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哪種說辭吧，是緩中趨穩也好，還是穩中有緩也好，反正2012年的上半年，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似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媒體甚至用「集體誤判」這樣的概念來打「馬虎眼」。
這是「集體誤判」的事嗎？
如果有這麼高度一致的「集體誤判」，那麼恐怕我們真的要認認真真地問一句，我們的判斷標準究竟是什麼？究竟是我們的願望呢還是現實？
找理由很容易，比如外圍歐債危機惡化的程度比我們預期的要嚴重，新興市場如印度、巴西也不行，外貿出口下滑厲害，不但總體訂單減少，而且短期訂單大幅上升，長期訂單大幅減少；再比如政策轉向的力度比預期更猛烈，用勁過猛，央行連續調高存款保證金率導致流動性迅速逆轉；還比如對房地產投資投機打擊的力度超乎想像，不但限購而且限貸，投資規模出現大幅度的下降。
可惜，這些理由並不是在今天才突然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歐債危機在去年8月達到頂峰，而幾乎同時，我們溫州為代表的沿海中小企業融資難達到空前程度，跑路現象層出不窮，定向寬鬆始終引而不發，限購和限貸剛剛開始在全國鋪開。到底是我們太大意還是不以為然，或者認為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走過場，僥倖心理還是迷信心理？我們真的以為有形的手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嗎？可以進退自如，左右逢源嗎？或者此下滑相當於彼下滑嗎？
不管你承認還是不承認，陰差陽錯已經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大特色。「增長路徑依賴」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調整過程中擺脫不了的魔咒，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的話來講，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有增長罵增長，無增長想增長」的困境。
很多人不理解，經濟增速跌到8%以下為什麼會如此恐慌，要完成產業結構的調整犧牲一些速度又有什麼了不起，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有什麼難理解的？事實上是，不但經濟增速下滑會引出諸多就業、收入等最基本的民生問題，而且未必就會同時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極可能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楊瑞龍的研究表明，2011年在經濟增速下滑的過程中，結構問題卻進一步嚴重了，表現最明顯的是第三產業下降幅度比第二產業大。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在現行體制內，速度高不等於結構惡化，速度低不等於結構改善。且結構調整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沒有通過增長來增加一塊蛋糕做必要的補償，會引起社會問題，所以在改革沒有完全到位的時候，需要速度。
楊瑞龍的研究令人沮喪，但是現實就是如此，在目前的狀態下穩增長還只有靠穩投資來實現，所謂的投資還是立竿見影的政府投資，我們還在那個怪圈裏面打轉，還是離不開發改委批項目。
這是陰差陽錯之一。
和憂慮積極寬鬆的貨幣政策重蹈覆轍形成對比的是我們對積極財政的期盼，即減稅。在很多人的認識中，結構性減稅似乎是政府能夠聽進去的建議，但是如果真的只是強調結構性減稅而不是強調整體減稅，在實際過程中，一定會演變成結構性增稅，企業的負擔不但不會減輕，甚至還會加重，換作是你做稅務局局長，可能你也會如此動作，這就是為什麼經濟越低速，財政收入越減少，稅收壓力越大的原因，因為支出是硬指標，收入就不可能是軟指標。
這是陰差陽錯之二。
當年的4萬億投資據說一分錢也沒有直接進入房地產，但房地產卻是直接的受益者，央企成為地王也是此後的情景，政府投資集中在鐵公基，民間投資呢？所以難怪，有人把穩投資又和地產調控的放鬆聯繫起來，難怪總理在常州要強調地產調控的決心，否則前功盡棄。
這是陰差陽錯之三。
貨幣政策的習慣性意外與GDP的陰差陽錯都是一種扭曲，根子還在於中國經濟既非完全的市場經濟，也非完全的計劃經濟，而是政策經濟，而政策畢竟是權宜之計，與制度安排不是一回事。
我們只有等待繼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