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兩份在網絡上公開的文字，特別是後面一份，1985年1月17日全文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說明，所謂改變中共命運的遵義會議所確定的方向，是「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而非後來所宣傳的「北上抗日」。同時，文件還說明，被宣傳為" 確立毛澤東在紅軍中領導地位"的遵義會議，實際上其所確定的中共軍事最高負責人是周恩來，毛澤東在當時只是助手。《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應該說是一份有助於還原歷史的文件，不僅如此，相信有識之士在細讀之下，還可得出許多與中共宣傳機器所宣傳的完全相反的結論。
陳雲手稿解開遵義會議之謎
長征途中所召開的遵義會議，隨着毛澤東的影響日益擴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對於這次會議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於在檔案中沒有找到遵義會議的記錄，關於遵義會議的許多問題得不到解決。例如遵義會議究竟何時開始，何時結束，出席者有誰……
一份關於遵義會議的手稿的發現，一下子解決了許多歷史難題，引起廣泛注意。這份手稿是195６年中共八大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前往莫斯科，從蘇聯運回的一批中共檔案中的一份。手稿用藍墨水直行書寫，標題便是《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共8頁４０００余字。可是，這份手稿顯得不完整，首頁上標明（乙），顯然還有（甲）。（甲）是什麼？不得而知。再者，這份手稿是誰寫的，沒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確認之前，無法公開發表。
歲月飛逝，198２年年初，黨史學家正在抓緊黨史資料徵集工作。為了使遵義會議研究深入一步，確定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議事日程上。於是，中共中央檔案館派人把手稿送到遵義會議出席者手中辨認，以弄清是誰寫的。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那裏，都認不出是誰的筆跡。
陳雲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而且當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所以，當鄧小平、聶榮臻、楊尚昆認不出是誰的筆跡之後，這份手稿被送往陳雲同志辦公室。
當時擔任陳雲秘書的朱佳木回憶道："我收到手稿原件時，陳雲同志的工作正忙，所以在我那裏壓了一段時間。直到四五月間陳雲同志按慣例在杭州休養時，我才抱着試試看的心情，把手稿交給了他。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他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
"他說，'這是我寫的！'"
"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時寫的傳達提綱……"
經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雲南省威信縣到貴州省仁懷縣鴨溪鎮的行軍途中，因此寫作時間為19３5年２月11日至３月11日這段時間內。
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這樣，這份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的手稿，署名陳雲，先在《中***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着，在遵義會議5０周年紀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開發表於《人民日報》。
陳雲手稿指出："遵義會議經過３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
由於從周恩來的一份電報中已查明遵義會議是19３5年1月15日開始的，"經過３天"，也就是1月17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查明了。
陳雲手稿指出："參加這次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了。"
這一段話，給歷史學家幫了大忙。歷史學家把那些當時不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確定了遵義會議出席者名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６人，即毛澤東、朱德、陳雲、周恩來、張聞天、博古。
陳雲提及的"林、聶、彭、楊"，即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
加上陳雲提及的李卓然，"李總政主任"——李富春，"劉參謀長"——劉伯承。
陳雲手稿如實地記錄了遵義會議的主要精神，指出：
"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Ａ、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Ａ，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周恩來。長征時，他們三人組成"三人團"，是中共最高領導機構。
陳雲在會上，和周恩來、張聞天等一起支持毛澤東，批判博古、李德。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原為政治局委員），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
陳雲（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注【遵義會議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和糾正了軍事上的錯誤，從組織上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第36、197頁。】）的召集，是基於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注【蘇維埃是俄文COBET的音譯，意即會議或代表會議。它是俄國十月革命後國家權力機關的名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各地建立的革命政權也稱蘇維埃政權或蘇維埃政府，它所管轄的地區稱蘇維埃區域，簡稱蘇區。這個歷史時期也稱蘇維埃時期。--第8、14、23、25、30、36、92、98、156、188、362頁。】）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注【反對五次"圍剿"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反擊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五次軍事"圍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蔣介石調集約五十萬兵力，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錯誤地用陣地戰代替運動戰和游擊戰，紅軍苦戰一年未能打破"圍剿"，於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第36頁。】）中與西征（注【這裏所說的西征，是當時中央紅軍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向西突圍，開始進行大規模戰略轉移的稱呼。後來統稱為長征。--第36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當着紅軍佔領遵義以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注【一軍團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一九三○年六月，紅四軍、紅六軍（不久改稱紅三軍）、紅十二軍在福建長汀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路軍，接着改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三軍團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一九三 ○年六月在湖北大冶劉仁八成立，下轄紅五軍、紅八軍。--第36頁。】）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黃岡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軍團長。聶指聶榮臻（一***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政治委員。--第36、45頁。】）、彭楊（注【彭指彭德懷（一***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軍團長。楊指楊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政治委員。--第36、45頁。】及五軍團 注【五軍團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它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寧都起義的部隊改編而成，是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的主力軍團之一。長征中擔任後衛任務。當時，董振堂任五軍團軍團長，李卓然任政治委員，陳雲是中央代表。--第36、293頁。】）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注【李總政主任指李富春（一九○○ 一--九七五），湖南長沙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第36頁。】）及劉參謀長（注【劉參謀長--指劉伯承（一***二--一九八六），四川開縣人。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第36、88頁。】）都參加。會議經過三天，作出了自己的決議。
一、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於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 注【四方面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四軍與紅二十五軍在湖北黃安（今紅安）合編組成。一第37、93、295頁。】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注【西康是當時的一個省。一九五○年該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設昌都地區。一九五五年西康省撤銷，所轄地區劃歸四川省。一九五六年昌都地區劃歸西藏自治區。--第37、45頁。】）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來觀察這個決定，我們應該批評這個決議只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於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後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這一段話是原提綱中的。這裏所說的今天來觀察，是指寫傳達提綱的時候。--第37頁。】）
二、檢閱反對敵人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的錯誤。
(A)擴大會議認為四次"圍剿"粉碎（注【一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的第四次軍事"圍剿"。一九三二年底，蔣介石調集四五十萬兵力，採取分進合擊的作戰方法，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的指揮下，運用前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採取集中兵力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方針，分別在江西省宜黃縣黃陂、草台岡、東陂地區伏擊敵人，共殲敵近三個師，取得了這次反"圍剿"的勝利。--第37頁。】）以後，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決議--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的決議（注【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的《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第37頁。】）是正確的。政治局擴大會反對博古（注【博古即秦邦憲（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蘇無錫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總負責人。--第37頁。】）同志的報告，這個報告客觀上是在說明不能勝利的保衛蘇區來粉碎五次"圍剿"的原因是偏重於客觀的--帝國主義對於國民黨的幫助，白區（注【白區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國民黨統治區域的稱呼。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建立的組織，當時稱白區黨。黨的組織及其所領導的群眾組織稱為白區組織。由於嚴重的白色恐怖，這些組織不得不主要從事秘密工作。--第16、25、37、 188、205、233、362頁。】）反帝與革命運動不能與紅軍戰鬥配合，蘇區周圍的游擊戰爭與白區工作的極端薄弱等等--，沒有顯著的把我們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到這些原因中的應有的高度。（當然在博古同志的報告中也說了主觀的指揮上的錯誤，當然也不曾明顯的把這個問題放在次要的地位。）這在客觀上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是企圖掩蓋指揮上的錯誤的，是不能得到教訓的。
擴大會議認為我們沒有勝利的保衛中區（注【本書中的中央蘇區、中心蘇區、中區、江西蘇區都是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為中心的根據地，即中央革命根據地。它位於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範圍最大時轄有二十一個縣，約二百五十萬人口。--第 13、32、37、92、112、158、160、163、192頁。】）來粉碎五次"圍剿"的原因，除了許多客觀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於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上是錯誤的。
擴大會議認為當時黨的總的政治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注【關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全會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前中央政治路線錯誤的問題，當時大多數同志尚未認識到，加之戰爭形勢緊迫，遵義會議沒有就這個問題展開進一步的討論，因而這裏說"擴大會議認為當時黨的總的政治路線一般的是正確的"。這樣做，對集中全力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動員全黨團結一致地去克服長征中的困難，是有利的。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全面的總結。--第37頁。】），一切在蘇區內部的後方工作是模範的，必須獎勵的。但是正因為國內戰爭中軍事指揮是黨的總的政治路線的一個主要的部分，我們黨正是由於軍事指揮上在這個時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錯誤的，因此在保衛蘇區與順利的粉碎五次" 圍剿"的意義上來說，以及達到西征軍預定的湘西目的地來說，是沒有完成自己的任務。
擴大會議認為蔣介石在五次"圍剿"中沒有完全成功，主力紅軍非但衝出重圍，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躍着發展着。相反的在軍事的力量上來說，經過五次"圍剿"的一年半的血戰，蔣介石的軍事力量是削弱了。
擴大會議認為中國蘇維埃運動決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發展的。幾個蘇區紅軍的勝利，中央紅軍（注【中央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它是在江西、福建區域發展起來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紅軍。--第38、93頁。】）的活躍，以及反帝運動的高漲與國民黨統治下的全國經濟的破產。中國蘇維埃運動有着濃厚的歷史的泉源，中國蘇維埃運動與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B)為什麼說軍事指揮上基本上是錯誤的？（把五次"圍剿"起至西徵到遵義分成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粉碎四次"圍剿"以後到朋口戰爭（注【朋口戰爭指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紅軍在福建省連城縣朋口、宮溪地區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七十八師所進行的戰鬥。是役殲敵約兩個團。--第38頁。】）及與十九路軍訂定作戰協定（注【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蔣光鼐、蔡廷鍇等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將領，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勢力，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簽訂的《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主要內容是：一、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二、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取互助合作原則；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立即釋放在福建各牢獄中的政治犯；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同年十一月，他們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反對蔣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失敗。當時，中共中央由於犯了"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沒有給它以應有的援助。--第38、 393頁。】）以前。
這個時期，首先在東黃陂（注【東黃陂即東陂和黃陂，是江西省宜黃縣的兩個集鎮。--第38、45頁。】）戰爭勝利以後（粉碎了四次"圍剿"），因為當時對於勝利的估計不足，把紅軍主力停留在北線上一個短時期，以後向着閩江活動來開闢東戰場是對的，朋口戰爭勝利了，這都是對的。這個時期一般的是指揮正確的，但是極大的錯誤是沒有集中主力，只有三軍團與東線原有較弱的兵團與十九路軍決戰，如果那個時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們在東方戰線上的勝利，必然遠過於當時所獲得的。
第二個時期--從與十九路軍訂立作戰協定起，到十九路軍的失敗與敵人佔領軍事要點--黎川。
這個時期黨中央決定與十九路軍訂立作戰協定，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軍事指揮上並沒適應政治上的要求，當時我們非但沒有出建黎泰 注【建黎泰指建寧、黎川、泰寧。建寧、泰寧是福建省的兩個縣，黎川是江西省的一個縣。--第39頁。】去側擊向延平 注【延平即今福建省南平市。--第39頁。】前進的蔣軍，反而把紅軍主力向着贛江活動，等到後來洛甫（注【洛甫即張聞天（一九○○--一九七六），上海南匯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等職。--第39頁。】）同志（他是軍委的委員）知道而提出反對時，再把紅軍向東到永安、沙縣時，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噎改變了。而使蔣介石把東方戰線在自己的掌握中組成積極的進攻蘇區的戰線。同時在個別指揮員的貽誤之下失守黎川（注【這裏是指"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把第五次反"圍剿"初期黎川失守的責任，歸咎於當時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的事。傳達提綱寫於該錯案平反之前，沿用了以前的說法。--第39頁。】）。
政治局擴大會認為這個時期，如果我們在軍事上能夠正確的指揮，那末我們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圍剿"，國內形勢將成另外一個局面，而有利於革命運動蘇維埃運動的發展。
第三個時期--從十九路軍失敗以後的廣昌戰鬥（注【廣昌戰鬥指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紅軍在江西省廣昌縣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鬥。當時，國民黨軍集中十一個師進攻廣昌，企圖打開中央蘇區的北大門，爾後奪占瑞金。"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則調集九個師的兵力，硬擠死守。紅軍雖給敵人以重大打擊，但自己也遭受重大損失，終於被迫撤出廣昌。--第39頁。】）到主力紅軍出發西征時。
這一時期是五次"圍剿"戰爭中最殘酷的戰鬥的時期，敵人用最大兵力壓迫我們於蘇區內部。同時，我們嚴重的指揮上的錯誤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不去盡力尋求運動戰與敵人翼側的活動，而採取陣地式的與敵人堡壘對峙的戰略技術，發明以"赤色堡壘"來抗阻敵人。在赤色堡壘與敵人堡壘對峙之下，用所謂有名的"短促突擊"（注【"短促突擊"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提出的戰術原則。它要求中國工農紅軍在敵人修築堡壘、步步為營地向前推進的情況下，也修築堡壘防禦陣地；當敵人走出堡壘前進時，則在短距離內對敵人進行突擊。這一戰術原則是為當時"左"傾錯誤領導者實行的單純防禦戰略服務的。 --第39頁。】）戰術來作戰。這個戰術拒絕了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戰術，放棄了外翼側的活動。結果蘇區邊界上到處造了宮殿式的堡壘（當然不是說個別的必要地區的堡壘是不要的），我們依靠這些堡壘和工事與敵人對抗。這個戰術完全暴露我們的主力，完全在敵人面前暴露我們的弱點，使敵人的飛機大炮能夠按照一定目標的配合步兵師團向我們進攻。結果，我們與敵人只是拚"消耗"（這對我們是不利的），許多赤色堡壘被毀於飛機大炮，一些被敵人佔領來作為進攻蘇區的軍事據點。
"短促突擊"的戰術，使我們不能獲得運動戰中應能獲得的勝利（龍崗戰鬥 注【龍崗戰鬥指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紅軍在江西省廣昌縣龍崗地區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鬥。--第40頁。】），使我們在敵人的強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極大的損失。在敵人以幾倍於我們力量向我進攻時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壘地帶（建泰廣昌）。"短促突出"在廣昌戰鬥、三溪圩戰鬥、（注【三溪圩戰鬥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中旬紅軍在江西省南豐縣三溪圩地區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鬥。--第40頁。】）太陽嶂戰鬥（注【太陽嶂戰鬥指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紅軍在福建省泰寧縣大洋嶂地區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鬥。--第40頁。】）、石城戰鬥（注【石城戰鬥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紅軍在江西省石城縣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鬥。-- 第40頁。】），以及退出蘇區時的許多戰鬥中，紅軍的有生力量受到極大的損失。每次戰役總是死傷二三千，三軍團在一個短時期中全軍團的老的連長完全死傷。即使在將要西征出發的前兩天，軍委依然命令十三師在興國城市死守。"短促突擊"的結果，使一九三三年紅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擴大來的十五萬以上（將近二十萬）的新戰士，除去因為政治工作的薄弱、動員擴大紅軍時工作上的錯誤而使一部減員以外，都在這個戰術之下損失了。
第四個時期--開始西征起到黎平為止。這個時期在指揮上組織上一般是錯誤的，已如前述，不再重複。
總括上以四個時期來看，當時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是基本上錯誤的。
(C)右傾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線。
擴大會議認為當時軍事指揮上所採取的戰略是單純防禦路線。這個戰略之政治來源，是由於對我們可以戰勝敵人的堡壘主義（注【堡壘主義指國民黨軍在第五次"圍剿"中採取的修築碉堡、步步為營、緩慢地向紅軍根據地推進的一種新軍事策略。這是一九三三年六月蔣介石在南昌行營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作出的決定。據當時不完全統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突圍長征前後，國民黨軍在江西修築碉堡一萬四千多座。根據毛澤東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這種反革命的堡壘主義是完全可以戰勝的。--第40頁。】），沒有信心。
這種單純防禦路線實際就在：
(a)拒絕運動戰與在敵人的翼側的活動。
(b)企圖以赤色堡壘的消耗戰來保衛蘇區。（把不失去一寸蘇區土地的口號在戰術上機械的運用）。
(c)敵人分六路進攻，我們也分兵抵禦。這樣就不僅居於被動地位，而且使我們主力不集中，各個戰線上力量薄弱而處處受敵打擊。
如果否認五次戰爭中敵人戰略上的堡壘主義的特點，是錯誤的，但是誘敵深入的機會依然是有的，而且還不很少的。正因為我們採取的戰術是敵人一出動-- 三里五里--即對敵進攻，這樣使敵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築堡壘。在五次戰爭開始時敵人的堡壘還是十里一個十五里一個，因為我們的"短促突擊"的結果，使敵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離中築上三五個堡壘。譬如：龍崗戰鬥，敵人才伸出五里路，我們即出擊，暴露了紅軍主力所在，使敵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壘的據點，結果可以大勝的戰鬥，只能俘獲一營敵人。這種類似的戰役不能勝數。所有軍團首長在擴大會上舉出許多戰役的例子都是犯着這個錯誤。他們說："在這個戰役中得到的軍委命令，在出發以前，噎明知是勞而無功，但是只有服從命令。"即在退出蘇區以前不久之東方戰線上打擊李延年（注【李延年（一九○四--一九七四），山東廣饒人。當時任國民黨"剿匪"軍第二路軍第四縱隊指揮兼第九師師長。一第41頁。】）縱隊之溫坊戰鬥（注【溫坊戰鬥指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至四日紅軍在福建省連城縣溫坊（今文坊）地區與國民黨軍進行的戰鬥。--第41頁。】）是極大的勝利（俘獲人槍千餘），但是這個勝利的獲得，正是由於一軍團首長不照軍委命令 --死守溫坊來打擊敵人--而自動的進行機動，從溫坊退進蘇區二十里路（可是他們恐軍委的責備而兩天兩晚睡不着覺），才能使敵人大膽前進，遠離堡壘，而給以打擊。至於後一時期只在分兵抵禦，除了七軍團之抗日先遣隊（注【抗日光遣隊即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是中國共產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牽制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圍剿"而派出的一支先遣部隊。它最初由尋淮洲領導的紅軍第七軍團擔任，一九三四年七月從江西瑞金出發北上。同年十一月與方志敏領導的紅軍第十軍在閩浙贛根據地會合。隨後繼續北上，不斷遭到國民黨軍的阻截和圍攻，部隊受到重大損失。保留下來的部隊，在粟裕領導下，堅持游擊戰爭。抗日戰爭開始後編入新四軍。--第41頁。】）北上外，其他在敵人翼側後方的活動，完全沒有。
至於以赤色堡壘來對抗敵人的堡壘主義，這種"拚消耗"的戰鬥，誰都明白在今天我們所處的地位，運用了的時候是極端不利的。
分兵抵禦的辦法，不僅使我們完全居於被動地位，常被某一戰線上的敵人佯攻吸引紅軍力量，而在其他戰線上進行強攻，不僅使紅軍部隊疲於奔跑，而受到不應有的損失，而且不合目前國內戰爭紅軍處於內線作戰，必須集中主力--集中優勢兵力去打擊敵人的弱點--來各個擊破敵人的分進合擊的原則的。因為分兵抵禦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許多戰役不能得到應有的勝利。就是溫坊戰鬥以後，敵人的兩個師迅速的增援--繼續冒險前進--因為我們的其他軍團沒有集中，不曾取得繼續的可能的勝利。
這種錯誤的軍事上的指揮，是經過了一個很長時期的。在這一時期中，黨內軍委內部不是沒有爭論的，毛張王（注【毛指毛澤東（一***三--一九七六），湖南湘潭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張指張聞天。王指王稼祥（一九○六一一九七四），安徽涇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第42頁。】）曾經提出過許多意見，就是恩來（注【恩來即周恩來（一***八--一九七六），江蘇淮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第42頁。】）同志也曾有些個別戰役上的不同意見，但是沒有勝利的克服這種錯誤。至於各軍團--尤其是一、三軍團的首長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議和電報，以及每個戰役的"戰鬥詳報"，提出他們的作戰意見，可惜完全沒有被採納。
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的是A、博、周（注【指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國人。一九三二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一九三三年到中央革命根據地，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顧問，實際上掌握紅軍的最高指揮權。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及長征初期，同當時黨內"左"傾錯誤領導者一起，在軍事指揮上實行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遵義會議後，他被取消了紅軍的最高指揮權。一九三九年離開中國。博指博古，周指周恩來。--第42頁。】）三同志，而A、博兩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擴大會議指出黨內對於軍事領導上錯誤的糾正，不是黨內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團結，使軍事領導走上正確的道路，使黨與軍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動搖、悲觀、失望的分子，與前進的布爾什維克（注【布爾什維克是似文Боπьшевик的音譯，意即多數派。一九○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制定黨綱、黨章時，以列寧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同馬爾托夫等機會主義者展開激烈的爭論。在選舉中央領導機關時，擁護列寧的人獲得多數票，稱為布爾什維克。此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曾自稱為布爾什維克。--第42頁。】）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擴大會議指出反對軍事領導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時，必須堅決的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D)擴大會最後作了下列的決定：
（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
（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團（注【三人團是博古、李德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關於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第43 頁。】），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注【朱指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川儀隴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周指周恩來。一第43頁。】）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博古（即秦邦憲）所犯的"左"傾錯誤作了結論。博古擁護這個決議，並在行動上改正了自己的錯誤。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第43頁。】），凱豐（注【凱豐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紅軍第九軍團中央代表。--第43頁。】）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
擴大會完畢後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並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華夫同志的名字（華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軍委刊物《革命與戰爭》上發表許多文章，特別是"短促突擊"的文章）。在團以上的幹部會中才能宣佈博古同志的名字。
決議發出以後常委各同志--毛張陳（注【毛指毛澤東，張指張聞天，陳指陳雲。--第43頁。】）--均到各軍團幹部會中傳布決議。在一切會議中對於政治局擴大會決議是積極的擁護的。
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
*注【這是陳雲同志為傳達遵義會議情況而寫的提綱。提綱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雲南省威信縣到貴州省仁懷縣鴨溪鎮的行軍途中，時間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體日期尚難確定。長征時期，陳雲同志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衛戍司令部政治委員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員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