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61年開始啟動的洋務運動，基本格調就是「中體西用」，也就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接受火車，電報，輪船，洋火等等都可以，但改變自己的政治制度，那是萬萬不接受的。
因為在1894年甲午戰爭之前，洋務運動帶來一種表面的經濟飛速發展，也着實迷惑了相當一部分人。「中華民族迎來了偉大復興」，「中國進入了盛世」，「中國的崛起是無法阻止的」，種種歡呼雀躍之聲，開始在中華大地上流行。當時有沒有清醒的人？其實也有幾個。除了早期民主思想家呼聲之外，有些大臣也一再提醒朝廷不能捨本逐末。
如長期擔任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的文祥，在死前不久即1875年上《密陳大計疏》，指出：「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認為議院制度清國「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
再如兩廣總督張樹聲1884年在自己的《遺折》中更是把民主制度視為救國的根本：「夫西人立國，自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馴致富強，具有體用。育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一心，務實而戒虛，謀定而後動，此其體也；輪船、大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足恃歟？」他懇請清廷下決心「采西人之體，以行其用」。
這些建議揭示了西方富強的真諦，指出了中國應「采西人之體」的正確方向，如被採納，中國近代史可能因此而改寫。但這些意見都被拒絕。半是因為政治改革會觸及政治集團既得利益，半是因為洋務運動帶來的表面經濟飛速發展蒙住自己雙眼。
在這些有識之士當中，最牛的人當屬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這個人牛在什麼地方？他準確預言清廷五十年內滅亡。
只要沒有緊急繁忙的軍政事務，曾國藩晚上往往喜歡與幕客聊天。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曆1867年7月21日晚，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與趙烈文聊天時，憂心忡忡地對趙說：「京中來人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烈文回答說： 「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就是說，現在「天下」統一噎很久了，勢必會漸漸分裂，不過由於皇上一直很有權威，而且中央政府沒有先爛掉，所以現在不會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但據他估計，今後的大禍是中央政府會先垮台，然後出現各自為政、割據分裂的局面；他進一步判斷，大概不出五十年就會發生這種災禍。
聽了趙烈文這番話，曾國藩立刻眉頭緊鎖，沉思半天才說：「然則當南遷乎？」顯然，他不完全同意趙烈文的觀點，認為清王朝並不會完全被推翻，有可能與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政權南遷、南北分治、維持「半壁江山」的王朝一樣.對此，趙烈文明確回答說：「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他認為，清政府已不可能像東晉、南宋那樣南遷偏安一隅，恐將徹底滅亡。曾國藩反駁說：「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趙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已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
趙的談話確實非常坦率，他實際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軍因明亡於李闖、吳三桂因紅顏一怒大開城門而入關，所以「創業太易」；入關後為震懾人數遠遠多於自己的漢人而大開殺戒，如「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誅戮太重」，這兩點決定了清王朝統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後來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純正，但善與惡並不互相掩蓋彌補，何況「天道」已給他們帶來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為十分豐厚的報答，因此這些後來君主們的「德澤」並不能抵消清王朝「中共建政」時的無道，仍不足補償其統治的合法性匱缺。
對趙從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殘暴性這兩點，否定其統治的合法性的這番言論，曾國藩並未反駁，沉默很久後，曾才頗為無奈地說：「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祏之隕」。「祏」是宗廟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隕」即指王朝覆滅，曾國藩也預感到清王朝正面臨滅頂之災。
當然，在一段時間內，曾對此問題看法仍十分複雜和矛盾,雖然有時承認現在「朝無君子，人事僨亂，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時又對清王朝仍抱某種希望，認為現在當朝的恭親王奕欣（奕欣人稱「鬼子六」，洋務派首領）為人聰穎、慈禧遇事「威斷」，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爛」、「根本顛仆」的結局。
而趙烈文則堅持己見，認為奕欣「聰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斷」反將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頹局，像現在這樣「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當默運天心，未必其然也」。
「默運天心」頗有些神秘主義色彩，但在此更可將其理解成為一種「天道」、某種「歷史規律」，現在局面如此不堪，如無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僅靠現在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修補補，實則無濟於事，而奕欣、慈禧均非能對體製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難免分崩離析的命運。趙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見，不僅對歷史大勢看得透徹，而且作為一個遠離權力中心、根本無法近觀奕欣、慈禧的「幕客」，對此二人的判斷卻準確異常.
為以後的歷史所證明：奕欣確是朝廷中少有的開明權貴，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與他有關，因此當時有視野開闊、思想開明之譽，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圖存最後機會的維新運動興起時，他卻堅決反對，證明趙在1867年對他作的僅「小智耳」的論斷不虛。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後不斷為其「威斷」所蔽所誤已為眾所周知，無須再贅趙的眼光，確實老辣。
不過，曾對趙的論斷仍無法或不願完全相信，總感到清王朝還有一線生機。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國藩被任命為直隸總督。由於直隸管轄京城四周，曾國藩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見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親王奕欣及文祥、寶鋆等高官，在幾天之內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見對此，他當然備感榮耀，直隸總督之職位不僅使他能近距離觀察清王朝的「最高層」領導，而且使他能對全國的形勢有更多了解，這時他才知道國家的頹敗遠遠超過自己原來的預料，而朝中根本沒有可以力挽狂瀾之人。
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對剛剛來到保定直隸總督府的趙烈文坦承自己對時局、朝政的失望，對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寶鋆、倭仁這些清王朝最高統治者們的人品、見識、能力、優點與弱點逐一分析點評了一番，分析點評的結果是他們皆非能擔當王朝中興重任之人最終，他不得不同意趙烈文兩年前的論斷，清王朝噎病入膏肓，難以救藥。
歷史驚人準確地應驗了趙烈文的預言，清王朝終於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預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徹底垮台，正好四十又四年；而且，接踵而來的也正是趙所預言的長期「方州無主，人自為政」、即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當然，曾、趙已分別於1872和1894年去世。
雙目如炬，對天下大勢洞若觀火的趙烈文，透過洋務運動所營造的表面經濟取得飛速發展的迷霧，深入骨髓地看到能使清廷遭到滅頂之災的那個核心部分並未改變。而端坐廟堂之上的各色人等之中，也沒有一個人具有改變這個核心部分的才能和魄力。因此，趙烈文才會堅信自己的悲劇性預言。
二十世紀的洋務運動：改革開放，噎運行了三十餘年，如今迎來了中日釣魚島衝突，而十九世紀的洋務運動，則是運行了三十餘年之後，迎來了甲午戰爭。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故舊時代以道德來判定王朝氣脈，所謂因果循環，報應不斷。清以殺戮得天下，終究業果太深，必有所失。後來李鴻章繼續做官，為清廷效力，背負罵名，直到現在還不少人認為是華奸。趙烈文則回鄉隱居，購得園林，就是現在的常熟趙園。回想往昔，我們每個人又犯下多少業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