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光：趙紫陽和中國的非共產主義政治轉型

趙紫陽和中國的非共產主義政治轉型[1]

吳國光

在總結本書時，本章試圖對趙紫陽的政治遺產做出撮要，並進一步討論這些遺產對於天安門事件以來的中國政治發展的意涵，特別是其對於中國在不遠的過去和可預見的將來所展開的非共產主義政治轉型的含義。[2] 本章認為，由於趙在中國天安門事件後的政治消失，也同時由於在包括蘇聯和東歐在內的更為廣闊的共產主義世界所發生的民主革命，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和中國統治精英的政治心態，都發生了從後毛時代轉向後改革時代的巨大變化。[3] 這極大地減少了自上而下地展開改革以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來重構中國政治制度的可能性。相反，統治精英內部取得了新的共識，這就是以威權主義下的經濟發展為中心，形成某種機制以便能夠用實現經濟增長來換取政治合法性，同時通過對於政治和經濟市場的一黨壟斷，使這一統治階級的每個成員獲得並增加利益。趙紫陽的改革遺產，本來為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領導層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選擇，而且，對於那些期望儘量減低中國政治轉型的代價的人來說，這可能是最理想的一種選擇，那就是將中國漸進地帶入民主的未來。但是，現實已經表明，這種可能早就被中共領導層堅決而明確地拒絕了。與那種流行的、基於「現代化理論」的假定而認為經濟發展必將導致政治民主的觀點對於中國政治的樂觀估計和展望不同，[4] 本篇結論強調，在中國捲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現的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的經濟繁榮，已經有效地切斷了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間本來可能存在的正相關關係。趙紫陽的政治遺產是混合的，有時也有自相矛盾，其中因此既包含了改革的戰略，就像八十年代在他領導下所曾經實踐的那樣；也蘊藏着政權更替的潛能，後者集中體現在趙紫陽對於天安門示威者的支持上。在本文看來，後天安門時代的政治，將趙紫陽遺產中的有關改革的部分邊緣化了，但卻強化了趙紫陽的政治遺產與那種自下而上要求民主變革的訴求之間的相關性。

這一論點強調「代價」，即：後天安門時代政治權力和經濟特權相結合所取得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是有重大代價的；這個代價由那些作為弱勢群體的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所承擔；他們在相對的、有時是絕對的機會缺乏、福利缺乏、乃至健康和生命的缺乏中受難。因此，在中國，尖銳的社會對抗，已經代替了曾有的社會共識，也代替了曾經一度為後毛時代的改革提供了動力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合作 [5]——在這種合作與改革中趙紫陽曾經起過領導作用。隨着物質財富的積累，中國看起來正在進入歷史循環的另一個周期：從變得富裕、強大、追求普世化，到社會動亂、經濟懸殊、和政治排外。自天安門事件以來，所有的東西都在兩極分化：從物質財富到日常自由，從對於現實的相互矛盾的評估到對於未來的相互衝突的願景。這種兩極分化涉及各個社會階層並支配了整個中國。無論對於中國的崛起是不是抱持樂觀看法，沒有人（包括現政權的領導人）會認為這種兩極分化對這個民族和這個世界是一件好事。

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如何減少這種危險？如何將中國帶入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公眾參與政治事務的未來？雖然某些作者在某些地方有某些保留，但本書作者集體地推薦趙紫陽的遺產。不應奇怪的是，當要求政治變化的社會壓力不斷增加時，趙紫陽的理念將會在關於公共問題的討論中重新贏得認同。這會表現為幾種相互矛盾而又相互關聯的方式。對於在統治精英中再次出現的那些改革者們來說，趙紫陽關於政治轉型的溫和態度和漸進策略，可以提供一種不同的選擇——但是，我們後面會談到，在江澤民和胡錦濤領導下的後天安門時代，現有統治精英中重新出現改革者的可能性已經變得很稀薄了。另一種圖景是，趙紫陽（儘管他強調轉型的階段性）對現有政治體制要求根本變化的信念，可以給那些主要是自下而上推動自由化和民主化的人們提供激勵。同時，趙對在不安寧的政治轉型期要保持公共管治的質量和能力的強調，也會給後轉型期的政治家們提供有用的資源，讓這些或者是從民主革命中湧現出來或者是從現有政權中分裂出來的希望激進變化的政治家們從中得到政策啟示和政治創議——這將是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長期影響。

後毛時代非共產主義轉型中的趙紫陽：貢獻和矛盾

作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抗日戰爭期間加入共產黨的資深中國政治家，趙紫陽的主要政治生涯是沿着從共產主義革命的省級領導人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改革設計師這樣一條道路展開的，最後終結於因為同情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而被迫失去中國名義上的最高職位——中共中央總書記。[6] 此後他在軟禁中生活了十六年，直到二零零五年去世。他的葬禮讓焦慮地隨時準備撲滅任何可能引發公眾抗議的星火的中共當局高度緊張。不過，本書的聚焦點，在於趙紫陽政治生涯的晚期，也就是他在一九八零年代成為中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以後的歲月，特別是關注那些把他與中國的非共產主義轉型聯繫在一起的事件和政策。這本書的內容，包括討論趙紫陽經濟改革的多種政治延展意涵，趙紫陽所建議的政治改革計劃，趙紫陽在天安門事件中與他的中共同志們的分裂，趙紫陽晚年對中國轉型的思考，以及在這大約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裏趙紫陽政治活動的多個方面。趙紫陽的遺產是多方面的，不過本書僅僅集中討論政治方面。由於中共當局試圖將趙紫陽從中國歷史中抹去，因而也不可能得到被研究者本人的有關的系統和明確的陳述，要研究他的政治遺產並不容易。[7] 評估趙紫陽政治遺產的資料來源是不同而分散的，並且難以得到；而且，這些資料包括在他名下的政府和官方文件，而這樣的文件往往是政治妥協多於個人思考的產物。[8] 除了上述干擾因素以外，自相矛盾也是存在的，從趙紫陽的多姿多彩的漫長政治生涯中的種種想法、政策和實踐中也可以觀察到多種內在的緊張。儘管有這些困難，本書前面各章關於趙紫陽的遺產及其對於未來中國政治轉型的重要性的發現、解釋和評估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它們都顯示了趙紫陽在中國向未來轉型的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

毫無疑問，趙紫陽是發動後毛時代中國經濟改革並將市場機制引入當代中國經濟的重要人物之一。趙紫陽貢獻良多的這些歷史性的變革，不僅奠定了中國持續經濟繁榮的基礎，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正如周曉（Kate Xiao Zhou）在本書第五章中所指出的，啟動了後毛時代非共產主義轉型這一歷史過程的農村改革，本質上是一系列政治事件，是一場解放了中國農民的基層自由化運動，而趙紫陽對農村改革做出了重大貢獻。有意思的是，趙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貢獻，乃在於像趙這樣的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和那些在威權主義政治制度下不得不為了自己的經濟、社會和公民權利而奮爭的普通公民，相互之間形成了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這樣，就在精英和群眾之間的良性協作關係下，向着推動國家朝進步的和向民眾負責任的政府治理這樣一個方向，取得了一次制度性的突破。

這就是說，趙紫陽時代的改革政治為改革政權和公民大眾之間的社會契約所約束，這並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一個至少部分深思熟慮的結果。根據程曉農在第九章中的歸納，那個時代的改革政治的特徵，就是在精英和民眾之間關於「誰應該得到什麼」有心照不宣的共識。這一點幫助解釋了為什麼一九八零年代的經濟改革在遭遇巨大困難的同時，能夠取得引人注目的經濟和社會成就。用程曉農的話來說，趙紫陽那時不得不放棄一些理想的政策，而在壓力下不情願地決定採納某些具有很大負面經濟效果的舉措。這是因為趙「不得不平衡各種社會組別的利益」，他盡了最大努力但卻只能在這種社會契約的框架內運作——程曉農稱當時那種社會契約為「餵飯和順從」。從這個角度來看，趙的經濟改革背後的原則，既不是專務取悅大眾的（populist），也不是新權威主義的 [9] ——專務取悅大眾的政策不會用犧牲大眾的物質利益和社會保障來觸怒他們，新權威主義則可以用鐵拳來擊碎人們對於改革的抵抗。趙的經濟改革原則，更多的是把引入市場機制和對於原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點的關切相結合，如果社會主義可以從物質利益的層面來說定義為注重社會福利，從價值觀來說定義為注重社會正義，以及從政策共識的形成來說定義為社會壓力的有效性的話。[10]

正如許多人從一九八零年代的改革政治中所觀察到的（比如，鮑姆在本書第七章，以及此下所引各章），趙紫陽還被他與鄧小平以及其他中共元老之間一個共同默認的「政治合同」所約束。林培瑞（Perry Link）在本書第六章提出一個很有深意的問題，那就是鄧為什麼在改革中使用「前台人物」；林培瑞並且判斷，人們如果能夠體會這個問題，那就可以「完全理解趙的困境」。好像是回答林培瑞的問題，程曉農在第九章提供了一個例子：當鄧自己動議的價格改革引起麻煩的時候，鄧轉過頭來去削弱趙紫陽的聲譽和權威。在中共十三大上已經決定鄧小平退休之後，那個臭名昭著的決議仍然賦予鄧最終決策的權力，這更進一步說明了趙紫陽所受到的來自鄧等人的牽制。當天安門抗議成為與鄧及其他中共元老們的對抗的時候，這種牽制最終將趙毀滅在他們的手中。

自農村改革開始，直到改革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死亡，內在的緊張或矛盾明顯地體現在趙紫陽改革的兩個方面之間。這就是：趙紫陽的改革，一面體現為具有前瞻性的對於經濟自由、社會自由和公民自由的推動，而另外一面則是對於社會共識的照應，是照顧各種社會組別之間的平衡，以及對於社會主義的殘留好處的關切。在毛的那一套做法以極權主義政治經濟學玷污了社會主義之後，引入雖然有限但甚為基本的個人自由和經濟自由進入中國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並且卓有成效地減輕了毛所遺留下來的那些麻煩——這些麻煩包括消費品的匱乏，也包括普通公民對於共產黨幹部的人身依賴。[11] 但是，在黨政幹部和一般大眾之中，特別是在城市居民當中，對於市場化的抵制也同樣很強。這裏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主要在幹部之中存在的政治保守主義和意識形態教條主義，另一部分，就像程曉農所論證的那樣，是因為為了政權的合法性，在改革的最初數年內，毛式的社會福利安排一時盛行。無論如何，這就使得經濟改革的種種努力看起來好像是反社會主義的；而對於中國經濟改革做出了最大貢獻的趙紫陽，以及他的改革同僚們，也就被錯誤地塗抹為「資本主義者」了。這種形象缺少那種政治理解力以區分趙紫陽這些人和後天安門時代的領導人，而後者信奉中共壟斷政治權力下的市場經濟，並鼓吹把資本家納入黨內。

然而，他們之間的區別確實存在。這不僅存在於他們對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改革和民主的不同態度上，而且存在於他們對於經濟發展和市場化實踐的目的的不同理解上。正如劉嘉波在本書第四章中的新鮮發現所展示的，趙紫陽強調科技進步對中國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其中是蘊涵着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意義的。「精神文明」這個術語作為中共官方在一九八零年代上半期的意識形態的一個關鍵詞，逐漸地發展到涵蓋了一套廣泛的想法和承諾，這包括科學、文化、教育、道德、信仰、原則、理想、社會互動和民主改革。趙紫陽對於資訊時代的公民社會的闡述是具有先鋒意義的。

在八十年代後半期的中國，對於如何克服經濟改革所遇到的障礙，出現了兩種戰略選擇。一種是所謂「『新權威主義」，這包括曾經是胡耀邦領導層、後來也成為趙紫陽領導層的智囊人員的吳稼祥的版本，也包括生活在香港、芝加哥大學所訓練的經濟學家張五常的版本。張五常在一九八八年陪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與趙紫陽會過面，兩人都對趙紫陽的「清晰和真誠」（這是傅里德曼的用詞）印象非常深刻。[12] 張五常期望一個具有新思想的強人出現，他能用鐵拳般的行動粉碎官僚和社會的抵抗來實現市場化的歷史任務。[13] 雖然張和吳都選擇趙紫陽作為他們理想中的強人的候選人，但是，並沒有任何第一手的資料可以證實趙接受了這樣的想法。[14] 當然，這並不是說學者們將趙的政策理解為新權威主義就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在本書中，理查德鮑姆（Richard Baum, 本書第七章）和查爾斯博頓（Charles Burton, 第八章）就用極為不同的方式對趙的政策作出了這樣的解釋。新權威主義的解讀，將趙紫陽的政治改革，看作一種為他個人和這個威權主義政權獲得足夠權力所做的努力，並進一步使用這種權力來實施中國的市場化和現代化——不過，鮑姆用「軟權威主義」的概念來解釋趙紫陽的改革，是不屬於這種思路的，這個我們下面將會討論。新權威主義所說的這種情況，實際上是趙紫陽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所做的事情。在博頓的眼裏，這些領導人正是繼續了趙的改革項目。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是在實行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主義。

可是，這樣的評價不能解釋一系列歷史事實。它既不能闡明為什麼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與中共領導層決裂，也不能理解為什麼現政權在趙紫陽去世之後仍然那樣害怕趙的影響力。如果說，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還不妨簡單地歸於趙紫陽與鄧小平或李鵬之間的權力鬥爭，那麼，在二零零五年，胡錦濤領導層豈不是可以藉助趙紫陽的葬禮這樣一個好機會，來表示他們對趙的尊重，從而在沒有政治異議的情況下從這位老改革家那裏借支自己的合法性？事實上，除博頓之外的本書所有作者都同意，在趙紫陽與鄧小平及其他中共最高領導人之間，絕不僅僅是共產黨同志之間或政治家同儕之間的權力政治；他們也都認為，要理解這些事態，從各種理由來看，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計劃都是最為值得研究的。

資深中國專家鮑姆在本書第七章中發掘了趙紫陽政治改革政策中的制度性優點——鮑姆把這個東西稱為「軟權威主義」。他宣稱，勾勒了趙紫陽政治改革基本思路的中共十三大報告，是一篇「轉型宣言」，也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文件，儘管這份文件可能並不具備顯而易見的革命性」。鮑姆熟悉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發展，他充分認識到了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中國在發生什麼事情，也完全明白，比如解除胡耀邦的職務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等這些事件，是如何迫使趙紫陽在作出政治改革計劃的時候不可能具有充裕的迴旋餘地的。與伯頓相反，鮑姆認為，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恰恰是具有威權主義偏好的中國在今天的一條不同出路。根據他的解讀，趙紫陽這些政治改革項目的實質，在於把現有政治制度嘗試改造成為所謂「軟權威主義的」，而這是走向民主化的一個必經的過渡性階段。這就不是像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們在後天安門時代所做的那樣，所謂新權威主義只是為了用來完成市場化。

要推動中國後毛時代的轉型，趙紫陽那時的另一個戰略選擇，是轉向從下面興起的各種政治力量。這也是本書其他許多作者在研究一九八零年代後半期趙紫陽的政治抉擇時所發現的。程曉農指出了為什麼這種選擇可以使改革者擺脫政治困境；王紅纓（本書第二章）強調趙紫陽在引入系統的政治改革時所具有的遠見；還有我本人的研究（本書第三章）則發現，民主與法治是趙紫陽有關中國政治轉型的思想的兩個基本支點。關於政治改革的這些內容，我們將會在下一部分討論。總的來說，這些解讀都突出了一點，那就是：趙紫陽努力啟動這些有限的政治改革，目的乃在於擴大公民權利和公共參與，以加速現代化進程並保持現代化符合社會主義的理想。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的選擇；根據上述作者們的觀點，趙在中國也在嘗試採取同樣的做法。

然而，無論學者們將趙紫陽的選擇解讀為新權威主義還是自由民主改革，趙紫陽總歸失敗了。就實施新權威主義戰略而言，就像後天安門時代、特別是一九九二年之後中國的政治發展所已經顯示的那樣，鄧小平，甚至在較低程度上的朱熔基，都明顯比趙更適合去這樣完成中國的市場化。同樣，正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所展示的，趙也沒有能夠實施他的自由化的政治改革計劃，即使群眾支持這種改革的熱情一度達到頂點。然而，失敗並不意味着趙紫陽沒有給中國政治留下烙印。他確實留下了制度上、理念上、和政治上的改革遺產。

趙紫陽的政治改革遺產：制度的和理念的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前後的政治改革嘗試是短命的，實質上流產了。但是，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認真地、深思熟慮地、系統地要把共產主義政治制度改造為開放、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政治制度變革。本書多數作者認為，這次嘗試給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政治制度留下了烙印和影響。儘管大家對這些烙印和影響的解釋有所不同，但作者們都強調了至少兩個方面：制度上的——在這方面，趙紫陽把許多具有創新意義的做法引入了中國的政治權力安排，並奠定了一個基本框架，圍繞這個框架不同的政治發展思路展開鬥爭；觀念上的——這方面的影響，幫助形成了後趙時代的中國無論官方還是非官方在展開政治討論時的言說思路(discourse)。

正如本書許多作者所強調的（王在第二章，吳在第三章，鮑姆在第七章，林在第十章），趙紫陽對於中國政治的制度創新當中，最突出的東西就是有關黨政分開的嘗試。這是一個將中國政治權力理性化的重要步驟，並具有促使中國政治體制進一步朝着自由和民主方向改變的潛能。我們知道，毛式的列寧主義政黨在它所統治的社會中結構性地無處不在，其統治的方式是全權的，而這種政治制度的極權主義本質雖然方便進行革命性的動員，但卻甚至連國家官僚行使正常的經濟建設功也會受到它的阻礙。[15] 後毛時代的中共領導層當時很快就認識到了這一點；那些思路很不相同的領導人們，從趙紫陽這樣的改革家到彭真那樣的保守分子，大家都形成了這樣的共識，就是要按照鄧小平的建議實行黨政分開。但是，對這些領導人來說， 「黨政分開」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含意。其中部分原因，是由於漢字中的「政」字意義模糊，從狹義到廣義這個詞可以是行政，也可以是政府，還可以是國家。當鄧小平強調黨和行政的分開以改善經濟管理和增加行政效率時，[16] 趙紫陽在「黨政分開」這個提法中植入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將黨和國家機器分開，這些國家機器包括國家的立法和司法機關，此外還要把黨和包括工會與學生會在內的社會團體分開（見吳的第三章） 。沿着這個方向，趙紫陽走得很遠，以至走到了同情那種要將黨和軍隊分開的想法，也就是將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所謂「軍隊國家化」「。林和立在第十章指出了這一點，並強調，這意味着中國的武裝力量將不再是「黨軍」，而是在國家的控制之下並且受立法和其他國家機關審查的國防部隊。

趙紫陽的確將黨政分開的原則應用到了一系列改造現有制度的改革舉措之中。在基層，在所謂「工作單位「里，這些舉措降低了之前皇帝一般的黨委書記的地位和權力，使之僅僅擔負「政治領導」的責任，從而讓企業經理、大學校長、醫院院長、和其他社會和經濟實體中相應的負責人員具備一定的自主權力（見王、吳、林各章） 。在中央和省級政府，跟政府機關在機構上平行但負責領導政府機關的黨組織，不是被取消就是被降級了，執政黨的管治責任也同樣從「全面領導」被窄化為「政治領導」。而所謂政治領導，在這裏被定義為兩項主要功能：建議有關國家管理的基本指導方針，並提名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這跟民主國家中非列寧式的執政黨的功能已經沒有太多的不同。

這些改革自然減少了共產黨的權力，這是自從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來的歷史上的第一次。當然，就像林和立所說的，趙紫陽「必須考慮那些黨的專職官員們的意見和感受」，不得不使用一些修辭手法，以便這些舉措能夠得到黨所給予的「正當考慮」。在黨的權力收縮的同時，其他組織獲得了更多的功能，這就創造了制度性的空間讓公民社會得以發育，使理性化的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可以展開。[17] 首先，這種改革給公民個體的活動打開並擴大了空間，而更重要的是，也給自主和半獨立的社會組織打開和擴大了空間；這些組織因此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並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產生成果，從而可以幫助這個民族應對那些諸如貧窮和為威權主義下的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等緊迫問題。伴隨着公民社會的出現，許多人看到了良好公共治理和政治民主化的希望；而公民社會在中國的起源，必須追溯到趙紫陽的相對自由的政策，特別是他呼籲社會自治的政治改革計劃（見王、吳兩章） 。根據林和立的看法，在趙紫陽的管治實踐中，「黨總書記所表現出來的對公民社會群體的寬容的態度」是十分明顯的。儘管黨政分開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基本上被終止了（我們會在下一部分討論這個問題），而且那些後天安門時代的領導人千方百計要加強黨的支配地位，但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在市場化和社會化不斷深化的情況下，要完全恢復黨指揮一切的那種政治秩序幾乎是不可能的。千瘡百孔的那套由黨來控制一切的制度，自八十年代起不斷地繼續破敗下去，已經開始在某種程度上為自我組織的公民社會構建所替代。換句話說，當一九八零年代的經濟改革開始在中國創造出後毛時代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分化時，趙紫陽的政治改革有力地推動了這一趨勢並將之制度化，而這一趨勢又在持續地影響着中國的政治發展。

黨政分開對國家建設同樣起到了槓桿作用——不過，這裏的國家建設，並不是傳統意義上所理解的那種以權力集中為特點的國家建設。相反，它推動國家權力向着理性化的方向發展，特別是向着實施法治和擴大公民參與的長遠方向發展。此前的那種權力集中到黨的安排，不僅處處干涉國家行政，而且嚴重地阻礙了國家立法和司法機關履行哪怕最起碼的職責，使得中國的國家機構既在公共管治方面效率低下，又在代表民眾利益方面完全無能。比如說，儘管後毛時代的領導層開始強調法律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性，但是，黨委會及其領導人對於法律事務的干預，使得法治完全變成了一句空話。要空話，還是要改革？這是一個長期阻礙中國真正進步的困境。為了擺脫這一困境，趙紫陽選擇了瞄準那些以實現共產黨對於法律事務的「領導」的相關機構為改革目標（見吳、鮑姆、林各章） 。他還計劃給人大代表中的共產黨員一些有限的個人自主權去決定自己如何投票，這樣就讓人民代表大會向着成為具有自主意願的立法機關邁進了一點，而不是只停留在作為共產黨領導層的橡皮圖章上。[18]

正如本書許多作者（鮑姆、林、 吳）所注意到的，黨的政法委員會的廢除削弱了黨委會的權力，在此之前這種權力可以在一級或者幾級法律事務上做出最終決定，而法官和檢察官不得不跟隨這種決定。因此，政法委的廢除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放鬆了黨對司法權的控制，這是朝着國家具有獨立的法律機構這樣一種未來邁出的不大但決極為重要的一步。資深中國問題觀察家林和立進一步指出，趙紫陽是最先看到「黨監督自己」無效的領導人之一。跟盛行的那種認為加強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就可以有效地反對腐敗的觀念相反，趙紫陽仿效著名的香港廉政公署，致力於把中紀委這個秘密的、無從監督的高級幹部團體改造為一個可能具備獨立性的腐敗調查機關。林和立總結說：「毫無疑問，趙紫陽和他的同事們完全贊成削減黨在立法和司法事務中的影響這樣一種觀念」。

人事制度的改革是趙紫陽努力推動中共政府現代化的另一個主要方面。王紅纓和鮑姆在各自的研究中都看到，趙紫陽呼籲對蘇聯式的幹部制度進行全面改革，並代之以一種具有非個人化、專業化的幹部招募和評價系統的國家公務員制度。鮑姆認為，這個廣泛而徹底的改革如果能夠完全實施，將會「終結中共傳統上對於政府人事及其晉升程序的壟斷性控制」。

當公民社會和國家權力都被設想向着理性化的方向發展的時候，如何形成能夠使社會的要求影響到國家行為的聯結渠道，就進入了八十年代趙紫陽政治制度改革的視野。這就是說，提高政策制定的政治透明度，擴展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就被包括到趙紫陽向中共十三大所建議的改革舉措以及在那前後的改革實踐之中了（見吳、鮑姆、林各章） 。鮑姆指出，趙含蓄地拒絕了那種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統一的公眾意見」的常見觀念，認為政府應該認真聆聽和考慮公民的不同的聲音和利益。林和立引用了趙紫陽關於「重大問題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的說法，突出了趙對於「提高領導機關的公開程度」和「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強調。根據林（還有吳）的研究，趙提倡「增加黨務、政務、和財務的公開化」。據林和立說，在某個時候，趙紫陽的主要政策顧問之一、作為激進改革者的鮑彤，甚至曾經建議，可以用某種形式的全民公投，來決定那些對整個社會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問題。

從王紅纓的研究中，我們了解到，沿着這條思路，趙紫陽不顧問題的高度敏感，採取了行動以給予大眾媒體更大的自由去表達公眾意見並監督政府。這牽涉到減少黨對媒體的滲透，而媒體在傳統上被看作黨的「喉舌」。在一九八九年，當包括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這些黨的最重要的宣傳機關的編輯記者們也加入到學生隊伍要求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時，趙紫陽和他的改革者同事們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對於新聞自由原則的支持，並且告訴中宣部的官員們，新聞自由是中國改革的焦點之一。

選舉是聯接社會要求與國家行動並且讓前者制約後者的主要制度之一。相應地，把形式化的、僅具儀式意義的選舉，變成競爭性（哪怕僅僅是有限的競爭性）的、從而是政治上起作用的選舉，就成為趙紫陽政治改革的一項主要的制度革新，這也是趙對於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貢獻之一（見吳、林各章）。依照林和立的看法，趙強調了保障公正選舉的重要性，以便實現「人民成為自己的主人」的神聖原則。吳和林都記錄了趙是如何在選舉中引入、實現差額選舉並將之制度化的，這就給了民眾以真正的選擇權力——所謂差額選舉，就是候選人的人數多於應選職位，這跟之前實行的等額選舉是不同的。

趙紫陽還給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政治留下了理念上的遺產。其中之一，也是一項能夠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仍然倖存的理念，是關於中國政治轉型的目標——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報告中將這個目標設定為「民主」。不過，後天安門時代的領導層以另外的方式定義了「民主」，那種「民主」是和趙紫陽所定義的民主、也和人類當代社會所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是有很大距離的（見吳的一章） 。可是，「民主」這個詞畢竟還是不能省略的，這也增加了理解中國政治實踐的複雜性。我們會在本章結語之前的那一節中討論這些複雜性。另外，儘管近年來政治改革的動能已經消退，但政治改革的認受性還依然存在。因此，不管那些後天安門時代的領導層在那裏如何不斷地重複說他們正在實行政治改革，對趙紫陽政治改革措施的認真研究，常常會給關注中國政治的人以啟發來看清中國政治發展的實際方向。比如，即使當今領導人公開拒絕競爭性的民主，但在趙紫陽任內引入並推動的有限競爭性的選舉至今仍然無法被否決。當然，他們會想出各種對策來扭曲這一選舉機制，這一點我們會在後面一節中討論。

正如吳在第三章中講過的，「民主」和「政治改革」這兩個概念都可以用很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而趙紫陽也用自己的方式定義了所謂「民主」和「政治改革」對中國應該是什麼含意。本書其他一些作者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並把它當作理解趙紫陽的改革實踐和後趙時代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主題。比如說，鮑姆正確地指出，「趙援引文革動亂的記憶來支持他限制公共政治參與和自由表達的論點」。同樣，在另外的場合，趙也多次藉助文革的反面例子來強調保障公民權利和實行法治的重要性（吳的一章）。總而言之，趙紫陽不避諱對於文革的反省。[19] 可是，這一點，正如我們在後天安門中國政治中所看到的，已經從官方言論中剔除：儘管現在的政權仍然說他們在搞「政治改革」，但任何對文革的歷史回顧都成為政治禁忌。這當然並不意味着對毛主義的文革災難的批判性反思在當代中國思想中已經消失。為了替中國的政治轉型尋找歷史教訓，國內和海外的獨立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在繼續着他們在這個方面的努力。

一個相似的參考依據是關於如何評價中國傳統和如何看待政治改革的時間點。林培瑞在第六章中回憶到，在中共十三大之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當記者問到作為黨的總書記什麼是他的首要任務時，趙紫陽直截了當地說：「政治改革」。鮑姆也指出，在一九八七年，趙已經將政治改革當作一個「緊迫任務」，他相信「現在是時候將政治體制改革提到全黨的日程上來了」。趙認為，中國的封建傳統產生了過度集權和官僚主義等嚴重問題，表明中國政治改革的任務應該是消除這些障礙而實行明智的管治。趙關於政治改革時機已經成熟和政治改革必須反對封建主義的這兩種判斷，都被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政權所拋棄了，但由天安門運動所孕育的國內和海外的異見運動都仍然堅持這些看法。

後天安門時代的延續、歪曲和逆轉：江、胡治下的政治改革

            本書多數作者都同意林和立的評價：「雖然趙紫陽的團體沒有意向要躍進式地採用西方的政府模式，但這些幹部至少想要一個相對公開的政府，就是那種與後來很快就在蘇聯實施的公開化相類似的東西」。在林看來，趙和他的助手們所展望的，是一種「脫離列寧主義和毛主義的意識和制度的激進開端，而這種列寧主義和毛主義的意識和制度曾經是自一九五零年代以來就壓在中國現代化的脖頸上的巨石」。本書的作者們也發現，在趙的這些遺產和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政治之間出現了斷裂；在後天安門的中國，對政治改革的歪曲和逆轉完全壓倒了僅有的對於某些來自趙紫陽的總體判斷和政策措施非常微小的繼承。這一斷裂，對於理解那時以來的政治發展，也對理解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會發生的政治發展，都具有關鍵意義。

當然，博頓在第八章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過，博頓的意思是混亂的，因為他從兩個相互矛盾的角度強調了從趙紫陽到後天安門時代江澤民和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的連續性。一方面，博頓發現江澤民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曾經試圖探討是不是進行所謂「全面政治改革」，也在胡錦濤的顧問鄭必堅談論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時並不引用馬克思主義這樣的事情中發現了「值得注意」的深意。這好像在說，後天安門政治在非共產主義的政治轉型中取得了新的進步。但是，通過他的分析，博頓強調的卻是，「沒有任何客觀上可供驗證的跡象表明趙紫陽之後的中國在向自由民主方向移動」，而趙應該對此負責。對博頓來說，儘管趙在一九八九年已經被趕出了領導層，中國政治在那之後還是趙紫陽主義的；他認為，當江和胡作為統治者表現不佳的時候，他們其實是趙紫陽的好學生——他在這裏沒有提到趙紫陽為他們所關押。

本書其他作者相互之間不一致的地方，則僅僅在於有關後天安門時代中國政治改革的斷裂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周曉（第五章）雖然也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時代，但她強調經濟市場化所具有的自由政治含意。王紅纓（第二章）同樣對趙紫陽的持續影響抱樂觀的看法；她也發現，趙紫陽的那種以能力為主而不是以對黨忠誠為原則的改革，就建立現代公務員系統這個案例來說，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還在繼續實施。但是，正如她自己所指出的，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政治公務員和專業公務員之間的區別已經被取消了」，而對黨忠誠這一原則又「逐漸地回到有關的中國標準之中」。總的來說，王強調，趙紫陽的改革想法還可以在當今中國政治改革的討論之中找到迴響，而這樣的討論不一定是黨和國家支持的；這種討論經常受到政治當局的限制，而且不得不時時考慮國家領導人的意向。根據王的觀察，黨政分開的遠見或多或少已經消失，但它所強調的權力要相互制約的基本原則卻已經被廣泛地接受了，並且促進了中共政府系統中一些重要的改革，包括賦予人大更多權力和增強司法獨立。對於媒體自由，王的評價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後，趙紫陽提議的媒體監督作為官方政策的一部分保留了下來，但他的有關新聞自由的遠見卻被迴避了。」她還補充說，新聞自由這一概念近來在中國的公共話語中重新獲得地位，甚至可以說已經通過媒體市場化和改革者的理想主義奮鬥而部分地實現了。

跟周曉和王紅纓的樂觀看法不同，鮑姆（第七章）發現，一九八九年之後，「趙紫陽有關政治改革的創議已經流產」，「共產黨保守派採取行動加強了列寧主義極權專制的那些傳統制度和象徵」。蘇聯的崩潰警醒了中國的領導人，他們現在「一心一意、不惜任何代價要保住政治權力」。根據鮑姆的看法，「事實證明，在江澤民整個任內」，確保政治權力「已經成為導致政治僵化和停滯的強有力力量」；而江的繼任者胡錦濤，更呼籲對立法過程實行黨的更為嚴格的控制，增加黨的官員和政府官員之間的融合，並且進一步加強黨對不同利益表達活動的掌控。所有這些，鮑姆說，都「直接地跟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的關鍵改革動議背道而馳」。

林和立在第十章中表達了與鮑姆一致的看法。他觀察到，「六四鎮壓以後，政治自由化已經幾乎全部被放棄」；他並且強調，「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今天」。他同意博頓所說的政治改革的機會已經失去，但不同意博頓關於錯失機會的原因的分析——博頓認為，錯失機會的原因，是由於趙紫陽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按照林和立的看法，在天安門開槍之後，趙紫陽政治改革的多數內容都被後天安門領導層「以報仇的心態實行了倒退」。這個帝國反擊了，「江澤民和他的同伴不但凍結了政治自由化，而且要對一系列倒退負責「。林和立還說，那種抱有希望認為胡錦濤領導下的第四代領導層會重新啟動政治改革，「迄今為止已經證明是完全錯了」。同樣，在國際的、歷史的觀照下，林也發現，面對柏林圍牆的倒塌、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整個蘇聯集團的解體，以鄧小平為首的後天安門中國領導人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共產黨權力至上的、傳統教義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堅持。

如果我們將政治改革大體上區分為兩個根本不同但互不排斥的領域，對有關後天安門政治發展的不連續性的這些非常不同的解讀, 可能就並不是那樣相互矛盾了。這兩個領域是：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前一種改革聚焦公共權力，包括權力的來源、分配和運作，而後一種改革關心的則是如何在公共權力的範疇內把事情搞定。根據原國家經濟政策智囊程曉農在本書第九章的分析，在天安門鎮壓之後出現了短暫的經濟衰退，在這段時間裏趙紫陽的經濟改革政策也遭到批判，政治原教旨主義一時流行，但隨着鄧小平的所謂「南巡」，這個政權又重新啟動經濟現代化，以便能夠維持對於政治權力的壟斷。援引程的話來說，中共政權「成功地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政治批評轉移到了賺錢上來」，同時這個政權也需要將其管治方式現代化以適應中共現在採納的市場化和全球化。正如鮑姆所注意到的，「增強執政能力」的口號和項目，正標誌着現政權進行這種適應的動力。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趙紫陽的某些改革舉措存留了下來（正如國家公務員制度這個案例所顯示的），但這些措施卻同時遭到篡改和歪曲，以除掉那些可能削弱黨對國家公共權力的壟斷的因素。

對趙紫陽那些旨在重新分配被黨壟斷的政治權力並實行有限多元化的改革舉措，比如把黨和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分開的改革，這些改革的命運無疑是被終結。不僅如此，在九十年代還引入了相反的對策，來恢復和加強一度被削弱了的黨在市場化的中國的各個單元中無處不在的領導。用林和立的話來說，黨至高無上的原則不僅恢復了，而且黨的權力在加大。黨委書記在所有地方都重回第一把交椅，並且掌握全面的權力，包括在大學、在研究所、在醫院和在商店裏，甚至在國營企業。為此，後天安門時代的江澤民領導層專門創建了一個全國性的黨委會，那些領導和監視大中型國營企業經理的黨委書記們即隸屬於這個機構。現任中國總理溫家寶、也是胡錦濤領導層的第三號人物，在這個機構成立的時候被任命為委員會的首任書記。隨着黨委書記們回到市場經濟管理之中，官員的腐敗迅猛增加到了猖獗的程度，以至在中國當前的公共生活中貪污腐敗已經「正常化」，如果還不是合法化的話。

針對黨政分開的一個最突出的反對對策，發生在法治領域。實現「法治」在口頭上是後天安門時代領導層的一個重要目標，但在實踐中他們的作為卻正好相反。為了所謂的「法治」，領導層加強了黨的政法委，賦予這個委員會全面監視國家各個層級的法院、檢察院、警察、和律師協會的權力，通常並任命相應地區的最高警察頭子作這個委員會的書記（見吳、林各章） 。這等於說，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國法律系統和所謂司法改革的進行，都是由警察頭領在負責。

當新的領導層無法簡單地取消競爭性選舉機制的時候，他們也想出了一系列巧妙的措施來操控這種選舉。比如說，中共十三大引入了有限競爭的選舉來選舉中央委員會，而在此之後連續幾次的全國黨代會則發明了一系列的辦法，包括在代表團內部實行預選等，來確保領導層對於選舉結果的掌控。這類伎倆的目的，就是閹割選舉的本質; 而為了公關需要和對合法性的操控等目的，仍然保留選舉作為一種已經失去了靈魂的形式。

總的來說，在有關黨的權力壟斷的制度領域內，江澤民領導層和胡錦濤領導層有能力歪曲甚至逆轉趙紫陽在一九八零年代引入的改革，但他們在社會領域就沒有這麼大的能力了。根據林和立的研究，非政府組織，包括那些半獨立的學術研究機構，現在也受到更為嚴密的監控乃至騷擾。然而，經濟市場化的社會後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比政權的控制意願，更為強有力地重塑了後天安門時代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後天安門領導層，特別是江澤民領導層，非常急於推進經濟市場化以支持其政權搖搖欲墜的合法性（見程的一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趙紫陽的經濟改革甚至是社會改革的遺產能夠存留下來，而在這同時趙紫陽絕大多數關於黨政權力系統的改革政策和計劃都被擱置或終止了。政治改革的這種不平衡的逆轉，而不是當局的那種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所謂要推進社會自由化的意願，進一步加大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不同和對立，因為國家在經濟上走向自由而在政治上則實行壓制，而社會則在經濟上有某種程度的反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是反權威主義的。這種為後天安門政治逆轉所造成的不斷加劇的國家與社會對立，是理解近來和將來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大關鍵。

還有，後天安門的中國領導人，從趙紫陽的下台中，汲取了不僅是政治的、而且是有關他們自己的宦途生涯的政治教訓。趙紫陽一夜之間從國家領導人變成一個失去自由的老人，這一教訓，對後天安門的領導人來說，比全球共產主義崩潰還要切近。結果，他們不僅在制度層面推行了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以加強共產黨的領導，而且編造了所謂的「北京共識」來排除從上層發動政治轉型的任何可能，並單一努力於促進經濟繁榮。就他們個人的角度來說，追求權力和職位，經常是壓倒了行使領導和管治職能。用政治術語來說，這就是：維護穩定的偏執狂，粉碎了政府與社會協同行動以實行政治制度的結構性改造的所有機會。至此，政治改革充其量也只是一個公關遊戲，以便給仍在延續的威權主義政權抹上一點兒油彩，使它稍具吸引力——或者說，這就能夠提供一些方便的藉口，來吸引海內外那些想在中國的盛筵中分一杯羹的人。

面向未來的中國政治動勢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極大地改變了中國，這個變化比許多人迄今所認知到的要重要得多。這些人只強調天安門事件並沒有打斷中國向市場經濟的邁進，錯誤地假定經濟市場化的自然結果必是一個自由社會。事實上，自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政治發展的動態特徵跟趙紫陽時代已經大不相同。這些特徵包括經濟進步和政治衰敗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現政權和普通公民之間不斷增強的對立，以及現政權華麗的辭藻與其在政治改革上的不作為乃至政治鎮壓行動之間的巨大鴻溝。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因素一起，正在決定着中國的未來走向。

一個根本的改變在於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自一九七零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十年來，一直都在困擾着中國領導人對於現代化的追求和進行。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前的那十年，從處理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的關係來看，是以不斷出現政治改革的衝動並時爾進行政治改革的嘗試為特點的，儘管這種嘗試總是遇到困難。而後天安門時代的政治，除了說辭之外，已經失去了政治改革的動力，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共從天安門事件和全球共產主義崩潰中得到了教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推動經濟發展的努力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鮑姆在第七章中所深刻地指出的，由於中共害怕那種引發一九八九年學生遊行的民眾情緒再次出現，後趙紫陽時代的中國領導層無限期地推延了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改革。當經濟增長從一九九零年代初開始加速步伐時，中國強勁的、充滿生機的市場經濟和僵化的、不合時代的政治制度，嚴重地擴大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鴻溝，使得中國的列寧主義政體在導致體系不穩定的那種衝擊面前變得越來越脆弱。跟一九八零年代相比，特別是跟趙紫陽領導下的中共十三大前後相比，在江澤民和他的繼承者胡錦濤領導下的中國，這二十年來所經歷的是政治改革的倒退，而不是政治改革的進步。今天，已經深深地捲入了全球化的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有活力、越加多樣化和具有很強的社會流動性，但是，引用鮑姆的話來說，「剛剛出現的經濟和社會多元化，在封閉的獨裁式列寧主義的政治領域裏沒有反映出來」。

國家和社會之間的脫節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已經到了發展成為對抗的這樣一個程度。根據周曉在第五章中的觀察，趙紫陽對基層自由化的支持，證明和平的政權改造必須從下面開始，而領導層的態度也是這種制度轉變出現的一個關鍵。然而，當天安門的民主運動被當局回答以軍事鎮壓而不是改革整合的時候，支配了八零年代的中國政治轉型的活力就在一九八九年失去了動能。趙紫陽要以人民的力量來支持他的政治改革的嘗試失敗了。從此之後，正如本書多數作者都同意的，政治改革的討論走向式微；也正像我們前面所分析過的，所謂貫徹政治改革就僅僅成為空談。正如林和立所認為的，極為需要的政治自由化被不斷地、再三地拖延，這就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沒有相應政治配套的市場化過程，用程曉農的話來說，就「被政治和經濟精英所劫持，而讓大多數的國民付出代價」。社會矛盾再次高漲，而這種不斷加劇的社會緊張，反過來又被用來作為拖延和不能進行政治改革的藉口。從那以後和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政治發展中最重要的現象，就是政治轉型的模式發生了變化：公民們的改革要求，更不要說他們的改革創舉，與現政權對穩定的偏執狂之間，對立取代了協作。這是天安門事件帶給中國的一個最為根本的變化。如果沒有什麼重大事件打斷這種政治走向，人們沒有理由期望另外的選擇能夠浮現。

在中國的情況下，對威權主義的政治改革，必然意味着公民自由和公眾參與的擴大。然而，國家與社會的對抗，嚇壞了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政權；他們從真正的制度改革中後撤，轉而求助於玩弄政治改革的文字遊戲。這就是為什麼此後對於政治改革的討論是那樣蒼白無力，特別是將這些討論跟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後期所表現出來的具有勇氣的遠見相對比（見王的第二章）。本書的許多作者（比如，王，鮑姆）都強調了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在某種方式上跟今天中國政治的關聯，而這一點的另外一面也值得簡略地探討一下。這個另外一面就是，後天安門時代的中共黨國政權，對於真正的政治改革的興趣在不斷減退，除了政治改革所具有的某些殘留價值——這包括在政治改革的說辭下來加強黨的管治能力，還有面向國際社會的公關考量。中國官方改革言論的空洞，也可以用我們上面討論過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關係的變化來解釋。這一關係，在趙紫陽的年代裏，曾經佔據了有關政治改革的爭論的軸心。正如本書和其他證據所顯示的，趙紫陽、鄧小平和天安門事件前的中國領導層在提出政治改革的時候，一個最為重大的考慮，就是他們在戰略上認為需要通過政治改革來為經濟自由化掃清障礙。然而，這個根本的動機已經不適用於今天的中國，因為這是一個已經全面市場化了的中國，是一個已經持續經濟繁榮幾十年的中國。同樣地，中國一度必須努力向國際社會顯示中國是在把自己融合到人類的基本價值體系之中，並期望贏得國際上對其認真的政治改革的認可；而現在，中國的經濟繁榮對全球的吸引力，已經取代了中國那種要說服世界認為中國是值得國際社會欽佩和尊重的努力。總的來看，就創造那種可以幫助克服官僚對經濟自由化的抵抗、可以匹配市場經濟的政治制度這一點來說，來自經濟領域的結構性和戰略性壓力，如果說尚未完全消失的話，那也已經大大地弱化了。同時，由於有了更多的國際信息來源（這有一部分是來源於海歸學生和其他文化交流），後天安門領導層擁有了更強的能力，來用全球通行的方式去談論什麼「良治」和「民主」等等——不過，這不過是進一步擴大了空洞的言談和醜惡的現實之間的鴻溝，而沒有任何實質的改革在貫徹推行。

這跟盛行的假定形成了尖銳的對立。盛行的假定認為，原本的國家計劃經濟的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成功，必將給中國帶來民主。中國的情況其實正好相反。通過擁抱資本主義全球化而產生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恰恰給中國現政權提供了強大的武器來抵制根本的政治變化，因為它一度受到威脅的合法性現在得到了補救，已經足以支撐共產黨對於政治權力的持續壟斷。國內和國際的經濟自由化，並沒有像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刺激政治改革；相反，按照格拉赫（Mary Gallagher）的富有洞察力的論斷，它幫助延遲了中國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到來。[20]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二十年裏，中國政權將自己的威權主義維持得太好了——事實上比他們自己、也比他們的敵人所預期的要好得多，他們怎麼會改弦易轍而冒政治改革的風險呢？

更進一步說，不利於政治改革的結構性因素在後天安門政治中已經形成，並為後天安門政權的權威主義經濟發展的策略所持續加強。正如本書有些作者（例如，程在第九章，博頓在第八章）指出的那樣，因為權力和資源被黨國政權所壟斷，中國市場化中出現的中產階級是高度依賴於共產黨政權的；通過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方案，中國的企業家們現在正被吸納進入統治精英的紐帶之中。根據程曉農的說法，「權力的商品化」支配了新興的中國市場體系，國家計劃經濟現在被一個由成千上萬的個體黨政官員所操控的市場所替代，而這些官員們無一不在尋求自己的個人利益。腐敗到處蔓延，不但扭曲了市場競爭，而且毀掉了社會道德的底線；它還聚集了強大的阻力，抵抗對於現行政治安排的制度變革，因為目前這種權力安排正是他們的既得利益的靠山。這就是林和立所指出的：「其必然的結果，就是黨的高層幹部沒有什麼興趣去（與民眾）共享權力，因為重要的是那些動輒涉及數十億元資金的商業機會和利潤」。

            然而，這並不是說，政治轉型的希望已經在天安門事件中破滅了；也不是說，趙紫陽留下的政治改革遺產跟中國的政治未來就完全無關了。就像我們在本書「導論」中所討論的那樣，趙紫陽的遺產可以被多方面地應用來孕育改革或者革命，也可以應用到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治理之中。儘管在可預見的將來沒有政治改革的前景，我們這裏需要強調和補充的是：當危機出現並大到足以撼動後天安門時代的既有狀態時，改革的機會就會重新浮現。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取得了成功，但是，其高昂的代價已經給中華民族和人類世界都帶來了麻煩。這些麻煩廣泛而多樣，從社會不公，社會福利的缺失，精神、道德原則的貧乏，到能源匱乏、環境惡化、和傳染病的蔓延。今天的中國，在經濟繁榮的背景下，社會矛盾和動盪不斷上升。這個政權在後天安門時代的戰略是：把關乎公共利益的政治問題，減低為僅僅是關於什麼有利於精英聯盟中的特定人群的特定利益這樣的經濟問題；而這個戰略現在所製造的問題已經遠遠多於它的維持穩定的效能。沒有人否認，胡錦濤領導下的黨國政權正在努力對付這些問題，但是，問題在於，不去系統地改革中國現行政治制度，這些努力能有多大作用？對於農民的貧困化、對於幹部的腐敗、對於空氣和水的污染，所有那些高調的所謂鬥爭，迄今並沒有改變我們上面所討論過的政治發展的任何特點——比如說，既沒有改變政治與經濟的脫節，也沒有降低社會與國家的對抗，甚至也沒有減低這些問題本身不斷惡化的速度。隨着這些麻煩不斷累積和擴展，它們或遲或早會達到那種引起或大或小的政治和管治危機的程度。現政權首先會嘗試採取慣用的辦法去應付危機；但是，如果危機超出了可以控制的範圍，體制內的有些人也將不得不尋求另外的資源來實行激進的變革。而在這些所謂「另外的資源」中，趙紫陽的遺產佔據顯要位置。在這樣的情況下，真正的政治改革的機會就會再次出現。

這就是為什麼鮑姆與林和立都向中國領導層推薦趙紫陽的遺產，為什麼其他一些作者，比如王紅纓，在趙紫陽的遺產中看到了「民主未來的種子」。 鮑姆雖然認識到, 「沒有什麼跡象表明官方有任何意願重估——更不用說繼承——趙紫陽的遺產」，但他堅稱，「中共通往生存的道路，必須和必然要在趙紫陽一九八七年的改革藍圖中發現」。他認為，「如果不去認真地重新考慮這個藍圖或某種跟趙紫陽藍圖相似的東西，所謂協商式的列寧主義就不可能在自己的『死胡同』中找到平坦的出口」。鮑姆建議，沿着這一條路，「要逐步地賦予崛起的社會力量以權力，要接受政治競爭並使之合法化，要問責黨的領導人，至少限度要使他們對法律負責，如果不是對全體選民負責的話」。同樣地，林和立發現，在中國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趙紫陽式的政治改革是必需的。他敦促中國領導層「考慮這樣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的半列寧主義的政治制度，是這個國家全球化和真正、徹底地現代化的最後一塊絆腳石」。林和立展望說，通過重拾政治改革，中國「可以免除美國、歐洲和亞洲的恐懼，因為目前中國這樣的的崛起可能導致沒有節制的民族主義和軍事冒險主義」。對他來說，「對趙紫陽貢獻的重新審視顯示，儘管現在進行政治改革要比趙紫陽這樣的偉大改革家在位時還要艱難許多，但對北京來說，現在採取行動來打破常年政治停滯的僵局還不算太晚」。

            如果出現危機，公民革命反抗威權主義的機會也可能會到來。隨着自上而下啟動根本性政治改革的機會被不斷拖延和錯過，這種公民革命的可能性就會相應增加。這種革命很可能是一次「顏色革命」，而不是比如二十世紀中國革命那樣的傳統風格的革命。更準確地說，它將是自下而上對於根本政治變革的追求，而所謂根本政治變革，可能包括政權更替和制度改變。如果人民運動發展到足夠強大，現政權中的激進改革家也好，政治投機分子也好，也都將會加入到人民運動的浪潮之中。這種情形將會很容易地提醒現政權之中的改革派領導人或機會主義領導人：曾經存在過趙紫陽。這樣，趙紫陽將會是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一面為革命的公民進行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提供激勵，另一方面也能夠同時提供具有認受性的主張，讓人民革命跟政權中的溫和派相互合作。

不管採用從內部改革的途徑，還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途徑，來實現從共產主義到民主的政治轉變，中國都會遇到深重的公共治理困境。這樣的挑戰，將會打響非共產主義政治轉型的完成過程中最後一個、也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戰役，會對轉型期和後轉型期的新政權管治這個巨大國家的能力形成極大的考驗。在這個方面，趙紫陽的遺產也將會是一個寶貴的資源，因為趙的遺產將會提供對轉型過程中各種議題的深刻理解和應對這些議題的政策創意。

結束語

很少有人像趙紫陽一樣與中國駛離共產主義的全面轉型如此密切地聯繫在一起。鄧小平作為後毛時代中國共產主義開啟轉型的主要領導人，拒絕了推進政治轉型的機遇，而選擇了擁抱單軌經濟市場化以支撐中共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多地是技術官僚而不是政治家，他們兩個人的成就不外乎延續了鄧小平的市場權威主義戰略，而不是為中國推進全面轉型打開任何新的途徑。相比之下，趙紫陽對中國轉型的重要價值和關聯則是一以貫之的。他在領導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設計和盡力貫徹中國的政治改革中據有領先地位，並在這些改革之中圍繞人類進步而從公民創舉和國際實踐中不斷地學習。儘管他有自己的局限，但是，由於他身上結合了歷史遠見和實幹能力，也由於他對政治理想主義和道德尊嚴的堅持，趙紫陽在當代中國領導人中佔據了鶴立雞群的位置。

就推進中國駛離共產主義的轉型而言，趙紫陽在他的一生中經歷了漫長的旅程。為了敘述的方便，可以把這一旅程粗略地分為四個階段，即：經濟改革的地方實驗、全國經濟改革、全國政治改革、天安門事件中的行動及後天安門時期對中國轉型命運的反思。在本書中，我們的討論集中在全國政治改革上，這個階段和主題跟它之前和之後的其他兩個階段是有相互交叉的。這三個階段各有相應的政治含義，即：經濟改革的政治意義、政治改革的計劃本身、還有趙紫陽在天安門事件之中和之後的選擇。它們歷史地和概念地代表了趙紫陽與中國的非共產主義政治轉型的三類聯繫：帶有政治意涵的非政治方面的漸進改革，自內部進行的全面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對改造威權主義政治制度的和平革命的支持。儘管有證據表明他與舊政權有歷史的和政治的聯繫，上述三種類型的變化清楚地展示了趙紫陽從一個新權威主義經濟改革家到自由主義政治改革家的進步軌跡。

這也就形成了三類遺產，在後天安門政治中被對中國轉型持有不同態度的人們分別繼承了下來。權威主義經濟改革在被閹割了其中的政治自由衝動之後，現在變成了中國當今政權的主宰性的指導原則。這樣的改革所不可避免地產生的政治效應，被後天安門領導人動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強制的、財政的和宣傳的手段，實行了控制和壓制。這看起來是趙紫陽經濟方案的延續，但它跟趙紫陽的經濟改革已經有了本質的不同，因為趙的經濟改革是以國家與社會之間形成合奏為特徵的市場化，而且釋放並利用了市場化所能產生的正面的政治效應。沒有認真的政治改革，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只能讓普通公民付出極大的代價，並且造成無數的問題。

實際上趙紫陽的政治改革甚至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就被擱置，而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又被歪曲和終止。在後天安門政治中，趙紫陽的政治失敗使他在定義或辯護自己的政治遺產時處於一個不利的位置。趙紫陽成為一個「無名之輩」，他的名字被從所有官方文件中省略或刪除，這包括他代表中共政府在中英香港回歸中國主權協議上的簽字。可悲的是，這一回歸還是中共政府宣稱的民族榮耀。關於記憶的政治，或者簡單說對歷史記憶的抹殺，就趙紫陽和八十年代政治自由化的努力這個例子來看，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白，讓人無法有所參考而確定中國在哪裏和中國是什麼樣子。在今天的中國，關於政治轉型的官方言論和政治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已經擴展到這樣一個程度，以至人們在讓人暈眩的對所謂的政治改革的宣傳攻勢下，根本不能掌握中國轉型的實質。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仍在繼續政治改革這樣一個幻象在流行，而這既是對政治改革的概念的錯誤理解，也是對中國政治現實的錯覺和誤判。政治改革這一概念常常與現政權用來加強其對公共權力的壟斷而使用的那些政治措施相混淆，而現實則常常被簡化為就是官方政策所宣稱的那些東西。關於趙紫陽政治改革創舉的回顧和研究，至少有助於釐清從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的歷史軌跡。

只有開始恢復歷史真實的努力，才可能讓中國政治未來的其他選擇成為可行。這些所謂其他選擇包括：要麼從內部繼續趙紫陽的改革，要麼像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那樣，將信任和希望放在那些站立出來的普通人民身上——這些人民站立出來，要求自己作為共和國公民（而不是皇帝的奴隸）所應有的權利，要求自己作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共產黨幹部的臣民）所應有的尊嚴。中國的政治轉型，自從它在毛這個皇帝死去之後一旦開端，就將不會半途而廢，因為中國公民也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樣夢想自由，憧憬尊嚴，並渴望成為自己生活和命運的主人。

（中文譯文首發於張博樹主編，《趙紫陽的道路》，香港：晨鐘書局，2011年6月第1版，頁235-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