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個叫切·格瓦拉的紅色冒險家倒下，一個風靡世界的神聖偶像誕生了。他頭戴紅星貝雷帽的桀驁頭像充斥在T恤、藝術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這個經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眾文化符號。他也成了影響歷史與潮流的代名詞，與革命、烏托邦和青春劃上等號。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種煽情方式演繹，曲折傳奇中又充滿矛盾。今年在他40年祭日時，世界各地又開始不斷上演重複的紀念。現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無暇探究其真實性，紀念逐漸成為一個被抽空的膜拜。
這個被《時代》周刊稱為「最迷人，也是最危險的一個」，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險」的一面卻被他光環所遮蔽。這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談及他的作戰經驗時說，「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時，世人就見識到了這位自由戰士的狂熱。他在得知美國和蘇聯達成妥協時，他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導彈還在我們手裏，我們可以摧毀美國的核心，包括紐約城。我們會走向勝利之路，就算那會使成千上萬的人成為核犧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裏，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慘烈。幾個月後和蘇聯領導人米高揚會談時，格瓦拉不動聲色地抽出手槍遞給翻譯說，我要是你的話，現在就……
這些絕對不是一時衝動說狠話，他可是一個敢想敢為的十足流浪冒險家，連他老搭檔卡斯特羅都這麼說，「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險的境地里，用最冒險的方法解決問題……」
如果沒有他自己寫下的日記，我們幾乎難以看到一個走下神壇的格瓦拉。那裏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覺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擴張，因為它聞到了火藥的強烈味道和敵人的身體散發出的血腥味。」在這種嗜血的心態下，可以理解他為何革命勝利後也大開殺戒，以專制鐵腕鎮壓異議者和所謂「反革命」。有時殺人並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愛好，他在寄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得承認，爸爸，在那一刻，我發現我真的喜歡殺戮。」
1959年年初，一位羅馬尼亞記者拜見格瓦拉，正好聽見格瓦拉向執刑隊下達命令，一些人抽搐着倒下。在這次屠殺中，共有600多人喪生。這位受刺激的記者寫下一首詩歌，題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實這次大屠殺基本跟復仇和正義都不搭邊，唯一理由是為了防止復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亞堡監獄時，命令手下給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剷除敵人。」那裏大概有800個死囚擠在只能容下300個人的房間裏，這些人是前政府的憲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負責上訴法庭的工作，但是，他從來都是維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發表名為「一個年輕社會主義者應該是怎樣的」的演講，他說：「一個年輕人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就是當他把子彈射向敵人的時候……」《時代》這樣評價說：「和卡斯特羅不一樣，格瓦拉顯得冷酷也更注重實際。同一個切，可以平靜地下令將違紀同志斬首，然後去參加篝火晚會……」
然而，讓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國的大學生們舉着格瓦拉，喊道「要做愛，不要作戰！」要求自由進入異性宿舍！從那後，格瓦拉成了一個商標，成了年輕人的硬通貨，為得只是一種情緒的表達，一種盲從或想像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