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諜關露（中）、袁殊（右）、胡均鶴（左）在抗日時期幫助潘漢年勾結日偽出賣國府軍情。（網絡合成圖）
大約在一九四二年春、夏之間，汪偽特務機關「七十六號」的二處處長胡均鶴，偵知共產黨人潘漢年匿居在靜安寺百樂門大飯店，便去和潘漢年做了一次秘密談話，勸說潘和李士群見面。李在成為叛徒之前，潘、李就噎認識。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蘇州會見了李士群，潘到了蘇州後，李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周佛海，並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會見了周佛海。他們談的主要內容，是商定雙方在上海互不傷害，互不以暴力對付的問題。這次會見後，周、李與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號」晤談。他們晤談時，楊淑慧也曾在場。一九四二年底，潘漢年告訴周佛海、李士群說，他將去蘇北解放區，但不久還會回上海。臨行前，周還在「七十六號」為潘餞行，李士群當時也在場。（以上資料轉達引自程舒偉、鄭瑞峰著《汪精衛與陳璧君》一書，團結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一月版，第二九八至三零一頁。）
從常理上說，只有中央政府有權與敵方談判議和，任何下屬私下與敵方接觸，交換情報，交換利益，均屬通敵賣國！中共作為接受國民政府中央領導的地方武裝，在抗戰期間私通日特與汪偽，定期出賣情報，換取日軍默契，寬容中共自己的武裝，集中力量打擊其他抗日軍隊。
中共與日本中國特務機關，汪偽特務總部均有直線的、互明身份的秘密聯繫。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主要通過前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岩井，而與汪偽的聯繫是直接與汪偽特務委員會秘書長、警政部長李士群直線聯繫的。
在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潘漢年的傳記，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里的種種工作。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與日本軍方會談的許多細節。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
中共今天辯解說這些情報工作是為了拉攏這些敵人，這完全是不通情理，越描越黑，由岩井、李士群的身份，在當時均居敵特情報機關首腦要職，要投降也是投國民黨中央政府，怎麼會投降到偏居西北的中共地方武裝。事實正好相反，是岩井、李士群充分利用了中共這個漢奸集團，換取中國的戰略情報與資源，並分化中共武裝，使日軍與汪偽可以集中精力打擊國民黨的中統特務網路，打擊堅持抗日的軍隊。
這裏最重要的一個佐證細節是：岩井、李士群從來沒有領取中共的特務津貼，而正是潘漢年，袁殊這些中共黨員高幹，定期領日本人的特務津貼，並常年定期提供有價值的中國情報。
潘漢年是以中共情報高級幹部的身份，以幫助日本特務頭子岩井在香港每半個月提供一次中國情報為條件，領取每月二萬大洋的日特津貼，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日本特務岩井化名冊。潘本人持有日本上海領事館簽發給特務的特別通行證明。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人是清楚潘的中共高幹身份，也正是因此與潘合作的。戰後，中共極力保護自己的通敵特務，潘漢年在戰時就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彰，(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時，毛澤東在講到敵占區大城市工作時，表揚了劉少奇，同時也表揚了劉曉和潘漢年)，潘後來擔任上海副市長的要職。
這次「秘密」活動的當事人胡均鶴被中共逮捕不久被處死，楊帆已於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三十一日被捕。一九五五年三月中旬，潘漢年赴北京出席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是提及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會議文件提及楊帆在上海公安局工作中的問題，四月三日，公安部長羅瑞卿親赴潘漢年下榻的北京飯店，宣佈逮捕審查令。四月七日，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正式批准逮捕這位全國人大代表兼上海代表團副團長，連他的夫人董慧也受株連被捕。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國共談判時秘密投降國民黨。抗戰期間秘密投降日本特務機關，與汪精衛勾結。掩護胡均鶴等中統特務導致二‧六轟炸。其實潘漢年的這些「罪行」都是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有關，沒有當時最高領導層的指示，潘漢年如何敢於與他們秘密談判媾和。毛澤東不過是「過河拆橋」，「殺人滅口」。
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一九四九年之後卻搖身一變成為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此人也是中共與日本的雙料特務，常年定期領取日特津貼，他在與潘聯繫之初，就主動公開了日本特務身份，日本投降後，當國民黨政府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時，由中共將他轉移到根據地，此後，袁擔任了中共華中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等職。後因潘案收監，但八二年後再次被中共平反。
在所有這些與日特敵偽勾搭活動中，中共特務們都是公開自已的中共黨員身份的，並且幾乎主要大事都是在中共中央指導下進行的，（除了潘本人見汪精衛一事外）。他們的漢奸行為也因此長期受到中共領導的包庇甚至表彰，只是在後來建國後政治鬥爭需要，也因為潘等人嘴上不牢到處亂說，才找個藉口將他們以漢奸罪收監，但最終中共還是給這些漢奸全部平反了，並證明這些漢奸是在中共自己領導下工作的。
這是中共給列名日特花名冊、定期領津的潘漢年的歷史結論:一九八二年八月二三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指出，當時 潘漢年同日、汪特務機關和頭面人物之間的活動是工作的需要，其情況均及時向中央作過正式的報告；中央主管部門還為此選調過一些幹部給他。他執行這些任務所采的特殊手段，都是組織上允許採用的，而且取得顯著的功績：他成功地派人打入敵偽特務機關，為黨獲取了不少重要的戰略情報，多次受到中央的表揚；他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掩護了一批打入敵人內部工作的同志和一些同他有聯繫的上海地下黨組織及其領導同志；他在敵占區建立了秘密交通線，不僅保證了淮南根據地與上海之間地下聯繫的暢通，而且在環境惡化時，把在上海難以立足的地下黨領導同志和大批幹部，安全地撤回根據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黨派在香港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的許多同志和秘密電台處境危險，潘漢年主動報經中央同意，利用他的特殊社會關係，從上海派人去香港，掩護他們全部安全撤回內地。這一切都表明，潘漢年沒有「投靠日本特務機關，充當日本特務」，而是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他的特殊使命。
二零零四年由中國大陸東方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前領導人王明寫《中共五十年》一書對此事也有披露。王明在書中說，毛澤東曾派新四軍政委饒漱石和新四軍的偵察科長胡均鶴與日軍和汪精衛政權秘密進行談判聯合問題，中共抗日戰爭時期，表面上主張抗日，暗地裏採取一切手段進行反對蔣介石政府，甚至不擇手段的與日本和汪精衛偽政權合作，進行着背叛中國民眾的活動。
王明寫道：
「至於對內政策，毛澤東事先不讓黨中央政治局知道，私自通過中共中央軍委電台，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以他的名義派出代表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談判共同反蔣的問題，同時命令停止抗擊日軍和汪精衛的軍事行動。可是當時不管是日本人還是汪精衛都不會相信毛澤東能成為『汪精衛第二』。他們懷疑共產黨搞什麼陰謀來反對他們，以企圖把他們誘人陷餅。所以談判未能取得任何具體的結果。
「蔣介石的情報機關當時利用毛澤東與日軍代表和汪精衛相勾結的事實為武器進行反共宣傳。幸好中國共產黨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革命威信，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人，所以蔣介石集團很難使人們相信在中共領導人中會出現秦檜和汪精衛這一類的民族叛徒。因此他們利用上述事實作為反共宣傳的嘗試未能達到任何結果。
「一九五五年毛澤東藉口反對『高（崗）饒（漱石）聯盟』而逮捕了饒漱石並把他折磨至死，同時利用這次運動把潘漢年（前新四軍偵察科長）以及胡均鶴抓起來，胡還被處決了。因潘漢年是饒漱石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派去和日軍與汪精衛談判的代表，而胡均鶴則是前日佔區和汪精衛的談判代表（胡均鶴當時背叛了共產黨的事業，但在上述談判過程中潘漢年成功他說服了他重新為我黨工作）。毛澤東的這些行動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即清除他執行民族叛賣路線的見證人。
「因為胡均鶴是三料貨色的特務（他既是蔣介石、又是日本人和汪精衛的特務，而潘漢年卻使他又成為了新四軍在日汪陣營和蔣介石陣營中的反問諜人員），所以他和潘漢年的談判內容通過蔣介石的間諜機關，很快便成了美英在華諜報機關頭目的寶貴財富。因此美英帝國主義者就會懂得：既然毛澤東甚至在日本侵入中國、全民起來抗日救國的情況下都能與日本結成聯盟，甘當民族叛徒，那未，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他毫無疑問也會和他們結成聯盟。
「因為許多黨內外人士不了解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真相，所以我認為有必要順便在此對這個問題作一簡要的說明。
「毛澤東這個陰謀家，捏造「高饒反黨聯盟」（一九五四年）事件，其目的有三：「第一，為了使鄧小平取代劉少奇當選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不願履行他在建立「毛劉聯盟」時的「莊嚴諾言」（選劉少奇擔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所以還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他就建議暫不設總管黨的整個組織工作的黨中央總書記，而像以前一樣只設管理中央各部門、處理中央某些日常事務的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一九五三年，毛澤東開始證明設總書記的必要性，同時要求他的親信羅榮桓、羅瑞卿等人支持高崗公開進行反對選劉少奇為總書記的運動。劉少奇終於不得不同意以當時毛澤東所信賴的人之一——鄧小平代替他將來當選為總書記。
「第二，為了使東北這個大行政區的全部黨政軍大權從高崗那裏轉入羅榮桓之手。為此目的，毛澤東突然給高崗背後一擊，宣佈高崗領導的反劉少奇運動是「清君側」運動，也就是說，這次運動「名義上是反劉，實際上是反毛」，「反對劉少奇正是為了打擊毛澤東」。毛澤東迫害了高崗（在他被害之後宣佈為「自殺」並「開除」出黨），便把高崗在東北大區的領導職務交給了羅榮桓。可是革除高崗的真正原因卻在於高崗違反了毛澤東的指示，真心實意地執行與蘇聯合作的政策。
「第三，為了在反對「高饒反黨聯盟」的掩蓋下，不僅把饒漱石除掉，也把潘漢年、胡均鶴等人除掉，也就是把他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執行的「聯日聯汪反蔣」的民族叛賣路線的全部見證人統統除掉。」（參閱王明：《中共五十年》，東方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三月版，第一九零至一九二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