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逃出中共區（注）
當我在北平從事難民救濟工作時，我曾設法改善我們在安國的經濟情形，但未能成功。我們在安國的教會。曾受日本人擄掠兩次，日本投降後，又全部為共產黨所蹂躪，從我過去的經驗，我曉得只要共產黨把東西搶走後便很難追索回來。
我曾幾次用我的主教的名義，設法請求軍調部的協助，因為我希望從有力方面收回我們的財產，或至少收回使用權。他們回答說，共產黨噎把他們第七中學的五百多名男女學生，移到我們的教會，把我們的教會改成「教育」中國青年「師資」的地方。
我每次到軍調部拜訪中共代表葉劍英的時候，都趕上他「生病。」他身體非常健康，我曾在軍調部附近看見過他和幾位軍調部官員在一起，因此我曉得他的生病乃是一種政治病。
我堅持着要見他，最後，一位較低級的共產黨顧柏年（譯音）和一位叫喬治哈泰（George H
tem）的負責接見我。
關於喬治哈泰博士的情形，我知道得從少，他一直用一個中國姓名來掩飾他的身分。遠在戰爭初期，一位波蘭女人雷夫蘇絲曾旅行延安，並且在一九四四年寫一本書「鯊魚鰭和小米」替中共辯護。她在書裏面曾敘述到在延安晤見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袖，其中包括哈泰博士在內。
她在書中寫稱，「各方面的人都加入我們的工作，協助我們的計劃。最初一位是馬海德博士，雖然是中國姓名卻是外國人。他年紀有三十幾歲，身體不高，但很健壯，走起路來有些彎腰。臉色梭黑，深眼窩，眉毛濃重，態度很和靄。他講起英語來像美國人，講起法語來像法國人，講中國話像中國人，還會說些近東國家話。我們問他難解的問題時，他總是一笑置之，我們便認為他是個美國土耳其人或敘利亞央岐人，但是他不願意我們問他的籍貫和真實姓名。有一次他曾對我說，『在我沒入八路軍之前，我是個一無所長的人』………」
哈泰博士是一個很奇男人。他是北加羅林納州格林維里的美國醫師，父母是美國敘利亞人。一九三七年他開始世界旅行，到中國停留下來，直入內地，住在中共地區，在延安用馬海德的假名，並且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國女伶人。他早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中共的衛生部里服務。
一九四五年春季，哈泰住在張家口，那時剛好有一批美國特派員去訪問共產黨的「晉冀察邊區司令」聶榮臻，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後一日）蘇聯飛機轟炸張家口，八路軍突入張家口市，造成大混亂的局面，隨即被蒙古軍及俄國軍隊所驅出。俄國人忙於拆運軍火廠和工廠及移運日本人所儲藏的彈藥。但當俄國人在十一月撤離後，八路軍再度返回，把張家口作為他們臨時的首都。
哈泰堅信共產主義，他曾經對美國記者莫拉德說，他認為共產主義是對的，俄國人應該留駐東北，因為「他們的用意是良善的。」
哈泰和我會面時態度非常客氣，以後各次會談時，大部都由他發言，顧柏年只是偶爾插入一兩句話而已。
我要求歸還我們在安國的財產，並且爭持我們土地被沒收的事件。在一九三九年，共產黨曾在河北中部一帶再分配土地，每人只准有三英畝多耕地，並須付些地租。在理論上來說，這些土地足夠維持一個農民和他家庭的一年生活。超過三英畝以上的田地，租稅加重，結果倒不如放棄耕地合算。安國的教會裏，包括有主教，神學院，孤兒院，修道院的修士修女教友等，總計有二百七十多人。我們一共有七十多英畝土地，遠不及共產黨的規定。共產黨為了要防止我們日後購買土地起見，宣佈除少數孤兒外，我們都是寄生份子；就孤兒數目算來，我們的土地超過了規定量，於是把其餘土地予以沒收。這便是他們攫取大部教會財產的方法。共產黨摧殘教會的另一方法是宣佈薪給制度為不合理。他們規定出薪給標準，然後根據這標準計算應還的拖欠款項。
他們很容易地可以證明出義和團以後的免稅規定是不合法的，根據該項標準，應要求教會向共產黨償付欠款。他們並且認為追加利息也是極正當的。在這數目上再加上鉅額的罰款，並要求立即償付，總數常超過教會財產的總值，因此縱使教會傾家蕩產也無法清償這筆債務。他們用類似的陰險手段，希望毀滅教會的聲譽，破壞教會存立的憑藉，阻止教會推行工作；總之，不外迫使教會離開共產地區。當他們覺得在某地區的力量噎足夠強大的時候，他們便揭開假仁假義的面目，聲稱教士都是國民黨的秘密工作份子，並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如果這些手段還不足以實現陰謀時，便進而控訴教士是日本人的合作者。這是一個極便當的方法。進一步他們便可以制壓每個地區內的反共產黨份子。
我開始和顧柏年、哈泰討綸我們土地被沒收的問題。我老早便預料到他們的答覆。
他們滔滔不絕地用辯證法解釋共產黨的目的，冠冕堂皇地講述他們關心人民「幸福，」狡猾地堅稱他們擁護平等與自由。
「你們不是真正那樣窮困」，哈泰說，「實際說來，如果我們想壓制天主教的話，我們便有力量那樣做。但是我們允許你們有宗教自由。」
我用我自己的一套話來回答他。
「一位共產黨軍人要求佔用我們的一部房產，」我對他說。」我向他提出抗議。『我們不是也亟需要這些房子嗎？』我問他道。『自然，』他會這樣回答。『但是神父也許看到這支手槍了吧？』
「自然，我看見手槍了，」我對顧柏年和哈泰說 「在這種情形下，」我諷刺地講道，「我們承認共產黨統治我們的絕對必要性。他有紅軍作後盾。我們只憑藉正義和公道，這些美麗而有意義的詞句，並不能感動共產黨。這就是你們所說的平等嗎？」
這兩個人祗笑了笑，討論就此結束。
另有一次我去拜訪葉劍英，又碰到顧柏年和哈泰。這一次，我向他們訴述共產黨佔領安國教會的事。
「你怎麼能說你們的房產是被非法佔據的呢？」哈泰問我說。「我們只是佔用了你們所放棄的房子。如果你們的教會跑掉，使房子空下來而無人照料時，自然我們就要佔用你們拋掉的房子。不這樣便是違法的浪費。」他狡辯着說。
「但是神父們為什麼要逃走呢」？我問道。「再有，基督新教的教士們也都逃走了。為什麼他們離開教會，拋掉工作，放棄一生的事業呢？這裏一定有個原因，是不是？這原因還不就是共產黨？」
他們兩人都承認這或許是教士們逃亡的充足原因。
「你們不曉得共產黨在江西的行為嗎」？我問道。「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碰到幾位法國和義大利的神父，當共產黨佔領江西時，他們正在那裏。他們曾被共軍逮捕，予以拘禁。後來被國軍釋放出來。他們告訴我很多的事情」。我隨即講出許多事隔十五載而記憶猶新的事實。
「那因為是戰爭，」他們倆人齊聲說道。「我們不能對佛朗克的間諜有任何考慮」。當我聽到這種不合邏輯的推論時，我有些莫明其妙，我隨即想到在延安有一個西班牙天主教堂（裏面的神父都是西班牙人），於是恍然大悟。幾年前在共產黨俞泉真（譯音）司令部里，一位政治委員曾認為所有天主教徒都是法國人，因為他只看見過法國教士；顧柏年和哈泰只曉得延安的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他們也就認為天主敬教士都是西班牙人。因此，所有西班牙教士都是佛朗克的間諜，因為佛朗克是打共產黨的，而天主教也是反共產主義的。這種推論想起來還是十分有趣，因為西班牙內亂還在一九三一年後五年，那時候佛朗克還是一個無名的軍官。
像哈泰博士那樣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竟講出這種荒唐話，實在使人不解。
我正想向他駁辯時，他說，「如果他們是美國人的話，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我對共產黨爭取美國好感的事實，殊覺好笑。熟習個中情形的人，都曉得莫斯科噎訓示中國共產黨用各種方法來爭取美國人的好感，使他們認為共產主義乃是中國空前的福星。馬歇爾使團來中國的期間。他們始終保持這項策略，使美國人認為共產黨乃是真正的安善良民。這兩個人何以要在我的身上空費這番唇舌呢，我不曉得原因，但我卻抓到這個機會。
「如果是中國神父呢？你們是否對一位中國神父更會多加考慮」，我問道。
「自然如此」，哈泰順口答出。
「那麼你們何以在勝利後一直佔用着安國一位神父的房產呢？」
他們猶豫了一下。「那因為是打仗。我們現在做的事，將來便不會那樣做。那只是臨時性的佔用」，哈泰說，顧柏年頻頻點首表示同意。
我們的歷次交涉，永遠是這樣地告一段落。我一直地這樣往返商談，終歸沒有頭緒，正如從磚瓦里找麵包一樣地困難。
春夏季過去了，九月間，我到山東省濟南去，並旅行該省中部各地，因為那裏有許多難民等待救濟。十月，我又去歸綏（綏遠省會），繼續難民救濟工作。綏遠位於高原，天則氣爽，景色宜人。在整年間不會有七十天陰天的日子。
我極想和傅作義主席會談一下，但當我抵達歸綏時，我才曉得他正在張家口附近和共軍作戰。於是我轉往張家口，準備和他晤面。當我離歸綏前，我看到許多受過蘇聯訓練的蒙古人間諜，從外蒙古解來。這是我一生看到的真正間諜。他們在工作時愚笨而無經驗，立刻暴露出真正身分。
張家口在歸綏東面稍南，我先搭火車到集寧，然後隨軍用卡車隊首途張家口。這些卡車是從緬甸運到蒙古的，經過多少艱苦，才完成了這樣被認為是幾不可能的工作。共產黨噎把張家口向東通港口的補給線予以遮斷，使在該地區作戰的國軍無法從附近的東面港口獲到補給或軍火。這一隊八十輛大卡車的運輸隊，完全裝滿補給品，從緬甸經滇緬公路越過喜馬拉雅山抵達昆明。然後穿過重山到重慶，再向北取途成都到西安。到西安後又須曲折西北行（因為那裏的黃河無法渡過），抵達蘭州後再轉向東北直抵歸綏。這條路程約有三千四百英里，需時四五個月。整個路程大部是崎嘔不平的艱險難通山地。司機們時常要停下車來修理道路。中國在抗戰期間，西南部噎發展，並且建設了許多公路；這八十輛卡車的涉險故事，乃是中國人堅忍卓絕的非常例證，且足以說明政府在初期剿共戰爭中所遭逢的艱鉅困難。
我在集寧遇到卡車隊，並且聽到這段經過。因為共產黨遮斷交通，我無法再搭火車前進，我便拜訪黃維將軍，要求他准我隨卡車隊前往。他告訴我說。他正押隊前往張家口，歡迎我隨隊同往。那時天已降雪，我和黃將軍站在停車場上談話時，雪下得正緊，停車場位於城中心區，建築物已被炮火夷平，卡車停在這塊空場上比排列在街道上容易防衛敵人的襲擊。
當我和黃將軍站在雪地里談話時，我們忽然聽到可怕的爆烈和軋軋的聲音，我們開始尋找聲音的來源，發現卡車正在慢幔下陷，輪胎陷進地里幾寸。
立刻一陣喊叫呼哨聲從四方傳來，人們都聚起來把這些下陷的卡車從這帶危險地區拖出。誰都沒有功夫去調查原因；每個人都跑過來協助把卡車開到安全地帶，當發動引擎無法開動時，再加上人力的推拖。這些人在幾千哩的跋涉中，穿過緬甸叢林地，越過峙嶇山嶺，從來沒有被任何困難所阻礙。不大會的工夫，全部卡車八十輛都移到馬路上排列起來。當秩序恢復，哨兵重就防位後，他們在筋疲力竭下點數一下卡車──一輛都不短。
黃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們與我再回到廣場，在狼藉不平的地面發現出這次混亂的可怕原因。這塊被選為安全停車場的空地，實際上乃是共產黨的萬人冢，在九月間九天血戰中死亡的一萬多名共軍兵士，在被傅作義擊敗撒退前都埋在這個大墳墓里。落雪融化使地面無法支持載重的卡車。
卡車向張家口出發後，我親身領略到這些勇敢的司機們是如何走過這幾千哩路的艱鉅路程。從集寧到張家口沒有一條合適的直通大路，我們只有穿山越嶺或駛行於草原。最困難的是我們必須涉過許多小溪。那時候河面凍冰還無法支持重載卡車。幸喜這些小河都很淺，大部都可以涉過；遇到不能涉行的河流時，我們使用鐵索把卡車拖過。我們曲折前進，藉着地圖和本能的判斷，尋找最容易的路途，終於抵達張家口。我們到張家口時，正是傅作義將軍在三天血戰（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至十一日）擊敗共軍克復張垣市後幾個星期。從日本軍投降後，張家口一直便被共產黨佔領者。
共產黨失掉張家口後，聲勢大挫，若干極具經驗的美國特派員，以前曾對我預測國軍將永遠無法克復該市。我在張家口停留了一個短時期，幾次與傅作義晤談，我非常佩服他勝而不驕的態度。共軍撒退時縱火焚燒市區，傅作義立刻把城市重建起來。
傅作義對我絕口不談他的勝利和他的軍事成就。他只談到人民在復興國家中的合作，傅氏的偉大處在於樸質單純，沒想到後日竟為他的一位僚屬所出賣，而使他在一九四六年的聲名付諸流水。
我在張家口的工作結束後，我乘馬北上到西灣子。這村莊是察北教區（西灣子教區）的中心，崇禮縣縣治，居民幾乎都是基督教徒。這裏是華北最重要最悠久的基督教中心，教堂建築有二百五十年的歷史。像長城外的大部村莊一樣，西灣子的居民幾乎都是小農。除一兩個農家外，在村內根本沒有富人，只有十幾家可以稱得起是「大戶」。
我在十一月的最後一周抵達西灣子，發覺住民都在驚恐不安。西灣子在日本投降後便被共產黨所佔領，隨即對這個中國基督教堡壘加以殘酷的統治。十四個月間，他們沒有過一天太平日子，直到國軍克復張家口後才乘勝追擊，把共產黨趕出西灣子。村民告訴我說，他們惟恐共軍的撒退只是極短暫的休息，因為共軍在撒退後，曾分成若干小股在深夜潛入村莊，搶刺扎死抵抗共產暴政及酷刑的反共村民。他們認為傅作義下令所組織的自衛民團，不久便須拼死作戰。
這種看法很快地變成事實。十二月六日，在我離開西灣子後十天，共產軍包圍了西灣子，及西灣子和張家口交通孔道中間國軍將要增援的幾個村莊，包圍三天後，共軍開始攻擊。住民驚惶失措地逃往山里，民團中千餘名英勇但未受過訓練的騎兵隊雖然奮力作戰，但實力未足與共軍相抗。共軍捉住逃亡的材民，當俘虜押回。西灣子在焚燒下抵抗了一天，終於在夜間失陷，共軍立即開始有計劃的破壞和屠殺。祟禮全縣被掠一室，幾百名兵士和平民被殺戮，另幾百人被俘。該基督教中心被屠殺焚燒的消息，傳遍國內外各地，被稱為「崇禮血案」，各地人士，對這項消息都驚疑參半。但我們這些明瞭共產黨行為的人看來，共產黨在西灣子的燒殺搶掠，乃是他們在佔領一地方以後的必然結果。
共產黨一向熟練用裏應外合的方法來攻陷城市。他們事先在西灣子村內組織起流氓惡棍；在較大城市中，基本策略大都相同，但計劃則更為詳盡繁複。城內人民有組織的擾亂和暴動，都經過詳細計劃，靜待時機成熟起事，城外的「行動」，只是給城內暴勛的信號。從表面看來，人民的暴動好像是出於自發，是表示人民對冤苦及不公義的反感。實際上，這種「自發」的暴動，是經過共產黨秘密工作人員幾個月乃至幾年的準備。
一九四七年共產黨之佔領石家莊，及一九四八年之佔領濟南，都是共產黨運用這種陰謀的顯著實例。
一九四七年一月我曾前往石家莊，工作結束後，我搭火車赴定縣，但是火車始終不曾到達。共產黨在鐵路下埋起地雷，客車和鐵軌全被炸毀，死傷若干旅客。共產黨的計劃是集中炸毀交通線，使這裏的鐵軌炸掉，那裏的機車無法運轉，政府在繼續一再修理下，直到軌道、枕木、機車和車輛消耗罄盡時，大部地區便會因鐵路不通而陷於隔絕。
他們一直地採取這種計劃，把一個城隔斷起來，然後以雄厚兵力突擊而把該城及鄰近地區攫到，使國軍逐漸困處於較狄小的地區。當我坐的火車被炸毀時，我看到周圍都是共軍堡壘。堡壘是屹立不動的，但炸車的地方永遠在他們的射擊範圍之內，直等到沒有火車通行為止。這年冬天我看出有許多不好的預兆，當火車橋樑被炸毀時，國軍只能把鐵軌鋪在冰面上通車。等到春季解凍時再想另外辦法。他們因為過於倉促，只要火車能通行就好，沒有時間精力再去考慮幾個月以後的事。
二月，我又到了石家莊，隨即搭火車赴太原。這班火車是正太路間最後的一次班車。正太路曾經屢遭破壞，旅客只有一段坐車一段走路，等到我到太原去的時候，那已是最後一次能夠開行的班車了。
我到了太原以後，心情愈加沉重。九月，石家莊陷落，這次又是城內第五縱隊與城外共軍裏應外合的結果。
石家莊位於河北中部，日本佔領時期曾以此為軍事重地。西面的太原和東面的德縣，乃是兩個重要的交通補給中心。山西的煤經正太路由太原運往石家莊，日本人又修築一條德石路（由石家莊通到德縣）與天津相聯絡。他們在石家莊駐有重兵，以備隨時向各地補充增防。石家莊的重要性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華北時，這裏人口僅有三萬；到一九四五年日軍被驅出時人口竟增到五十萬，新的工廠，軍火廠，軍營和工業設備都建立起來。
共產黨完全瞭解這些重要性。蔣委員長也曉得這裏的重大軍事及戰略價值。但是歐美人卻不知道這地方的重要形勢。
一人四五年，國軍從日軍手中收回這個城市和周圍地區，控制住半徑一百英里內的區域。共產黨分佈在半徑內外的鄉村地帶，但繼續像荊棘似地滋生起來。他們從半徑之外逐漸向內潛進；一村一鎮地漸漸滲透。國軍無法在各地都駐防軍隊，小的城市裏，只能駐守千八百名軍隊和幾百名民團。
共產黨採取一項確定的計劃，判斷好駐防國軍的實力，然後採取萬無一失的行動。當他們發現某地有一千名駐軍時，他們便組織起潛藏的隊伍，用五千名的兵力發動突擊而攫取該城。因為國軍分駐在全國各地，無法迅速集結組織，也無法在被破壞的鐵路上靈活調動以應付共軍的游擊戰術。後來，政府也看到這種情勢和這種不可免的結果，他們會被共產黨逐漸吃掉，而只剩下幾個大城市。這種情形最後終於發生了。等到政府發覺後，為時已晚；不過，縱使政府能儘早發覺這種情形時，蔣委員長能否克服共軍的策略也很成問題，因為他一方面必須保持交通線的暢達以便運輸軍事補給，一方面又須努力恢復國家的正常經濟。這便是政府所面臨的雙重困難問題。反之，共產黨則企圖破壞國軍的交通線，孤立所有城市，因為這樣他們便可以劫獲軍事補給，並且箝制住鄉村的食糧。這樣便不難看出，政府所要解決的問題，正是共產黨給他們製造出來的。而且共產黨認為如果他們能夠完全封閉起政府的供應來源，政府便勢必用飛機從鄉村向城市輸運食糧。共產黨又曉得政府的飛機不多，只能供應一部軍需而無法顧及民需。很自然地這樣便會造成人民的仇怨政府而歡迎共產黨，因為共產黨在控制着食糧的供應，並能決定人民的生存或餓死。
共產黨詳細地計劃一切，並付諸實行。若干小城市都被割斷食糧供應，人民對長期慘痛戰爭後所獲到的勝利，感到失望；他們懷疑着這場戰爭何以還要繼續，不是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戰爭，而是中國人和中國人的戰爭。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乃是共產黨所計劃的戰爭。反之，共產黨工作人員卻繼續不斷地在這些城市裏夜以繼日地施展宣傳，用一連串的謊言和允諾描繪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美麗生活圖畫，告訴人民說，政府是如何的窳敗。他們的手法非常周密，有時表面好像官冕堂皇，實則都是有計劃的一種行動。
戰爭的氣氛，從來不曾由人民的感覺中消失，共產黨在戰爭中一向使用着舊的基本伎倆和新的陰謀。他們把傷重的國軍俘虜送到城市裏，然後他們給傷兵一些敷用一兩個月的生活費，並且告訴他們說，這筆錢是在正義和人道下贈給他們的，因為國軍「欺騙」了他們。他們換到了這些頭腦簡單的人們的感謝，但等到過一兩個月生活費用完以後，這些傷重的兵士便成為城市的擔負，而無法返回故鄉。
他們對輕傷的俘虜灌輸共產主義思想，使他們漸漸復原；或把他們遣送還鄉作宣傳工作，持別是那些離共產地區遙遠對共產主義毫無認識的鄉村地區。這些人們在返鄉後，便成為共產黨宣傳者的先頭隊。俘虜故鄉如果是對共產主義噎有認識的鄰近省份或縣份，那麼便不予遣還而分編在各部隊裏，使各部隊官員對他們經常加以注意及監視。有時候，當共軍需要消耗大量部隊時，他們使把受輕傷的國軍俘虜編進驅使他們作戰。
共產黨會對他們這樣講道：「我們想給你們一個自新的機會，但是你們必須替我們拼命作戰」。於是把他們開到最前線，一方面可以消耗國軍的子彈炮火，一方面可以不費共產黨的力量而處理了這些非共產黨厭物。
共產黨在攻取石家莊時，這些陰謀便構成他們戰略中的一部。日本人離開石家莊以後，這裏的人口突然銳滅。但當共產黨攫取到附近地區而迫近石家莊時，難民又涌到石家莊，人口又增加了十萬。共產黨噎在難民群里安置下許多工作人員，向同伴難民攻擊政府、領袖、「外國帝國主義」，及任何足以激怒難民情緒的挑撥言語。他們企圖造成難民的憤恨心理，使用出的手段很有效力。
然後他們開始向地方駐軍做工作，這些駐軍里自然包括那些以前被共產黨擊敗的軍隊，有些己經鬥志消沉，憂慮未來時日，他們便乘機向這些人散佈謠言，挑撥不滿情緒。
共產黨工作人員甚至還應募兵役加入國軍。他們在石家莊駐軍里，便混進許多人員。他們起初表現很好，隨後便開始以詭計中傷國軍部隊。他們最有力量的一句話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有什麼用？」他們工作得非常有技巧，使國軍士氣大為消沉。
共產黨以同樣伎倆，使若干工作人員插入市政府機構裏面；其他假扮難民的工作人員，也漸漸混進警察隊、訓練班和其他行政機關里。更有些人員滲透到民間，以僕役、工人、店夥、小販和苦力等工作掩護身分。在城市裏面，政府，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每個階層中，都有了共產黨細胞的存在。
當共產黨判定石家莊力量噎削弱而時機已告成熟時，他們便包圍封鎖市區，從外面開始連續的攻擊。這是一九四七年九月間的事。共產黨一共用了兩年時間來削弱石家莊內部。雖拈如此，但城內的市民和難民中還有強烈的反共份子。那些從共產黨佔領下的其他城市逃到石家莊來的難民，不願再回到共產統治，他們和當地民眾組織起來，對抗共產黨的攻擊。
城內反擊的力量使共產黨極為驚異，但是他們還有退守的第二道戰線，並且又採取了一項軍事策略。他們聲東擊西地把兵力移向保定，作出放棄石家莊轉圖保定的模樣。保定城立即陷於緊張情勢，當時駐在北平的孫連仲將軍，便下令抽調一部石家莊的軍隊去營救保定。
從石家莊增援保定的軍隊，中途遇到共軍的追擊。國軍在整天奮戰下，大獲勝績；但共產黨乘夜大量增援，第二天便集結起絕對優勢的軍力，把石家莊派出的援軍全部消滅。石家莊的守軍實力，便告削減。
同時，石家莊市內的共黨工作人員便乘機暴動，並散佈謊言製造混亂和恐怖。他們對守城國軍說，民團噎放棄抵抗；再對民團說，國軍已被擊潰棄城。謠言越擴大，恐怖也越嚴量，在混亂情形下，共軍很容易地擊破第一線而攻進市區。
當共軍前頭部隊攻進石家莊後，第五縱隊便露出身分加入共軍。國軍的抵抗仍然繼續，但大勢已去，石家莊終於淪陷。
石家莊淪陷後，證明了該城市的重要性。共軍踞守在石家莊，東西面的國軍便陷於孤立，無法呼應，並且與補給基地失掉聯絡。共軍的包圍戰策略，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七年底時，國軍在華北的控制地區只剩下幾個城市了。一九四八年濟南也告陷落。共軍所用的策略和攻佔石家莊時相似，只是就特殊環境咯加修改而已。
一九四八年內，我旅行全國各地，在各大學演講，參觀工業中心，教會，大小城市和鄉鎮。好像我噎曉得我將要闊別這個可愛的國家和人民。我那時雖然不曾有這種想法，但我的旅行各地實際卻成了告別。我到上海住了一個時期，然後又到南京、青島、天津、北京。我又放行瀋陽和太原。我又到分別十八個月的張家口去看了一下。我到張家口的時候正是夏天，一九四六年的勝利景象噎褪色了，我深感心痛。十一月瀋陽陷落，大家都看出這不僅是對政府的嚴重打擊，並且是政府與中共戰爭的轉捩點。瀋陽陷落便等於東北的全部淪陷，東北是天然資源的寶藏，中國經濟復興與工業發展多利賴於此，在長期日本佔領後，現在又入於敵人共產黨的魔掌了。
國軍的士氣噎沮喪得可怕了，傅作義以華北總司令地位必須打一次勝仗以振作軍心。他擬定一個戰略計劃，並和他的二十名將領商討。他把多年軍旅經驗的技巧和天才都傾入這項計劃之內。他的將領們和他商討這項計劃，都一致讚許。他曉得這項計劃一定可操勝算。
第二天，當秘密準備正在按照計劃進行時，傅作義照習慣收聽共產黨的廣播，聽取他們的宣傳以備研究。
他聽到了共產黨報告員講出他的作戰計劃，舉出參加會議的將領，每位將領所統率的部隊，每個部隊的實力，和戰略的全部詳細內容，這確實使他大吃一驚。
傅作義曉得他被一位最親近的僚屬所出賣了，幾乎氣得發昏。他只好立刻改變信號，修正全部戰略，重新調動部隊。自然他不曾實現他所希望的全面勝利。不過損失也不甚慘重，因為他的戰略改變得很迅速，但是傅作義看出他無法再出奇制勝共產黨了。
他召集起將領講話，滿懷悲痛憤慨。
「你們一共二十個人，」他對那些將領說，「你們在過去十七年內，一直追隨着我，都是我的袍澤和心腹。從一九三一年起，在為國效命中，我們一直生死與共；在日本人的陰謀下和長期的戰爭期間，我們曾飽經挫折和失敗，但是我們都予以克服而獲到勝利。你們都是三十五軍的官員，三十五軍有過極光榮的戰績。現在你們中間的一個竟是奸細。我再三思維，想不出那一個是奸細，想不出那一個把我出賣。我請你們每一位都撫心問問良天。想一想你所犯的罪，向我坦白招認；如果你們那一個人曉得這個奸細是誰的話，請你們告訴我。免得噬臍不及。」
後來傅作義曾把這件事告訴我，他說他當時真傷心到極點。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別人面前流淚，」他說，「我傷心的並不是個人的損失或痛苦，而是痛惜計劃的失敗，失敗的慘痛。我桌子上的公事都被眼淚浸濕。」
但是這位罪人並沒有走出來招認，任何其他官員也沒有講話，因為他們和傅作義一樣地不曉得誰是漢奸。從此傅作義不敢再置信任何一位將領，因為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是奸細。
當時危機是如此嚴重，他必須立即獲到美國武器。爭取時間最為重要；傅作義看清情勢緊急，危機迫，必須向美國駐青島的海軍艦隊司令白吉爾中將說明，以期武器迅速提前運到。
就在這個時候他派人請我商談。我們噎是多年的朋友，當我聽到他把這件可怕的事對我詳棚講述後，我也深感悽慘。
「如果我親自去會晤白吉爾將軍的話」，他說，「我必須委任一位將領來代理我的職務，那樣他就成為總司令。如果我選的代理人正是共產黨奸細時，一切就都完了。如果我留守此間時，我又應該派誰去見白吉爾呢？我的二十位將領中，有十九位是忠誠可靠的，只有一個人是奸細。如果不幸地我正好選定那位共產黨奸細去會見白吉爾時，我們和白吉爾所商談的一切計劃便都會立刻為共產黨所獲悉。你能夠替我去一趟嗎？朋友。」
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心裏替他難過。他一直是個剛強明斷的領袖，現在都不行了。直好像有一股活生生的力量從身上流出去。他向我簡要敘述出須耍向白吉爾報告的事，我搭乘兩小時的飛機飛到青島，向白吉爾報告一切。
白吉爾將軍立即飛赴南京，與蔣委員長，司徒雷登和巴大維會商。當時立即決定把主要物資撥運傅作義以應急需。
但是為時噎太晚了。我在十二月十一日搭白吉爾飛機從青島飛往北平，但是我們無法降落，因為兩個機場都噎受到共產黨軍隊炮火的射擊。直到我們飛到城市上空時，才曉得戰事在進行了。與北平地面的無線電聯絡斷絕，電信員試與青島聯絡。總部命令飛機返回，那時我們噎看到下面炮大的轟炸了。我們再與天津通訊，對方覆電請我們向那裏飛行。我便要求駕駛員在天津降落。他們不願我去天津，力主飛回青島的美國海軍基地。我反覆地想了十分鐘，決定再抓到一個機會。駕駛員在天津降落我剛剛走下機門，飛機便凌空飛去了。
我設法搭火車去北平，但共產黨卻用十六枚地雷把鐵路破壞。那是最後的一班車。我們於是再行回天津。當我獲悉北平機場轟炸停止時，我再想搭飛機去北平。但是噎沒有飛機飛起了，到了第二天，天津也被共軍包圍起來。共產黨攻進天津後，我不願再停留下去，因為有人警告我說，我是在他們所「希望的」名單裏面。我設法搭乘最後一班飛機飛到上海。
同時北平爭奪戰仍在進行中，國軍戰況不利。戰爭期間內，傅作義發現出賣他的那位將領。那是替傅作義辦密碼電報的官員鄧寶珊，追隨傅氏已有二十年，早已成為共產黨的重要秘密工作人員。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北平淪陷，那時我正在南京。但我相信華中和華南仍能保持自由，我還可以在這裏繼續工作下去。
但是南京也在四月底陷落了，我又是搭最後一班飛機逃出的旅客。
在上海，一個知己的老朋友找到了我。
「你是一個出名人物，」他說，「我看見共產黨噎把你列進立即清算的名單里了。趕忙離開中國。」
我沒有向他多問。我猜想他一定是在共產黨里作反間諜工作的政府人員。謝天謝地，載有我名字的「漢奸」和「戰犯」名單正好落在他的手裏。我曉得我無法再在任何共產區停留下去了。我忽然間又看出，整個中國大陸將要變成共產黨的天下。於是趕忙搭飛機離開上海。飛機翱翔在天空，我再極目四矚瀏覽一下市內的景物──高高低低的屋頂，縱橫交叉的街道和錯綜不整的區界。黃浦江的濁流和曲曲彎彎的蘇洲河，最後從我的眼裏消失。當我看不到中國大陸以後，我還記得雷鳴遠神父在逃出太行山後不久逝世前的幾句話：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不是人；
中國共產黨是活閻王。」（注）在本章結尾時，原著者曾對傳作義備加讚譽，認為他是被共匪間諜出賣而遭致失敗。我們殊不敢同意
這種看法，但站在翻譯者的立場，又不便全文刪除，致使前後行文語氣中斷，姑照譯全文。但應請讀
者注意，這僅能代表原著者的看法。我們是絕不苟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