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容齡
在近代留學教育史上，想對於日本、俄國而言，晚清中國的一個落後之處在於留學人員的身份普遍低下，而日本早期留學海外的有相當一部分是貴族子弟，俄國當年連沙皇亞歷山大自己都出國遊歷。而類似的行為在中國則直到八國聯軍侵華以後，眾所周知的所謂的貴胄留學或王爺遊歷海外。然而，罕為人注意的是，裕容齡及裕德齡這兩位格格的留學日歐教育經歷。
裕容齡及裕德齡的父親裕庚，漢軍正白旗人。字朗西，人稱八旗才子。光緒優貢生，初參兩廣總督英翰幕事。由於裕庚官品較高，按清廷慣例，家中子女出生要先登記，女孩長大後，要候選入宮做妃子。但裕庚壯着膽子沒有登記，他要讓女兒讀書受教育。當德齡和容齡只有幾歲時，裕庚便為她們請了家庭教師。容齡年幼聰明，性格活潑。一天，老師正在給她講解語文，發現她一點也沒聽進去，卻輕聲哼着歌曲，唱着唱着便手舞足蹈起來了。這位老師懂得音樂，並且還是位七弦琴的琴師，他情不自禁地說：「小格格，你唱得動聽，舞得輕盈，如果有音樂伴奏，一定會增添不少光彩，我給你伴奏吧。」七弦琴樂聲悠揚，容齡翩翩起舞。從此，年幼的容齡自編自演了不少舞蹈，老師成了第一個支持她跳舞的良師益友。
裕庚的這種大膽的選擇，促成了近代中國歷史上隨不起眼但卻有特殊意義的故事——滿清格格要走出中華版圖留學海外了。裕容齡12歲那年，裕庚出任駐日公使，他帶領全家到了日本。
1895年,裕庚被清廷實授為出使日本的特命全權大臣。德齡、容齡全家人隨父親到日本東京赴任，在那裏度過了三年時光。期間，他們常跟着父親赴宴。在一次宴會上，一位日本有名的舞伎表演了日本古典舞，她那婀娜的舞姿深深地吸引着容齡姐妹倆。於是他們開始偷偷地讓一位能歌善舞的女僕教她日本舞。聰穎的容齡，很快掌握了日本舞的風格韻律和技法。一天，日本宮內大臣土方先生的夫人來看望容齡母親。容齡機敏地穿上和服，請求為土方夫人表演了日本古典舞—— 《鶴龜舞》，受到客人連連讚美。客人走後，容齡卻受到父母的嚴厲斥責，認為她有失身分，作為一個滿清王朝一晶官的格格，未徵得父母允許，竟然擅自在外國高官的大人面前跳舞。但容齡還是堅持要學習日本舞，父母只好有條件地同意她學舞蹈。但規定，學舞蹈只是消遣，不能登台表演。接着請了紅葉館一位著名的舞師來教容齡、德齡跳日本舞，同時還學習英文、日文等課程。
裕庚在日任滿返國後,旋即派往巴黎,出任駐法使臣。這6年的國外生活，使德齡容齡姐妹倆大開眼界,她們不僅在對西方社會各階層人士的廣泛接觸中增長了見聞,經受了歷練,同時還深入地領略了現代文明在各個領域對人類生活所帶來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容齡。
一次，一位外交界人士的夫人來裕庚家拜訪，看見容齡和德齡長得美麗可愛，尤其是容齡身材苗條，風度優雅，這位夫人便說：「美國依沙多娜·鄧肯正在巴黎教舞蹈，我有兩個女兒，你們也有兩位女兒，我們可以為這4個女孩子開一個班，請鄧肯來教她們。」容齡見到這位現代派舞蹈家並不緊張，她即興表演了幾個舞蹈動作給鄧肯看，鄧肯看到她優美自如的舞姿和善於抒發情感的體態，驚嘆地說：「呵！這位中國姑娘具有非凡的舞蹈天才，我白教你也願意。」
容齡經過3 年的刻苦學習，成績優異，勝過了所有的學生。有一次，鄧肯根據古希臘神話傳說編了一個舞劇，鄧肯物色演員時，便想到裕容齡扮演最合適，於是容齡扮演了這個舞劇的主角。不久，這個舞劇問世了，她的父母也被法國朋友邀去觀賞。裕庚和夫人看到劇中有一位披着長發，身裹白紗長拖裙露着半個臂膀光着腳板的姑娘竟是自己的小女兒容齡，立刻憋了一肚子氣。容齡一回到家裏，裕庚非常生氣地說：「你是一位公爵的格格，誰讓你在外國舞台上出風頭，你必須在家反省。」於是把她鎖在一個房間裏，每天由傭人給容齡送點麵包和水，關了一個星期。但是這種懲罰並沒有動搖容齡想成為一個舞蹈家的願望，她對父親說：「反正我要跳舞，我還要學芭蕾舞哪！」裕庚見女兒意志堅決，拗不過她，便同意她到法國國立歌劇院的名教授薩那夫尼那裏學習芭蕾。於是容齡踏上了芭蕾舞藝術之途，此後，又進入巴黎音樂舞蹈院深造。裕容齡終於在巴黎公開登台表演了。她表演了兩個節目：一個是《希臘舞》，一個是《玫瑰與蝴蝶》。
1903年春，德齡姐妹隨父回到北京時，她們以其活潑天真的性格稟賦和老練通達的社交能力，一道博得慈禧的青睞。剛剛經歷過了「庚子巨變」的慈禧為了進一步了解西方,同時也便於與西方國家駐華使節的夫人們接觸交往,便將她倆一併留在身邊,充作「御前女官」，前後共歷時兩年，並與妹妹容齡一起獲封郡主，時人稱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
雖然說，她們留學日法的經歷，在一定程度上是遊學，不過也有很多學習的內容。而其專業領域卻不是普通國民教育的科目，當然也不是傳統士子教育，而傾向於藝術教育，同時也有近代社交訓練訓練的味道。雖然，她們沒有獲得正規留學教育的證書，但基於其特殊的身份，卻獲得了一般留學人難及的進步——從格格上升到郡主，後人常稱之為公主。在當時封建中國，一個女性到了這個份上，也可以了。基於他們的表現，應該是慈禧太后後來認同、批准並推動貴胄留學教育的原因。更為難得的是，她們在慈禧太后身邊的日子，正是清末新政的核心期。我們應該相信，曾經懼怕維新變法的慈禧太后，能在幾年後陸續不斷地推出新的改革政策，其中應該有這兩個見識過日歐近代文明的「御前女官」的功勞。這她們的這些潛在作用，實在是不應該被歷史忘記的。
