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翔自2004年闖入國際舞台以來，已經成為中國體育夢的象徵。

　　我垃圾成山的專欄寫作生涯中有兩篇文章有着詭異的命運，其影響力遠遠超過了原有領域：《弄他！弄他！》本來只是2008年東亞四強足球賽的一篇專欄，這篇小文以調侃的口吻抒發了對重慶這座「很搞」的城市的好奇，卻莫名其妙地惹得重慶有關方面發動媒體圍剿了五天，從體育隨筆釀成社會政治新聞；而另一篇《劉翔和崔健，一起飛了》原本是2007年我在《南方人物周刊》樂評專欄的文章，但在2008年奧運之後卻被賦予更豐富的的時代含義。而到了2012年奧運，當圍繞劉翔的陰謀論再一次流行，人們或許應該重新看一下那個由崔健的歌做為配樂的耐克廣告，更重要的是，再好好聽一遍崔健的《飛了》——經典總是常新的。

　　最初耐克是想拿崔健的歌來襯托劉翔，而現在，劉翔完全襯托和印證了崔健的歌。就這樣，劉翔跟着崔健，「孤獨地飛了」。

在跨第一個欄時，位於第四跑道的劉翔左腳後跟碰到欄架後摔倒在地。後來，他單腿跳到終點。

　　崔健與劉翔，八竿子打不着的兩個人，也只有耐克能把他們拉到一起。這就是跨國資本主義的能耐，它能跨越時空，把中國兩個不同時代的象徵符號並置於一起，打響一聲發令槍，商業、政治、體育和文化四大金剛似乎齊聲喊出同一個時代口號——「我飛得更高了」，這是「大國崛起」的抒情，當然也是奧林匹克的夢想。

　　估計劉翔都未必知道這「廣告歌」是崔健寫的。《飛了》一直是我心目中崔健最佳作品之一，在其作品中無論是音樂還是歌詞都最為晦澀最為奇特，那是他 1994年對時代的超前預言。耐克看中並斷章取義的，其實僅僅是《飛了》中的一句「我飛得更高了，更高了」，全然不管前面還有一句「我孤獨地飛了」、最後還有一句更嚇人的——「我飛不起來了。」

　　耐克按理應該用一首搖滾大路貨作體育High曲，汪峰比汪國真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飛得更高》顯然更合適：「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藍/我知道我要的那種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我要飛得更高……」如此陽光如此勵志的歌不選，為何偏要選那麼首晦澀、灰暗的歌？是因為崔健名氣大嗎？但論流行度，如今《飛得更高》肯定遠比《飛了》更流行。

　　關鍵在於，《飛了》獨一無二令人肝顫的節奏與劉翔的跨欄疾步更匹配。《飛了》雖然邪異，但崔健對中國傳統打擊樂和戲曲味的偏好仍然給這首歌打上明顯的本土烙印，這更符合耐克這個廣告要強調的中國本土色彩。崔健的歌並非不能用於體育，《假行僧》與競走是天作之合，而《超越那一天》即使不能用作香港回歸紀念主題曲，至少也可以用作香港舉辦的東亞運動會會歌吧——當然這只是我的信口胡扯。

　　在商業影像帝國，音樂和歌詞往往淪為附庸的小卒。崔健早期與張元合作拍過一些挺牛逼的MV，但後來他對MV持牴觸批判態度，再也不拍。他拍的最後一個 MV恰恰就是《飛了》，崔健的創意和張元的拍攝都令人擊節：崔健和樂隊在樓下出演《飛了》，樓上卻是一群男女在跳鄉村綢子舞，搖滾和綢子舞同在一個空間，一個極具象徵意味的魔幻空間，觀眾則是同一幫老頭老太。可惜這個MV從未在中國大陸電視上放過，在廣告歌和彩鈴的時代，內涵複雜深刻的《飛了》在電視上最終只割剩為一句口號。

    虎落平陽，和寵物狗一起甩着尾巴，一起咀嚼狗尾巴草。

　　這無非再次印證無孔不入的商業消費主義文化對於反文化的強勢利用，這在歐美早已見怪不怪，最典型的例子是約翰·列儂（披頭士樂隊主唱）表達人類大同夢想的《Imagine》也被商家買來配廣告。「飛」字在搖滾史上聚訟紛紜惹禍無數，不乏因為fly、high這類字眼而被指有宣揚毒品之嫌從而遭禁的歌曲，但崔健此歌並無此意，開頭第一句已經表達得很明白：「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意兒。」

　　汪峰更無此意，飛得更高無非就是「超越夢想「更為直白的表達。與汪峰「我要的幸福就在更高的天空」的虛無縹緲相比，崔健始終腳踩着大地——「我想要的東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別處就在這兒。」在1994年推出的第三張搖滾專輯《紅旗下的蛋》開篇，崔健就以《飛了》表現出一種新的時代感受力：那就是失重、飄浮的無力感，時隔三年之後，這種感覺被崔健在第四張專輯中進一步表述為「無能的力量」。

　　他依舊在做各種犀利的政治隱喻，但也敏銳地感受到商業離心力的作用，一個政治施壓，商業失重，道德失控的90年代社會像一輛紅色救護車左衝右突呼嘯而來。有趣的是在《紅旗下的蛋》這張專輯的最後一曲《彼岸》，崔健還是添了個光明的尾巴來了一個大團圓結局，他又像英雄一樣登高一呼召喚萬眾雲集：「這裏是世界，中國的某地，我們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後來，億萬民眾的確又不斷「共同高唱着一首歌曲」，那就是因假唱而屢遭崔健抨擊的《同一首歌》。而商業消費主義文化已經滾瓜爛熟到人人言必稱「創意」，於是《飛了》也不免淪為一個廣告「創意」。鑲金的鳥籠於是將八大山人的怪鳥養成時代的寵物。時代變了，如小河的民謠專輯名字所云：飛得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只是你究竟是鳥還是牛？看完這個耐克廣告，我們除了撒腿直奔耐克專賣店還能幹嘛？難道還有心情重聽一遍《飛了》？我曾經私下為這首歌起了個薩特的名字——「厭惡及其他」，請允許我照抄它的歌詞，因為這首歌一直是崔健最為超前最不被理解的歌：

　　「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藝兒，我的感覺已經暈了，渾身沒勁兒，這周圍有一股人肉的味兒，它只能讓人琢磨人之間的事兒，這暈的感覺是朦朦朧朧的，不知不覺身體變得輕飄飄的，我是不是與我不同啊，像這灰色中的紅點兒，人們的眼神都像是煙霧，它們四周亂轉但不讓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開始懷疑我自己是不是糊塗，我周圍還有一股着火的味道，在無奈和憤怒之間含糊地燒着，我突然一腳踩空身體發飄，我孤獨地飛了，我好像變成一個英雄的鳥兒，在太陽和煙霧之間不停地飛着，我張開了嘴巴扯開了嗓門兒，發出了從來沒有發出過的音兒，這聲音太刺激把人們嚇着了，他們一個個地站起來大聲地叫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我也呆了，我飛得更高了，那天晚上我偷着飛回來摸着黑兒，這周圍還和以前一樣散發着味兒，我想要的東西它不在空中，它肯定不在別處就在這兒，幾天後人們終於發現了我，周圍所有人都看起來不對勁兒，突然間那火把空氣點着了，我飛不起來了。」

　　崔健寫《飛了》迄今差不多二十年，而我的文章寫於北京奧運前大半年。後來，劉翔退賽成為2008年北京奧運最具轟動性的事件之一，此事甚至多少沖淡了中國軍團金牌第一的喜慶。當時錢烈憲翻出了我的舊文改了個標題發表在著名的「前列腺要發言」博客上：《劉翔退賽的最大秘密》。把耐克這個廣告當作陰謀論的證據，其實也是對陰謀論的調侃。

　　中國人迷信，為何耐克偏偏會選擇崔健最晦澀陰暗的一首歌？後來我的疑惑得到解答：原來巴西佬才是罪魁禍首！被耐克請來拍那個劉翔廣告片的，是《上帝之城》的導演，這位老兄是在香港聽到崔健的唱片，於是決定用《飛了》做廣告片的音樂，就音樂和畫面的結合來說，他的選擇當然沒錯。而耐克一聽歌詞有「飛呀」 又有「更高了」，當然以為是天作之合，也就顧不得這歌的其他髒亂差歌詞了，於是崔健最黑暗的歌，就這樣堂而皇之地被閹割為一段陽光勵志音樂。

　　這也是藝術在全球化消費狂潮中的角色和處境的絕佳寫照。先說《上帝之城》，這部大片奇妙地結合了巴西對現實苦難的絕望和殺人的快感，觀眾跟着導演一個個漂亮的殺人鏡頭閃回完成了對苦難的消費：一場比昆丁塔倫蒂諾更酷的人肉盛宴，最終大家反而縱身一躍，遠離貧民窟的苦難現實。而跨國資本主義品牌馬上會撲過來，進一步把你從苦難引入光鮮靚麗的消費烏托邦，並且他們的藝術品位越來越高，口味越來越刁，甚至越來越重，他們能夠消化《上帝之城》和《飛了》這樣另類的重口味，然而不管饕餮美食家有多麼重口味，他們最終只需要把藝術切成一片小肉肉，做成一個三明治。

　　劉翔在鳥巢退賽，不單不向觀眾鞠躬致意，反而脫衣怒摔，頭也不回地走了。他似乎是在自毀形象，不管是對田徑隊還是對以耐克為首的各大讚助商來說，這都引發了巨大的公關危機。劉翔花了四年時間東山再起，在奧運年重新吊起人們的胃口，然而再次因傷慘敗——上一次跑都沒跑，這一次第一個欄就摔倒，然而這一次他發揚了奧林匹克精神，單腿跳完全程，全場為他鼓掌。然而在他的祖國，在博得很多同情的同時，也引來不少罵聲。四年前針對官方和贊助商的陰謀論這一次更為泛濫。

　　當劉翔的參賽號碼1356都被詮釋為「十三億人五十六個民族」，當耐克官方微博在劉翔單腿跳完比賽之後迅速發出一條所謂「讓13億人都用單腳陪你跳到終點」的微博，當央視主持人又把他譽為民族英雄時，劉翔，再一次成為中國人無辜的羔羊，不知是通往祭壇，還是伊甸園。

　　陰謀論更多地針對耐克和體育當局，質疑他們「綁架」劉翔，逼他不得不帶傷冒險參賽，而更令人不安的是，上回劉翔被指責缺乏奧林匹克精神，這次踐行了堅持到底的奧林匹克精神，卻又被罵為「影帝」。

　　很難找到確切的證據證明陰謀論的存在，但堅信陰謀論的人也會反駁說「你憑什麼說沒有陰謀？」陰謀論為什麼會更加泛濫？這四年興起的微博固然是陰謀論的溫床，但根源在於社會信任感的進一步失落和渙散，人們在越來越強勢的政治與商業——它倆已經完全合體成為雙頭怪獸——勢力面前的無力感，很容易轉化為陰謀論。

　　但陰謀論的另一面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人們開始意識到劉翔是舉國體制和商業體制的雙重受益者，意識到是自己作為納稅人在供養金牌選手，當金牌選手何姿都在擔心獎金不夠買房時，人們有理由重新質疑國家榮譽和個體生活之間的關係。

　　當然這種公民意識或許也包含了某種對於劉翔式的「高富帥」羨慕嫉妒恨的「屌絲「心態，以及更令人不安的，瀰漫於現實與虛擬現實之間的社會戾氣。很多人在苛責劉翔的時候似乎淡忘了自己當初是如何喜愛他的——他的陽光，幽默和遊戲精神；並且無視這樣一個數據： 2000年至今，劉翔共參加了48次國際跨欄比賽，獲得冠軍36次，亞軍6次，季軍3次，因傷退出兩次，是新世紀這個項目不容置喙的王者。新世紀十二年過去，中國人在公民意識覺醒的同時社會共識也越來越難以達成，而中國人的遊戲精神，似乎還沒真正確立，便已經進化為惡搞精神。

　　劉翔的阿喀琉斯之踵，終於承受不了愛國主義和品牌帝國主義的雙重重負，這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身體政治」的絕妙隱喻。與其說《飛了》不吉利地預示了劉翔的兩次奧運悲劇，還不如說它在1994年就準確而犀利地預言了一個政治與商業交媾而成的魔幻時代——在這個越來越強大的雙頭魔獸面前，每個人，哪怕他是個英雄，民族英雄，有時都顯得那麼渺小；他唯一的尊嚴，似乎只能是孤獨地飛了，飛不起來了，就孤獨地跳下去。

　　現實閹割了藝術，但奇妙的是最終，藝術還是反諷了現實。《飛了》的mv，完全可以重新在最後，再配上劉翔在北京奧運和倫敦奧運的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