：新華出版社
1978年7月7日，作為對 中共外交部致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照會的答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即公開信)。該信標誌着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在後來的歲月里，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
霍查的「反擊」
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有病，親自披掛上陣，對我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全盤否定。對我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着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中國從未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建立社會主義」。「中國搞四個現代化是想當超級大國」。攻擊鄧小平1978年訪日「是為加強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中國修正主義者的聯繫服務的，鄧對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提出了友誼的保證」。鄧小平訪問東南亞「是為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帝國主義戰線服務的」。誣衊中國同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發展關係是在巴爾幹和歐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指責我國停止對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動行徑，是中國對阿的出賣」。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區選民發表講話，竟然公然把中國列為「主要敵人」。他在隨後出版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則全面反華，甚至號召推翻中國現領導，同時為「四人幫」鳴不平。記得「四人幫」倒台後的4個月裏，阿爾巴尼亞一直對這一消息嚴加封鎖，隻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內參》卻做了充分及時的報道，轉載了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有關社論和文章，並在黨內下發了通報、進行了傳達。
霍查對中國的攻擊面之廣，就連我駐阿大使及其他人員都不放過，胡說什麼中國武官和新華社記者都是「中國間諜」，居然誣衊中國駐阿大使館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務部門派過來的，等等，不一而足。至於許多對華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沒說了，統統「定性」為「中國間諜」，重則被投入監獄，輕則被解職後下放勞動。
對於霍查瘋狂反華，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指示說：「大人不見小人怪。」隨之，我國對阿爾巴尼亞採取了「四不」方針，即：不過於重視、不予置理、不與之論戰、不主動惡化關係，贏得阿國百姓的同情。
「七七照會」之後，在國務院領導下，中國有關部門和中國駐阿使館齊心協力，在很短時間內，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國民航班機將全部援阿人員和留學生撤回祖國的首都。當我方宣佈被迫撤退專家時，阿當局雖大造輿論，對中國大肆攻擊，但阿廣大民眾和基層幹部對我方專家依依不捨，他們感激中國的無私援助，懷念中阿友誼。他們中有的甚至失聲痛哭，有的指着掛在牆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說：「這個人壞極了。」撤離過程中，專家招待所的服務人員仍然對我方專家彬彬有禮，服務周到;當我方專家撤離的車隊駛離駐地時，戀戀不捨的民眾無聲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頻頻招手。
中國使館新館發現竊聽器
1983年，中國新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郗照明抵達地拉那(阿爾巴尼亞首都)。剛一下飛機，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禮賓司長就迫不及待地對他說，阿方已為中方修建了新館，希望在3日內搬遷。大使聽了十分突然，當即表示反對搬遷，這位司長未作任何表示，連聲招呼也沒打就離開了。
中國駐阿爾巴尼亞使館原址靠近阿黨中央和部長會議所在地，阿方即使在兩國關係好時也一直對我方起疑，擔心中國對它搞什麼動作，老早就想把中國使館遷走。根據原來的計劃，新館址在拉納河北岸，與新華社分社、中國專家宿舍同在一個區域，以便於對中國人統一管理。新館實際上已經建成，在當時的外國使館中當屬最大、最好的，但兩國關係一壞就泡湯了。新館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後半部分改作阿貿易部，新華社分社新址則成了阿通社，中國專家宿舍先是改作對內旅館，後又成為環保部的所在地。
過了一個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給的館捨去查看了一番。新館設在使館區的最北部「斯坎德培大街57號」。郗大使等查看後認為，新館舍根本不具備對外活動、辦公和生活的必要條件，隨即向阿方提出，新館舍的院落、大廳、廚房、鍋爐等10處必須進行改造，並強調在改造好之前，談不上搬遷問題。在我方多次據理交涉之後，阿方原則接受了幾項主要的改造方案，經半年多的施工，基本達到了要求。考慮到兩國關係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儘快搬遷的情況，為了安全保密和節省經費開支，使館決定，由全館人員和臨時來館修繕的工人於1984年內自行搬遷，不僱用阿方一人一車。
新館舍院落原是一片廢棄的水泥操場，四處坑坑窪窪，砂石裸露。經大家日夜奮戰，把原館的無核橘樹移栽過來，用老館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園，用廢棄的鋼管搭建了一條葡萄藤通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種上了麥冬草，還人造了一小塊菜地。幾個月後，新館一片蔥綠，花草樹木錯落有致，給人以賞心悅目的感覺。
郗大使自抵達地拉那機場，阿禮賓司司長提出要我搬遷館舍之時起，就預感到阿方對新館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腳，隨即報告了國內，並要求派安全保密檢查組來館進行檢查。當年國內派不出人來，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個檢查組，開始用儀器對館舍進行掃描，未發現異常。但在裝修機要保密室牆壁時，檢查組在靠近地面處發現一根塑料細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牆體的深處，發現了用高標號水泥和鋼筋包裹着的竊聽器裝置。更讓我們大吃一驚的是，這種有線竊聽裝置竟是「MADEINCHINA(中國製造)」!安全保密組的人員輪流作業，順藤摸瓜，循着竊聽纜線挖下去，先後在機要室、研究室、商務處、會議室、大使官邸等處總共發現了35枚竊聽裝置，幾乎覆蓋了全館。
挖竊聽裝置的工作非常艱巨，需要門窗緊閉，把敲鑿聲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無理阻撓。儘管如此，阿方從我們挖第一枚竊聽器起就引起了警覺，在使館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進行晝夜監視。外交人員服務局人員(實為內務部特工)幾次以檢修電話線路和輸電線路為由要進入我館，均被我方拒絕。此計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員服務局副局長把大使召到他的辦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館的建築結構，又當即被大使嚴正拒絕。與此同時。阿方對使館人員進行了嚴密監視，我館人員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蹤。我方對其安放竊聽器的行為，並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大國心態」，不加聲張地拆除了之。我則寫了一份內參，及時報告了國內。
為了把挖竊聽器的情況實錄下來，作為歷史性的見證資料，使館派我和一名外交官，開車前往我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借來攝像機，將挖掘的全過程、竊聽裝置及纜線等都完整地錄製下來。之後，將錄像帶、竊聽裝置、部分纜線通過外交信使郵袋送回國內。國內有關部門將這些實物和錄像，作為對出國人員進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動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