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位專家學者在京舉行政治敏感座談會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周年座談會。
今年是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8月27日，《決議》紀念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一百多名政界、經濟界、理論界、法學界和新聞界人士參加了會議，四十多人作主題發言。
這個直到開會前3天的8月24日晚間才確定能夠召開的8·27會議，在中國民間立即產生了很大反響，並被認為對中國的改革和前途有深刻影響。
《決議》
全國政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會上發言說，三十年前的《決議》中自我批評不夠。現在有人懷念文革的一些做法，這是一種倒退。革命黨要向執政黨轉變，是一個歷史抉擇和歷史機遇。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說，三十年前否定了「兩個凡是」，今天中國又有兩個誤導理論：穩定壓倒一切論和中國社會特色論。過分強調了中國的特殊性，就會忽略人類的共同理念。而共同的憲政、法制、人權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稅務》雜誌社原社長張木生在會上說，中國30年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也帶來了巨大的問題。許多問題出在黨內，需要好好反思總結。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是明明在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應當堅持黨的領導，但也必須改善黨的領導。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指出《決議》的不足，他說，執政者在執政過程中犯了什麼錯誤，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災難，導致錯誤的原因和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在《決議》中都沒有說清。
文革和利比亞的教訓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會上提醒人們，在不忘文革教訓的同時，要認真分析利比亞的教訓。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民主和法治。這條路是繞不開的，拖的時間太長，付出的代價將更大。
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說，雖然會議討論的題目看上去是歷史性的，但討論的話題卻無論對普通中國人還是領導層，都是今天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在會上作主題發言的《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在接受BBC中文網電話採訪時說，會議表達了各方意見，針砭時弊，使各方達成共識，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很有益。
海外有評論，認為 8·27會議高調批評中共弊政，但是楊繼繩和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都表示不同意這一說法。
楊繼繩說，會議發言者談的都是理論方面的看法，而且這些看法過去都談過，現在只是知識分子們再次表述一下而已。
理性討論
丁學良認為整個會議開得非常理性，除了對《決議》的局限性有所批評之外，許多人談的都是怎樣對待毛澤東的遺產，以及怎樣從文革中吸取教訓，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
從這個意義上說，丁學良認為批評中共弊政只是會議討論中的一方面，更多的是提出關於改革的重要建議，正面的、建設性的、非極端化的政治思考，既沒有把中國政改看得太容易，也沒有認為中國的政改已經沒有希望了。
外界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大陸多年來從未舉行過類似的政論會。無論是參加會議者中的一些人，還是會議討論的問題，都帶着很強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的今年。
8·27座談會影響迅速。每位主題發言人講話後不到5分鐘，發言人最核心的幾句話就通過電腦和iPad立即傳到網上，引起公眾關注。
這樣一次堪稱不同尋常的座談會，對中國決策層和中國的前途可能會起什麼樣的影響，與會者卻有不同看法。楊繼繩認為，目前這只是知識分子在論政，不過他希望很多人的聲音也許就能形成一種力量。
丁學良則比較樂觀，他認為，由於參加會議的大部分人都在重要的政策研究或檢驗政策落實的部門工作，所以會議的思想一定會對決策層和中國的前途有影響，但影響有多大，則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顯示。
丁學良說，中共中央很快要召開18大，8·27會議討論的問題，在18大之前都會被各個方面討論。而8·27會議上提出的思路，他認為一定會是中共一些負責任的官員和領導人關注的問題。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30周年座談會。
今年是紀念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三十周年，8月27日，《決議》紀念座談會在北京舉行。一百多名政界、經濟界、理論界、法學界和新聞界人士參加了會議，四十多人作主題發言。
這個直到開會前3天的8月24日晚間才確定能夠召開的8·27會議，在中國民間立即產生了很大反響，並被認為對中國的改革和前途有深刻影響。
《決議》
全國政協常委、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會上發言說，三十年前的《決議》中自我批評不夠。現在有人懷念文革的一些做法，這是一種倒退。革命黨要向執政黨轉變，是一個歷史抉擇和歷史機遇。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江平說，三十年前否定了「兩個凡是」，今天中國又有兩個誤導理論：穩定壓倒一切論和中國社會特色論。過分強調了中國的特殊性，就會忽略人類的共同理念。而共同的憲政、法制、人權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稅務》雜誌社原社長張木生在會上說，中國30年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也帶來了巨大的問題。許多問題出在黨內，需要好好反思總結。改革開放最大錯誤是明明在搞資本主義，卻不敢告訴人民。應當堅持黨的領導，但也必須改善黨的領導。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于建嶸指出《決議》的不足，他說，執政者在執政過程中犯了什麼錯誤，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什麼災難，導致錯誤的原因和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在《決議》中都沒有說清。
文革和利比亞的教訓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在會上提醒人們，在不忘文革教訓的同時，要認真分析利比亞的教訓。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民主和法治。這條路是繞不開的，拖的時間太長，付出的代價將更大。
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的電話採訪時說，雖然會議討論的題目看上去是歷史性的，但討論的話題卻無論對普通中國人還是領導層，都是今天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
在會上作主題發言的《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在接受BBC中文網電話採訪時說，會議表達了各方意見，針砭時弊，使各方達成共識，對中國的改革前途很有益。
海外有評論，認為 8·27會議高調批評中共弊政，但是楊繼繩和丁學良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都表示不同意這一說法。
楊繼繩說，會議發言者談的都是理論方面的看法，而且這些看法過去都談過，現在只是知識分子們再次表述一下而已。
理性討論
丁學良認為整個會議開得非常理性，除了對《決議》的局限性有所批評之外，許多人談的都是怎樣對待毛澤東的遺產，以及怎樣從文革中吸取教訓，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
從這個意義上說，丁學良認為批評中共弊政只是會議討論中的一方面，更多的是提出關於改革的重要建議，正面的、建設性的、非極端化的政治思考，既沒有把中國政改看得太容易，也沒有認為中國的政改已經沒有希望了。
外界一些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大陸多年來從未舉行過類似的政論會。無論是參加會議者中的一些人，還是會議討論的問題，都帶着很強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的今年。
8·27座談會影響迅速。每位主題發言人講話後不到5分鐘，發言人最核心的幾句話就通過電腦和iPad立即傳到網上，引起公眾關注。
這樣一次堪稱不同尋常的座談會，對中國決策層和中國的前途可能會起什麼樣的影響，與會者卻有不同看法。楊繼繩認為，目前這只是知識分子在論政，不過他希望很多人的聲音也許就能形成一種力量。
丁學良則比較樂觀，他認為，由於參加會議的大部分人都在重要的政策研究或檢驗政策落實的部門工作，所以會議的思想一定會對決策層和中國的前途有影響，但影響有多大，則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顯示。
丁學良說，中共中央很快要召開18大，8·27會議討論的問題，在18大之前都會被各個方面討論。而8·27會議上提出的思路，他認為一定會是中共一些負責任的官員和領導人關注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