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六十多年的歲月侵蝕，還有誰能記得這些曾經英雄的故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抗戰老兵。
參加《我的抗戰2》首場巡映的4位老兵，左起蘇子良、廖俊義、黃士偉、葉光文（陳磊）
9月23日上午，成都。陰晴不定。
一列由上汽榮威W5組成的SUV車隊，急速向郊區的建川博物館聚落進發。車內，坐着4位耄耋老人。
看着窗外的景色和飛馳的汽車，其中的一位有些悵然若失——1943年，他在美國人那裏學會了開車，直至1986年退休，一直用這個手藝謀生。現在，汽車越來越高級，86歲的他，卻無法坐在司機的位置上了。
另外的一位，戴着金絲邊眼鏡，頗有幾分貴氣，目光卻有些散亂。87歲的他，一生未婚，沒有一位至親在身邊，只能在養老院內度日，床頭的自嘲詩是：浮華人生已成夢幻，紙醉金迷煙消雲散，時至今日孤鴻零雁……
下午兩點鐘，建川博物館內，央視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我的抗戰2》全國首場巡映式開幕。4位老人受邀上台。看得出，他們都很激動——一位老人，拿着話筒，久久不願放下；另一位，因為激動，說話已不連貫。
這讓崔永元感慨異常：「為何這些老人在台上都滔滔不絕，因為，我們給他們講話的機會太少了！」事實的確如此——六十多年的歲月侵蝕，還有幾人能記得這些曾經英雄的故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抗戰老兵。
那一年，「十萬青年十萬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抗日戰爭全面開打，裝備精良的日軍節節推進，中國大片國土接連淪陷，上海、南京、武漢等地，一一被日偽軍佔領。四川，成為中國的大後方。
對於川地的民眾而言，雖然不在抗戰一線，然而仇恨早已滋長。1936年，年僅11歲、尚在讀小學的蘇子良聽到有人說「大川飯店打死兩個日本人」，他立即隨着蜂擁的人群奔往騾馬駟市。
「打死活該！」「打得好！」「日本鬼子該死」……人群里發出的那種聲浪，震得蘇子良耳膜發痛。後來，他得知，這兩個日本人是被老百姓活活打死的，起因就是他們企圖在成都設立領事館。
歷史上，這次事件被稱為成都「大川飯店事件」。
廖俊義比蘇子良大一歲，沒有讀私塾，上學更早一些。在讀小學的時候，一位音樂老師是瀋陽人，經常一邊彈琴，一邊給他們唱《松花江上》，唱着唱着眼淚就下來了，老師哭，學生跟着也哭。
教室，成了愛國主義舞台。
抗戰進行到1942年，正面戰場兵員損傷巨大，為彌補兵源不足，改善兵源質量，國民黨決定以國民黨黨員和三青團員為骨幹，開展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廣泛動員正在讀書的學生參軍。
1943年3月，國民政府立法院根據蔣介石的講話精神，公佈新的《兵役法》，擴大徵兵範圍，規定學生服役期間，可以保留學籍。如此一來，消除了大批青年學生投筆從戎的後顧之憂。
那一年，初中尚未畢業的蘇子良，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聲中參軍——「到處貼着徵兵告示，都在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就背着家人興沖沖地去報了名。」
那一年，廖俊義噎是空軍的一名飛行員。17歲高中畢業，他考取了華西大學（當時的教會大學）和四川大學，卻沒有去上，一心抱着航空救國的夢想，考航空官校，結果，筆試通過了，體檢，因為左耳聽力差5個分貝，被刷了下來。
不甘心，再去考轟炸中隊，還是不行；又去考其他空軍學校，在被考官問到為何報考時，噎兩次失利的他眼含熱淚，吟詩一首：「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詩還未誦完，教官就喊住我，問了我的情況，我說左耳差5個分貝，他就給我寫了個條子，後來發榜，我排在第一個。」廖俊義說，一年的培訓學習畢業時他才滿18歲——為入空軍，「多報了一歲」。
那一年，出生於1920年的葉光文噎是入伍7年的抗戰老兵，經歷了聞名中外的台兒莊戰役，因為戰功卓著、文化程度高，被吸納進位於重慶銅梁的黃埔軍校學習了一年，後成為中國遠征軍的一員。
那一戰，打出「叫花子軍隊」的尊嚴
在現年91歲的葉光文老人回憶中，1936年那一年，他高中沒畢業，只有16歲，家中獨子，在參加過辛亥革命的父親的支持下，投筆從戎，加入王銘章的122師。「盧溝橋事變」爆發，使原定整訓一年半的部隊提前出川抗戰。
這支軍衣破爛、裝備落後的川軍部隊，沿綿陽、廣元出川，來到陝西寶雞，經風陵渡渡口，東渡黃河，「本來要乘火車到太原，還沒到，娘子關就失守了，因為情況不明，和日軍遭遇一仗，很快就退了下來。」
一位美國觀察家這樣描寫他當時看到的川軍：「他們沿着馬路，通過郊區，成群結隊，毫無秩序，有的穿着軍裝，戴着軍帽，其餘的服裝則隨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個人都帶着舊式雨傘、茶壺、電筒、毛巾、蔬菜和備用草鞋。這些東西或掛在肩膀上，或者用繩子拴在身上……」
真實的情況是，從溫暖的四川一路走到山西，「天氣越來越冷，本來說到西安發棉衣、換裝備，由於戰事緊，也沒實現，我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還是冷，就這樣一路馬不停蹄、衣衫單薄、缺槍少彈地上了戰場。」
基於這種情況，少有人願意收留這支「中國軍隊中最糟的」的部隊。最後，缺兵少將的李宗仁第五戰區給了他們機會。讓他們一路從山西移師到山東藤縣，參與了聞名中外的台兒莊戰役。
作為參與藤縣抗戰唯一健在的老兵，葉光文對這場揭開台兒莊大戰序幕戰爭的回憶是：三天三夜血戰，他代理排長的全排37個弟兄，最後只剩下11人。而他們的師長王銘章，壯烈殉國。全師五千多人，最後只剩下二千多……
「敵我雙方最近的只有二十多米，互相扔手榴彈。日軍欺負我們沒空軍，飛機低空俯衝就用機關槍掃，炸彈都不投，遠了就用重炮轟……我們一個師抵擋人家一個聯隊（相當於團）都吃力，他們裝備精良，軍紀嚴格，不服從命令當場槍斃……」
那一戰，打出了「叫花子軍隊」的尊嚴，蔣介石為王銘章及其部隊題詞：「民族光榮」、「死重泰山」、「烈比睢陽」，一時風光無二。
與葉光文地面作戰不同，廖俊義從空軍培訓學校畢業之後，直接飛上天空。他第一次接到的任務是給于學忠率領的魯蘇游擊司令部空投鈔票和醫藥，接着就是轟炸日軍控制的漢口機場。讓他沒想到的是，日軍直接將中國的老百姓趕到了機場的跑道上，來阻止國軍飛機的轟炸，兩邊站着一排荷槍實彈的憲兵。為了完成任務，廖俊義們不得不含着眼淚俯衝投下炸彈……
七十多年後，回憶起這段經歷，廖俊義依然淚流滿面：「實在是難啊！我們返航成都後，當晚，一大半的飛行員都沒有吃飯……」
入伍時年僅18歲的蘇子良，由於是中國駐印軍工兵中的汽車兵，他直面戰爭殘酷的機會少了許多。不過，因為這段特殊的經歷，使他從美國人那裏學會了開汽車，各種新式機械也讓他大開眼界。
比如，帶小馬達的電鋸是他從沒見過的，推土機、挖路機這些機械化的大傢伙更讓他感到新奇無比。就連斧頭這樣的常用工具，在蘇子良看來，美國人的設計都更合理——國內一般都是直把的，而美國的是有弧度的，更適合人的握捏，便於用力。
美國人教開車的方法也與中國大不相同——「幾十輛車排成一排，讓我們學前進、後退，就這樣前前後後地開，熟練了再繞彎。」蘇子良說，他所經歷的最為輝煌的事情，就是打通新的中印公路。
「打美國人，我有一種負罪感」
1945年8月，日本天皇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勝利。葉光文因戰功卓著，從排長升為了連長，後來又升為副營長。多年戎馬生涯，使熱愛文學的他心生倦意。1948年，借母病重之機，他離開部隊，回老家成都開了個小書攤。
作為汽車兵，抗戰勝利後，蘇子良隨部隊從緬甸回到國內，看到昆明的「機場裏停滿了美國援助中國的汽車」。蘇子良等人負責將其中的500輛送到南京，美其名曰「還都車隊」。後來就留在南京繼續開車。
南京解放前，蘇子良被列為撤離人員，但在抵達廣州時的最後關頭，他選擇了放棄前往台灣——母親早逝，把他養大的祖母成為他最大的牽掛。他對負責撤離的軍官說：「我要和親人在一起……」
從廣州回成都，走到湖南的時候，遇到了解放軍，蘇子良等國民政府舊軍人就地起義，加入解放軍。但隨即召開的全民鬥爭大會，讓他們「心裏涼到底」，「是不是要這個樣子鬥爭我們啊？」
在拿到一個解放證後，蘇子良利用自己的開車技術，一邊幫人開車，一邊回家。1950初回到家後，成都噎解放。沒待3個月，「政府招汽車兵，說是要接一批新車，動員老兵前去」。
就這樣，1950年4月，26歲的蘇子良再次為國應徵入伍。沒有人告訴他們，這次徵召是為了抗美援朝。蘇子良回憶，他加入的是駐守成都的解放軍第60軍，直到部隊到了河北，才知道要當抗美援朝預備隊。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率領下，跨過鴨綠江，開赴朝鮮戰場，25日，抗美援朝戰爭揭開序幕。第二年3月，蘇子良所在的60軍渡過鴨綠江，參加了第五次戰役。
和那些「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志願軍不同，作為一名參加過二戰的老兵，汽車班班長蘇子良糾結無比——開汽車是美國人教他的，在印度乃至後來多年的美國軍援，讓他對美軍印象很好。
「美國人把士兵性命看得重——我們開車，拋錨了，他們就讓換一輛開；碰壞了，也不會被打屁股、罰禁閉；丟個槍啥的，更不會被罵；他們的俘虜回國，還可以投票選總統……」
在朝鮮的那段日子，蘇子良常思考一個問題：戰爭真的有正義一方嗎？那些曾經給予中國巨大幫助的美國人，現在成了「侵略者」，昔日的盟友成了敵人——這一方面讓他感到迷惘，知恩圖報的中國傳統，又讓他有一種負罪感。
作為軍人，軍令如山，糾結只能放在心底，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經歷，讓他處處低人一等，「到什麼地方唱什麼歌」，他只能勤勤懇懇地開車，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有時，共產黨的做法也讓他感到溫暖。比如，他本人在抗美援朝前線服役，當地政府給他成都的家裏，發了一份和軍隊相同的薪水，同時，也對其家庭給予特殊照顧 ——安排他的弟弟為戶籍警；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這場戰爭，讓蘇子良獲得了一個不褪色的護身符，在後來多年綿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中免受批鬥勞教之苦。這讓他唏噓至今。
被改變的人生
1954年，蘇子良歸國退役，轉業到成都市運輸公司第九分公司，職業還是司機，開的車從解放前的美國吉普，換成了蘇聯的51嘎斯。他對兩個車型比較的結果是：「還是美國車好一些。」
在老人保存至今的「回鄉轉業建設情況登記表」中，他的優點被領導概括為：能愛護祖國財富，曾冒火搶救輪胎五個和高粱米等；缺點是：個性較強，曾和首長頂過嘴……其履歷一欄寫道：「二十歲（參加）偽遠征軍教二團；二十一歲（參加）偽駐印軍工兵十團……」
基於這種國共分界的邏輯，在蘇子良所在的運輸公司，與他一同參加抗日的兩位老戰友，同是國民黨舊軍人，在解放後大大小小的各項運動中，成為了「運動員」——每次運動都會被批鬥：跪板凳、戴高帽、遊街。
廖俊義的情況更糟一些。
由於抗戰勝利後進入了國民黨情報系統，在成都面臨解放的前夜，他又被懷疑通共，成為了雙方都不待見的人物——「按照我的職務，解放後，不知道要被槍斃多少回了，因為我協助解放，幫忙說服游擊之母（趙文洪國）部下投降，解放後，政府給我每月300萬圓（當時貨幣），讓我給警察廳講課。」
好景不長，1953年，他被有關部門清算，鋃鐺入獄，直至1976年被特赦——「也沒有說什麼罪名，只有兩個文件，第一個上寫着絕密不給我看，第二個是服刑十年的執行書，其他什麼都沒有……」
由於抗美援朝，還立了三等功，蘇子良免受了批鬥之苦，然而想得到重用，那是萬萬不能。他進入公安系統的弟弟，因為歷史清白，最後當了科長，孩子後來都進了好的學校讀書。蘇的孩子只能子承父業，後來都下崗待業。
「現在的生活，和他們比起來天壤之別。」蘇子良說，最初的那幾年，孩子們都對他有意見，人到中年之後，也都慢慢理解了他——這或許就是命，誰讓父親年輕時那麼熱心為國參軍呢！
葉光文也受到了衝擊，儘管他早在1948年就從副營長的位置上退役成為一名書販——「文革」中，他被戴上「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吃盡了苦頭，子女也受到影響——入團基本不可能。
幾十年後，一些人鼓動老人參加黃埔同學會，他拒絕了。理由之一是，同樣是黃埔軍校出身，一些人成了共產黨高級幹部，一些人成了國民黨高級幹部，而為何一些人卻因為這段經歷，成了「歷史反革命」呢？
抗戰，成為了老兵們揮之不去的夢魘。在意識形態的高壓之下，沒人敢去談論和日軍的浴血拼殺，更遑論政府能給予一些救濟與幫助。到了後來，很多老兵的子女都不清楚自己父輩曾經參與了抗戰。
終於，時光的年輪指向了21世紀，老兵們日漸凋零，人們注意到了他們的存在——抗戰勝利60周年、65周年，不斷有老兵走入大眾視野，講述那些噎被遺忘了半個多世紀的故事。
然而，因戰爭而改變的人生已然無法復盤——「你想想看，毛澤東曾經的親密戰友劉少奇都死得那麼慘，比較起來，我們一個普通老百姓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蘇子良說，年輕的時候，總是熱心為了國家，從來也沒去想到後面這些結果。
在蘇看來，抗戰的經歷，對他的影響更大一些——他的名片上印着：「中國印緬遠征軍老兵蘇子良」，上面有孫中山的頭像，名片的背面寫道：我們奮勇殺敵，擊敗了日本侵略者，那是我們至高無上的榮譽！
抗美援朝的那段經歷，被老人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